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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立言不朽与品评之路 还应看到，从更深的历史层次上看，当前文艺高峰的国家构想其实依托着深厚的本土文化资源。具体地说，中国古代文艺史上曾经出现过若干文艺高峰观念，它们本身就成为当代文艺高峰的国家构想的本土历史渊源。而在中国古代文艺高峰观中，令人瞩目的文艺高峰生成路径有两条(远不只此)：一条可概括为立言不朽之路，另一条则可称为品评之路。 立言不朽之路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历经不同朝代或时代的演化而绵延不绝。先秦时起就形成了“三不朽”的观念，其中有关“立言”而“不朽”之说，就孕育了后世中国文艺高峰观的萌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唐人孔颖达对这里的立德、立功和立言“三不朽”之说分别做了如下阐发：“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他认为，因“立言”而传于后世、达于“不朽”的人中有：“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徒，制作子书，屈原、宋玉、贾逵、杨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22)这里列举的人物及其分别创作的“子书”“史传”“文章”等作品，大多可以跻身于中国文学的早期高峰行列中。其中提及的“马迁”即司马迁，之所以能以其毕生精力著成《史记》一书，其最根本的主体精神动力就在于，要通过“立言”而臻于“不朽”的高峰境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按司马迁的自述，在惨遭酷刑折磨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选择“隐忍苟活”，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文采”传诸后世而“不朽”。“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他所心仪的“不朽”之人及其作品有，周文王之《周易》、孔子之《春秋》、屈原之《离骚》、左丘明之《国语》、孙子之《孙子兵法》、吕不韦之《吕览》、韩非子之《说难》《孤愤》及《诗经》等。正是怀揣这种“立言”而“传世”及至“不朽”的远大志向和坚韧毅力，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23) 这里呈现的立言不朽之路，为文艺高峰之生成留下了几方面的启示。第一，文艺高峰的筑就，在主要目标上是要确证文艺家具有深刻洞悉天地人的演变规律的超常洞察力，也就是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第二，文艺高峰的筑就，在根本层次上是取决于文艺家的高远的精神志向的，也就是依赖于文艺家内心的“立言”而“不朽”的远大抱负。肉体上的长生不老或不朽追求，不可能生出文艺高峰的原动力。只有精神上的不朽追求，才是文艺家奋力创造文艺高峰的原动力之一。假如没有这一条，很多文艺高峰的筑就就是难以理解的了。第三，文艺高峰的筑就，在直接动机上往往发端于文艺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必须克服的重大精神阻碍，这就是“发愤著书”之说的提出。后世之可与此“发愤著书”说产生高度共鸣的，就有李白的“哀怨起骚人”、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李贽的“不愤不作”等。这三方面都对后世之筑就文艺高峰产生了巨大的精神感召作用。 清代叶燮提出的“千古诗人”(杜甫)的观念，就可以说是对司马迁以来立言不朽的文艺高峰论传统的一种自觉传承和弘扬。他把杜甫推举为“千古诗人”，着眼的显然就是历经“千古”而“不朽”的最美且最高名声，真正的诗歌高峰必定是指那种历经千载而不朽的崇高声誉，从而必定是跨越单一时代文化状况的具有更宽阔时代文化胸襟的声誉。叶燮这样具体阐述他的理由：“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得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天乔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24)按叶燮的看法，使用“千古诗人”一词，实际上就相当于说千古一诗人、千年不朽的诗人，或千年里艺术成就及艺术声誉都最高的诗人。杜甫之所以能成为历代众多诗人中的“千古诗人”，首要的根源在于他拥有一个特殊的“胸襟”。这“胸襟”代表一种儒家式的关怀和顾念人世百态的忧患意识，使得诗人即便是在偶然遇合中也能“随遇发生”，“因遇得题”，生发出杜甫一生里曾频频推崇的“诗兴”。确实，杜诗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可以随所遇之人、境、事、物而无处不发其感时忧国、悲时念友等丰富感兴。当与特定的人、境、事、物等发生偶然相遇之时，这个极富审美生产能力的“胸襟”会力助“触类而起”“随类而兴”，创生出前所未有的洋溢兴辞之作。这里可见出司马迁以来立言不朽观及“发愤著书”说的深厚传承。 与立言不朽之路有明显的不同，品评之路就不仅尝试全力过滤主体的俗世诉求，而且开放出一种淡远而隐逸的美学品位。如果说，立言不朽之路充满人世关怀，是艺术家的在世关怀的结晶体，那么，品评之路则旨在发掘并享受那种超凡脱俗而兴味绵长的淡逸境界。