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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从革命化阶段转向人本化阶段，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逻辑完整性与实践创新性，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关联。这得益于全社会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共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就是以人为本，反对物本主义与神本主义，创造出以人为本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满足人民大众的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以人为本/人的自由/传统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3BZ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锋杰(1953- )，男，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安徽 芜湖 241000，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学基本理论、中国现代文论史、张爱玲专题研究，江苏 苏州 215123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是中国文论界的首要问题，国家为此设立了众多项目，教授们耗费大量笔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人云亦云现象极其严重，触及到问题实质与关键的论述并不多，而且多以四十年代为模式，不免使得研究缺乏实质性的与时俱进，诸多研究并没有勾勒出今天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具体面目，并探讨清楚已有的成果为此准备了什么样的贡献，而应然的论述又该沿着什么样的路线进行等重要问题。本文略提一二看法，以就正于方家里手。 1930年代左翼文运全面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将其运用在批评实践中，从而构建了稳固且强大的左翼批评阵线，发挥了极具威力的批评效应，所有对垒者，均望风披靡。但是，对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则因其时的左翼批评还处于“马刀初试”阶段，相关思考未明，不免付之阙如。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鉴于当时的形势是一切为了革命的夺权，所以其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就是围绕革命夺权这个核心进行的。这一情况与俄苏相仿佛，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俄苏的革命实践之中。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创造者。他在革命活动中，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他在文学样式上，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成果即“工农兵文艺”，这既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内涵，又能体现中国革命的文艺创作必须服务于革命主体——工农兵这一事实，不仅将文学与抗战的现实紧密关联，也将文学与中国工农大众的切身利益与切身感受紧密关联。“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提出，既纠正了一般的“大众文学”口号的非阶级性所带有的模糊性，也纠正了“革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非实践性所表现出来的脱离工农大众的倾向，从而在十分确切的含义、特征、内容等方面呈现了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 但如何理解中国化的内涵，则必须与时俱进。从长期来看，中国化不等于革命化，还应包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性结合。中国化作为一个命题的提出，逻辑性上必然意味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最紧密的关联、最深入的结合、最有意义的创造性继承与转化。于是，中国化探索中产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矛盾，即如何处理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就革命的本质而言，它要对传统进行革命，要否定传统，把“颠倒的历史”这样的传统革除掉；就中国化的完整内涵来看，它一定得与中国传统建立适当的顺应关系才可以称为中国化，否则，以打倒传统为目标，那就不能称为中国化，至少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化。所以，当革命化开始之际，它所代表的中国化并不完全充分，虽然切合当时的时代需要。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革命化为核心的，即使兼容了部分传统内容，那也缺乏与传统主流的整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一直成为日后需要不断思考、调整与建构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当然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属性与过程特征，它的代表作是《讲话》，但周扬明确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论述。周扬在《讲话》发表后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是这方面的第一个成果。请看序言：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化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本书就是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来编纂的。这个讲话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指导的线索。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②。 周扬编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高尔基、毛泽东、鲁迅八位人物的相关论述，中国的已有两位，这正体现了中国化的特色。周扬设置的专题是：(1)意识形态的文艺，(2)文艺的特质，(3)文艺与阶级，(4)无产阶级文艺，(5)作家、批评家，(6)附录。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首个成果。首先，周扬第一次将毛泽东与鲁迅的文论思想置入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之中加以编排，不仅说明了毛泽东与鲁迅的文论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的，也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在中国获得了发展。其次，编选的依据不是完全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来设置书中专题，而是充分地概括了《讲话》的内容来设置书中专题。周扬特别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论思想恰好证实了毛泽东文论思想的正确性，大大突出了毛泽东文论思想的地位，突出了中国的地位，这是日后讨论中国化的应有之义。其三，从选文内容来看，虽然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问题，却是以《讲话》所论述的群众化作为标准来加以说明的，即所谓“贯彻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并认为毛泽东的“更大的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③周扬不是从马克思等人所提问题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编选的，而是根据《讲话》或者说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来编选的。这一思路表明，周扬论述与寻求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体现了以中国为出发点的基本取向。这个选本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最初的重要尝试之一，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之刍议与雏形。 那么，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内涵到底该如何概括呢？我认为，可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这三个关键词来看。革命是规定文艺的目的，若失去这个目的，就会犯政治上的错，文艺就不能成为革命的工具。意识形态是规定文艺的内容，即强调文艺创作必须以意识形态的区隔来作为评判标准，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含糊，都意味着放弃政治立场。大众化是规定文艺的对象，即为了革命胜利，必须宣传大众与组织大众，而实现之途径就是通过大众化的创作吸引大众、培育大众、改造大众，帮助他们完成革命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推行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革命动员，从美学上讲，形成了一种介入动员式的美学思想体系，它与从文化立场出发，试图从一般精神心理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影响民众的启蒙式文学创作具有迥然不同的政治品性。 首先，明确革命是文艺的目的。“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④这说明，革命需要文艺，文艺需要革命。前者强调革命不能忽略文艺的重要性，是针对某些革命过程中的一些人的不正确观念的。后者强调文艺必须走向革命，是针对某些文艺工作者不能正确理解革命的价值而说的。 其次，认定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⑤周扬曾说：“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⑥对周扬来说，政治的正确是不容置疑的，作家只有表现得好坏而已。 再次，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定的同盟者。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武装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⑦ 在三者之中，革命是核心。正是为了革命，才需要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正是为了革命，才需要文学去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其时所践履的中国化实际上是革命化。即使在思考与行动时触及了传统的支持问题，但也是专从革命角度切入的。如强调“文学上的民族形式”，就着眼于更加广泛地动员人民大众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所以，尽管也提出了“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这一说法，但强调继承的正是传统中有利于革命的那些部分，批判的倒是传统中的主流思想。对传统的这种革命化思考，造成了此一时期中国化的阶段特征，使得在传统中起着主导作用的人本思想无法进入实践领域，结果，中国化的“中国”内涵不免暧昧起来。人本思想原是一种建设性的国家管理思想，它的非革命性决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革命化阶段里扮演不了什么重要角色。 很显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一情况应该发生变化。是继续革命还是根据新形势提出切合时代需要的新的中国化的论述体系，成为一个两难问题。两难在于：若提出新的中国化论述，那就或多或少地会冲击旧的革命化论述；若延续旧的革命化论述，不提出新的中国化论述，这必然与形势的发展相抵牾。可惜的是，这一两难局面竟然维持了三十年，使得学界在三十年间一筹莫展——愁在无法割断革命化的强大语势，莫展新的中国化论述空间。其间虽然出现了探索与守成之间的交锋，但守成的力量终究大过探索的力量，使得必要的转型到了1976年正式走出“文革”后才有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