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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是文学领域中的“以人为本”研究，它为中国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做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刘再复说：“作家给笔下的人物以主体的地位，赋予人物以主体的形象，归结为一句通俗的话，就是把人当成人——把笔下的人物当成独立的个性，当作具有自主意识和自身价值的活生生的人，即按照自己的灵魂和逻辑行动着、实践着的人，而不是任人摆布的玩物和偶像。不管是所谓‘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承认他们是作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而存在着的，即以人为本。”又说：“真正以人为本的作家，他们一定会正确地摆正创造主体与对象主体的关系，会在创作过程中，赋予对象以主体的地位，即赋予他们以独立活动的内在自由的权利。这就是作家在特定时刻要服从人(对象)，而不是人服从作家，是作家要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作家服务。”(28)文学领域的“以人为本”思想包含三点涵义：其一，“以人为本”就是“把人当成人”，赋予它以主体的思想与行动的独立地位，人不再是手段与工具。其二，承认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是人，说明“以人为本”并不设置区隔前提，“以人为本”更是指称全体公民的。其三，提出“作家为人服务”，说明了人是第一位的，没有任何单位、个人、群体可以动摇这个目标。刘再复通过“以人为本”的论述，驱赶了“以物为本”与“以神为本”，提升了人在历史、社会与人类精神创造中的主体地位。虽然这与日后的“以人为本”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但二者的精神是相通的。正是文学学者为“以人为本”进行了不懈的正名活动，才为“以人为本”最终的登堂入室提供了文学舆论与思想基础。“以人为本”的提出与落实，是中国当代学术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重要的思想创新成果之一，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实践与精神活动。 人本论的基本完成，确定了“人是目的，人是中心”，不仅使得中国的政治生活人本化，也使得中国的理论状态人本化，而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而言，亦使这种关系人本化了。 当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理解，其实就有了新的内容，这是经过学术界的不断论证与执政者的最终呼应才产生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在新时期以来所体现出来的新的特色，这个新的特色就是人本化，它适应了新的形势的变化与文学的变化。而就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而言，提出“以人为本”，开始与中国思想的大传统直接对接了，所以它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当代内涵。“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最大共识。孔子提出了“仁政观”，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治理观，荀子提出了“人定胜天”的人道观，墨子提出了“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的兼爱观，管子提出了“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贾谊提出了“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大政》)它们汇聚在一起，并经历代的实践，就形成了制约中国历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中国思想系统。诚如习近平说：“无论我们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29)这个“本土化”就包括了与上述诸子论述内容的对接。所以，在强调“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时，习近平主张“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30)当代“执政为民”思想的形成正是吸收了这样的传统思想，才真正体现了中国化必须与民族化相通约的特点，使得中国化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更加实质性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革命的结合，解决了特定时代的文学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人本的结合，将解决新的时代的文学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人本论述就是强调人是一切活动与实践的本体、根本、关键、目标，其他的如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利益分配等，都应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运转，而其他的都是非本体性的、非根本性的、非关键性的、非目标性的，是手段性的与工具性的。落实在文学活动之中，“以人为本”就是始终将创作的聚焦点对准普通的人、具体的人，紧紧围绕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与实践之关系而用力，表现他们的生存状态与心灵世界，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文学的推动力，努力创造出令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与乐意接受的优秀文学作品。 其一，“以人为本”就是将人视为本体、根本、目标而非手段、工具与材料，反对“物本主义”即以物质主义为本，反对“神本主义”即以神化圣化为本，文学中的人将以人的世俗的普通面貌出现，而非以物质主义的代表与神圣代表的面貌出现。这时候的人是“大写的人”，他们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不再是一种依附性存在，或依附于物的崇拜，或依附于神的崇拜。可表现如下：(1)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指归，这是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设定的最高理想，也应成为“以人为本”文学观的最高理想。(2)追求人的平等与正义。即执政者“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31)文学关心人，就是写出人的处境及其改善的可能性。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想象表现出来，让政治有可能去加以落实。在这里，与其说是文学可以影响政治，不如说文学通过展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望，用人民的意愿直接影响了政治发展。(3)“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32)文学要为构建这样的和谐社会而写作。在实际的生活与创作中，人们都会遇到不和谐的因素，但要将其化为和谐；都要遇到矛盾的东西，但要将其化为和谐；都要遇到斗争的必要，但也要将其引向和谐的状态。文学往往是批判性的，但是，文学的批判是指向对于美好和谐生活追求的。如果仅仅停止于批判状态而缺乏关乎美好生活的远大目标，那么，这种批判反而落入了某种窠臼。 