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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6-1957年间，一些学者强调人性的存在，这曾经被视为挑战马克思主义文论，其实，就当时的语境而言，不如说是补充更加符合实际。其积极性在于：开始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本视域，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人本论之间的区隔与对立转向了关联与调和。这样的工作极其艰难而未能立时见效。 不妨举几个代表性的例子，其时所讨论的人情、人性论，未必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益扩展。如巴人主张文学应当表现人情、人性，他的解释是“描写阶级斗争为的是叫人明白阶级存在之可恶，不仅要唤起同阶级的去斗争，也应该让敌对阶级的人，看了发抖或愧死，瓦解他们的精神。这就必须有人人相通的东西做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情，也就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⑧这阻断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吗？没有；不过是强调要以人为本的情感来建立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性，提醒人们不要简单地将一切描写人情、人性的作品都当作脱离政治现实的作品对待。王淑明的观点相近，他提出了写生活就是写人情就是写政治的看法：“人情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事物，它原来就存在于生活本身中，只要作家能按照生活原来的样子去描写，作品就自然会富于人情味，也就会有很强的政治性。”⑨这是说，当文学能够真切地写出生活时，它同时就写出了人情与政治，表明了文学与政治的结合同样是与人情的结合。 看这两个人论述问题的基本框架，可以明白他们实际上思考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人本之间的关系。巴人所论人性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呢？不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革命理想的基础上进行的。请看他关于“通情达理”的解释：“通的是‘人情’，达的是‘无产阶级的道理’。”他不是反对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而是主张文学在为阶级斗争服务时应通过表现人性这一切实可行的途径。可当时的文学实践恰恰相反，“我们有些作者，为要使作品为阶级斗争服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道理’，就是不想通过普通人的‘人情’。”他把这种不通人情而试图表现道理、贯彻立场的做法称作是“矫情”，会达不到任何目的。巴人在理解阶级斗争与人性关系时指出，阶级性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而人性才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归化”，这样一种区别观，其实是一种大视野、大观念，表明不能以否定人性来为阶级斗争服务，而应当超越阶级斗争来向人性复归。巴人强调“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这样一个新定义，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想模式即实现全人类的最后解放。试想，全人类的最后解放肯定不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必然是阶级的消灭与人类共同理想的达成。巴人主张的人性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精神相一致，只是他在新的时期更加充分地揭示了过去没有好好讨论的人性问题。 王淑明支持巴人的观点，他认为：“人性的具体表现形式，虽带有阶级的印记，但人性的每一步正常的发展，却逐渐向其本体接近。”这个“人性本体”指“人性是向上的，追求美好生活、与要求满足美好的欲望的。”那么，这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到底具有什么关系呢？是否定还是肯定马克思主义文论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马克思主义。王淑明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之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作的不息不懈的斗争，就是为恢复这种人类的本性，而使之达到充分圆满的发展。而人类之能够充分圆满的发展，也只有待人类消灭阶级与剥削以后，才能够完全实现的。”⑩多么好的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论述啊！ 再看钱谷融的主张，他更多地论述了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传统，可是，也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钱谷融主张从人的角度看文学：“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关系中的人，这已经成了常识。但一般人往往把描写人仅仅看做是文学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如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中这样说：‘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正是出于对人的地位、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维护，他反对苏联文论把人视为社会规律的表征这种“见本质不见人”的认识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创作不是为了写人而写入，而是为了写社会、写规律而写人，结果，人成为表现现实的工具、手段而非目的、宗旨。失去人以后，创作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弊端呢？就是“一个社会只有一个本质”，一个本质套在所有人的描写上，所有人的描写变得千篇一律，公式化、概念化泛滥。钱谷融反对写人的工具论，其实是恢复写人的权利，这是有利于创作的。这是抽象的人的观念在作怪吗？钱谷融不这样看，他又这样强调：“人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时代、社会和一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而存在；离开了这些，就没有所谓‘人’没有人的性格。我们从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时代、社会和阶级的烙印。这些烙印，是谁也无法给他除去的。”(11)马克思曾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钱谷融运用了这个观点。他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而专门宣扬人道主义。钱谷融的意图是希望文学创作以写人为中心，再在这个中心上集中反映社会的复杂关系，以此完成人的复杂而丰富的性格刻画。同时，钱谷融将“人道主义”视为评价文学的“最低标准”，将“人民性”视为评价文学的最高标准，也是对于人道主义的一种限制。比较而言，“最低标准”说的是不可不具备，也就是起码的标准；“最高标准”说的是更好的具备，也就是更优越的标准。前者作为一种必要性，说的是文学创作的必须，没有这个必须，就不能成其为文学创作；但必须并不取代后者的应然，应然是在必须的基础上的提高、升华。所以，这不是用一者否定另一者，而是期望建立两级评价标准，以便建立分层评价的机制，扩大继承人类思想遗产的范围。就扩大遗产的继承而言，持人道主义的标准，可以更多地肯定文学史上那些优秀之作。所以，就当时语境言，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种有益补充而非颠覆。 这一次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本化努力夭折了，当时就受到了猛烈批判。洁泯认为，巴人的观点是“修正主义的真货色”，这个“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是蓄意要与“社会主义文学唱对台戏”。洁泯强调在“两个阶级之间，什么共同的‘人道主义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12)洁泯看出了巴人与梁实秋之间的继承性，强调这已经被鲁迅与毛泽东所批倒。蔡仪则将巴人、王淑明与钱谷融放在一起加以整体批判，认为这些“现代修正主义者根本是从政治思想上、社会思想上，宣传人性论以反对阶级论，赞美‘人道主义’以诋毁马克思主义。”提出“在阶级社会里，人的阶级性虽不等于人的性格的一切，但是究竟是人的本性，而人的性格上的其他因素也为阶级性所制约所决定。除了阶级性之外，不可能有人的本性；更无所谓超阶级的人类本性。”