如此一来，真正的文艺高峰，与其说来自于司马迁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立言不朽精神，不如说指向的是超脱于主体精神追求之上的对远离尘嚣的高远品质的发现和享受中。齐梁时钟嵘的《诗品》正是有关艺术品评的一部开创性著述：“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25)他在这里明确主张诗歌应包含有令“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诗之至”品质。他于是仿照汉代以来“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做法(26)，品评了两汉至梁代诗人122人，其中有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 如果说钟嵘的“诗品”观或多或少还包含有儒家式立言不朽之人世关怀意味，那么，相传是晚唐司空图所著的《二十四诗品》，则显示出更多并且更坚定的淡逸旨趣。它总共概括出24种诗歌品质：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其中对“含蓄”是这样概括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反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27)这里不再对具体诗歌作品做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品级评判，而是提出诗歌中存在种类繁多的若干不同类型且相互之间难分高下的审美品质的主张。这24种诗歌品质，正体现了作者对诗的多种不同的审美品质的独到品评。 与诗歌中的品评之路相平行的，绘画的品评之路中则可推宋代黄休复的“四格”之说。中唐皎然在论诗体时已把“逸”置于第二位，其后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在“神”“妙”“能”三品之外新增“逸”品。到了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就在前人基础上提出完整而有序的山水画审美价值品级的四层面说。他把山水画的审美价值品级分为由上到下的“四格”：逸格、神格、妙格和能格。其中，妙格和能格中又分别被再次细分出上品、中品和下品三个价值等级。首先，“逸格”是山水画中品级最高的层面：“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日逸格尔。”“逸”是指超过、超逸，“逸格”是指超出常规技法而达于表达自由的超级艺术美。“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带有轻视、跨越通常绘画技法的意思；“笔简形具”要求以极简练笔墨达到构型效果；“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是指画家笔墨仿佛出于天然，无法以人工衡量，表达效果超出任何常规意象之外。其次，“神格”被视为山水画的第二品级：“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厨已走，拨壁而飞，故目之日神格尔。”与“逸格”指超级美相比，“神格”相当于指可以用级别衡量的最高级美，是指画家技法已抵达出神入化的原创境界。再次，“妙格”为第三品级：“画之于人，各有本性，笔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鼻，自心付手，曲尽玄微，故目之日妙格尔。”这是指画家笔墨已达到能针对不同对象的不同本性而各尽其妙的较高境界。最后，“能格”属于山水画的第四品级：“画有性周动植，学侔天功，乃至结岳融川，潜鳞翔羽，形象生动者，故目之日能格尔。”(28)这是指画家笔墨能生动形象地描摹对象，属于山水画的基础层面。比较起来，黄休复认为“逸格”最高也最稀少，被他推崇为“逸格”的画家不过孙位一人而已。他的独特贡献是把“逸格”列为绘画的最高品级，而且从此就成为似乎再无任何“异议”的“定论”了。“画之分品，至此成为定论。逸品居四品之首，亦成为定论”(29) 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文艺高峰的品评之路中交织着至少两条分岔路径：一条是钟嵘式品分高下之路，主张艺术品必有审美品位上的高低之别；另一条是司空图式多品并存之路，强调艺术品在品位上同时存在不分高下的多样化品质。这两条路径的影响力都延续到现当代中国。前者如梁启超把黄遵宪尊为二十世纪中国“诗王”，这相当于说现代中国诗坛的最高峰了；后者的实例就更多，直到今天人们还乐于流传有关唐代诗坛高峰林立、互不逊色的多样表述：“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诗鬼”(李贺)等。这些高峰之间确实各有其品貌，不相上下，难分伯仲，共同托举起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高峰时代。 立言不朽之路和品评之路分别从两个不同极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文艺高峰论中的对峙性观点：真正的文艺高峰，或者是艺术家的关怀人世的坚韧精神的冲决一切阻碍的愤然结晶，或者是艺术家的隔绝尘寰的淡远心境的自然写照。不过，实际上，这两种不同路径之间其实存在着隐性而又实在的交叉：对立言不朽之路而言，真正的文艺高峰之作并非仅仅出于关怀人世意向的简单而直接的投射，而是极大地依赖于艺术家的人格涵养及“触类而起”“随类而兴”的感物类兴习惯的生成，正像叶燮所要求的“胸襟”那样；对品评之路而言，文艺高峰之作的诞生其实在其淡泊超脱的深层，是寄托了艺术家的隐性的人世关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