其二，“以人为本”就是要探讨人的生成与发展，而其描写中心则是“人性之谜”，即人性如何在历史关系中生成与发展、人性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形态、人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人性的价值、人性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等。如曾永成所说，其中涉及两种矛盾和四种抗争，两种矛盾是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四种抗争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人类的抗争。曾永成说得好：“无论政治还是艺术，都面对着上述‘历史之谜’，并力求解答它；政治追求的是现实的解答，文艺则用想象去解答并力求给现实的解答以助力。”(33)但有几点值得注意：(1)探讨人性应在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下来进行，没有脱离社会关系的人性生成与发展。但同时决不是用社会关系的存在来掩盖人、取消人的存在，而是用社会关系来显现人、创造人。(2)在这其中可以吸收中国传统的“天文、地文、人文”相统一的人文观。文即文理，是错综交汇，文的本义是多样性的融合。表现在天文上，是天文的多样性，表现在地文上，是地文的多样性，表现在人文上，是人文的多样性。于此，可作这样的推论：“以人为本”就是承认人的多样性，这是就风貌而言的；也是具有整体性的，如任何个人都属于民族、国家，因此也具有民族的、国家的性质，这是就结构性而言的；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证之以人文观，也就是人同时也是自由的发展者，没有个体的自由发展，就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公民的自由发展，这是就呈现而言的。(3)自然向人的生成，既是人化的过程，也应是再自然化的过程。人脱离自然界而成为人，也应回到自然界而成为更新的人。在今天，必须在生态视野下来探索与反思人性状态，这样才能揭示当代人的真实心灵面貌，促进当代人的精神发展。脱离生态视野是无法正确理解当代人与判断当代人的。“以人为本”的文学创作，当以生态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使人类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更平衡的精神世界。 其三，“以人为本”就是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化人”注重对人的内化，润物无声；“以文育人”注重对人的培育，引导前进。习近平强调：“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34)这里用的是“阳光与清风”，可见文学对于人的作用，不是强加的灌输或激进的煽动，而是如春风化雨一般地作用于无形之中，却又能够深入骨髓灵魂。从文学功能的层面讲，“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精神丰富与成长为本。基于这个目的，当然要扫涤颓废萎靡之风，不过，这主要是通过正面的感化与培育来实现的，而非简单地以批判、否定来达到目的。我认为，强调“以人为本”的化人与育人功能，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教化论与缘情论的精髓，使之为今天所用，并促成今天的高度。 其四，“以人为本”就是建立以肯定人的价值为中心的批评标准。“人民的文学”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一个关键用词，但与革命化阶段不同的是，现如今的“人民的文学”强调自身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创作、所接受的文学。所以，它的内涵是包容性的，而非否定性的。它与“五四”以来形成的“人的文学”传统是一种继承的关系而非取代的关系，反对那些“非人的文学”，如臣民主义的文学、男权主义的文学、扼杀儿童天性的文学、歌功颂德的“瞒与骗”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将以最宽广的胸怀继承历史上一切信奉“人的文学”的思想遗产，继承那些表现与歌颂人民大众的文学。并且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强调文学必须与人民全面结合，写人民的故事，抒人民的情感，立人民的事业，达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文学”把全体人民当作真正的主体对待，当作真正的中心对待，当作真正的思想与情感的共同体对待。这时候，“人民的文学”不再是以区隔人群为特征的概念，而是以不同人群的和合为特征的概念，它所进行的是人本叙事而非阶级叙事，人的最大多数受到了最大的关注，人的最大多数的价值受到最大的肯定，人的最大多数的生存状态受到最大的表现。当“人民的文学”是建立在尊重个体价值基础上的，同时又能引领全体人民大众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口号才更加符合新的时代的发展需要。如果将“人民的文学”再导向过去时代的阶级分析模式中，那所体现的就只是历史的价值而非新的时代价值与未来价值了。 我曾认为：“文论研究首先关注的不是成为一种体系，而是成为对于人的关怀的一种方式。关注文论的科学性，当然地关注文论如何成为体系，如何逻辑概念自明，如何成为一种科学的学术活动，我不反对这样做。但前提应当是文论关心了人，才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由此产生的成果，才具有恒久性。近百年几代中国人的文论思考，因为最大程度地关注人与理解人，本是极其珍贵而无法被取代的。即使有人后此而创立了博大精深的文论体系，这段历史，也是它的源头活水。对于人的关怀和思考是真正的历史脉动，是血写的文章，是一切文论的思想内核。”(35)传统的中国曾经提供过这方面的杰出思考，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中国经验，它不同于西方古代的“神本主义”与近代的“物本主义”，而是在“以人为本”基础上，思考与实践人的神圣性与物质性的相统一。现代以来的中国文论继承了它，当代的中国文论也要继承它。所以，如果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能够“以人为本”，完成它的人本化的系统论述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必将更加有力地提升中国文学的生产力与中国文论经验形态的当代创新活力。 习近平指出：“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36)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的结合，就包含了与中国古代、中国现代一切人本文论体系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表征就是人本化。当然，由于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所以它在人本化的过程中也体现自身特色：(1)它的目标是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美好理想社会而奋斗；(2)它始终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人，而非抽象地超越关系来看人，从而导致失去自身的思想特性与魅力；(3)它不回避所有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正是在面对社会诸多矛盾与斗争的状态下进行人性的探索与发现，并推动人性的向上发展。上述三点特色，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人本化的三个基本特性：即理想性、实践性与发展性。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就是人本化，这是大归，正大之归。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进入中国完成了它的第一个阶段的革命化以后，它应向人本化发展。历史的复杂性使得这个过程变得曲折，今天，应当加速这个过程，丰富它的内涵，强化它的实践，更好地推动文学生产力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