(13)马文兵则强调：“这正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正是意识形态上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我们不能听信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爱’的呓语和欺骗，我们要紧紧地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14)这场大批判将主张人性论者视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甚至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政治定性日趋严重。 人情、人性、人道的论述多么美好啊！这根本不是“离经叛道”而是“宗经原道”。为什么有人一定要让无产阶级与它一刀两断呢？1956-1957年关于人情、人性、人道的论述，本来是意图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人本主义相连接，可是却被当作毁灭事业而对待。不仅这些探索的学者个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而且更是耽误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本化进程。事实证明，只有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这曾经的一刀两断才又重新接上，人情、人性与人道的重说，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内涵。正是由于接了人气，当然也就长了文气，才极大促进了文学生产力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为重新认识人本问题提供了政治基础，一个以“人的重新发现”为代表的恢复期开始了。何西来说：“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在遭到长期的压制、摧残和践踏以后，在差不多已经从理论家的视界和艺术家的创作中消失以后，又重新被提起，被发现，不仅逐渐活跃在艺术家的笔底，而且成为理论家探讨的重要课题。”(15)顾骧指出：“十年里人的权利被剥夺，人的尊严被践踏，人性遭到蹂躏，兽性却得以泛滥。”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弄清人性与文艺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关系很大。”(16)这些发表于1980年代初的论文，强调恢复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价值，否定文学工具论，要求彻底根除反人性的文化土壤，让人性与社会获得健康的发展。但是他们的论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人本论之间的，而非割断了这种关联。 此次反思是在“《手稿》热”中深入的。朱光潜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整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出发，他证明人的本质力量应该尽量发挥，他强调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便是人性。马克思正是从人性论出发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要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就必须消除私有制。因此，人性论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又说：“人道主义在西方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里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却都有一个总的思想核心，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而且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看作真正共产主义的体现。”(17)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人本化，从而显示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本质关联性，以此肯定人本主义是应当继承的优秀思想传统与价值标准。“《手稿》热”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人本关系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这一语境下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本化也是自然而然的。 王若水认为：“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归宿点。”(18)这对否定人本的“极左”思想是重要一击。汝信强调：“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少的因素”，共产主义的远景就是“人的复归”，并指出广义的人道主义“就是主张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他自身。”(19)周扬也将马克思主义人道化：“许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侧重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在进行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时期，我们当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正是有了这个伟大学说的指引，我们才取得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仍然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存在，仍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但是，阶级斗争究竟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周扬不再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本相对立，而是看到二者关联，看到马克思主义本身肯定人本的价值。周扬说：“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20)周扬等人的观点与巴人等人相一致，他们都从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角度来分析人、认识人，提高了人的地位，确定了人的价值，表明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与人本思想相通的，并且应该是对人本思想的再提高、再出发。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十六大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1)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认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2)同年，“以人为本”写入中共党章，意味着这个观点已经成为执政理念，表述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3)十八大报告提出：“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强调：“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24)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回答了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怎样才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所以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的科学发展。”(25)最新的关于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则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6)继续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同样明确地阐释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 当然，关于“以人为本”内涵的不同理解仍然存在着，有的较为直接地从“人”的角度理解这个概念，进一步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惠及全体民众为目标的改革开放路线；有的坚持阶级分析，强调“人”与“人民”的区别，将“以人为本”解释为“以人民为本”，如“必须把人民当家做主作为‘以人为本’理念的核心”(27)。但不论怎么理解，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表明执政思维的重大改变与提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