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推出的《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的性别观调查》引起关注，两份问卷为读者呈现了当下中生代作家群对于“女性”这一议题的思考。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张莉表示，性别问题是最不起眼也最四通八达，最纤弱但也最有生命能量的文学神经，它有千钧一发之力，它代表了一位作家的现代意识，文明程度和思考能力。每个作家的性别观都很重要，它们构成了我们时代文学世界里的性别想象，会对未来的读者构成深远的影响。    张莉部分著作  参差多样的回答构成了当代文学性别观与性别想象的真实生态 制图：黄海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推出《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这是2018年她对当代三十四位新锐女作家进行了以“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为主题的问卷调查的补充和完整化。同样由她主导的《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的性别观调查》也刚刚问世。两份问卷的话题有重合，也有针对性的调整，总体而言，为读者呈现了当下中生代作家群对于“女性”这一议题的思考。 1 问者和答者之间的相互激发，才有了调查的不断推进 记者：从2018年11月读者见到的最早一份34位当代新锐女作家的同题回答，到如今总计127位新锐作家（67位女作家，60位男作家）的回答，以及十位特邀的对当代文学作出重要贡献作家的采访，形成了当下新锐作家群落关于性别观主题的较为完整的图景和谱系。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答卷文本，可以说大大超过了第一次的调查范围。 张莉：对，性别观调查已经生成完整的图景和谱系。去年看到34位当代新锐女作家同题回答的反响后，我对接下来的调查进行了规划。我特意去重读了许多作家作品，也在朋友推荐之下读了一些以前不熟悉的作家作品。因此，这个名单并非一时兴起。当然，我也有其它方面的考量，比如作家生活地域的分布，作家年龄的差异；既要有获奖得主，畅销书作家，还必须包括其实写得很好但又尚未受到重视的新作家，我最终希望做一个能全面完整呈现当代新锐作家性别观的调查。性别观调查是庄重而严肃的事，我要像对待学术论文一样对待它。 记者：看得出来，这既是调查深度不断推进的过程，也是发起人和被调查者相互影响、相互触发的过程。在每一次调查对象的拓宽中，你有着怎样的考量？ 张莉：是，因为问卷者和回答者之间的相互激发，才有了性别观调查的不断推进。就像我已经提过的，葛亮看到女作家的回答后建议我开展男作家调查，这个建议很重要，性别观和性别问题从来不只是关于女性的，我自己心里非常明白。但我的顾虑在于男作家们不愿意回答，担心样本不够。后来我特意问了几位作家，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回复说很愿意参加。这给了我信心。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决定调查样本一定要丰富阔大。 问卷设计是慎重的，问题要开放，要有弹性，要包容，要让作家有回答的欲望，而且五个问题有内在逻辑，也要有一定的层次，以适应不同类型作家。女作家的问题设计好后最先发给周晓枫，我们讨论了问题的排序以及具体表述；李修文是男作家问卷调查的第一位读者，我和他讨论过针对男作家的三个问题，调查推进过程中，他们二位都给过建设性意见。 就像你看到的，铁凝、贾平凹、阿来、韩少功、阎连科、施叔青、林白、迟子建、苏童、毕飞宇等十位老师也进行了同题回答。之所以约请他们，是因为我认为调查需要同时代不同年龄作家的问卷作为参照。发出邀请后已经是年底了，大家都很忙。我其实是有些担心的。很幸运，几位老师回信说，调查很有意义，要支持。这对我而言，无异于夜行人看到灯火。 记者：此次调查可以说是国内首次如此大规模对于作家写作中性别观的调研。在问卷设计中，为什么会选取问答方式而非定量化的问卷方式？ 张莉：因为是首次，所以没有可参照的，后来就索性摸着石头过河了。这个调查跟普通问卷的本质区别是，问者与答者之间是有情意的。在我这里，他们首先是我尊重的同行，是创造文本世界的人。当然，对于这127位同行而言，作为调查者的我，恐怕也不是冷冰冰的数据采集者，十多年来，我一直是他们的读者。 即使我与一些受访作家未曾谋面，没有机会进行深度交流，但也不影响建立基本的文学信任。更重要的是，大家目标一致，大家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性别观的关注。所以，正如你看到的，他们的回答是有温度的、真诚的，不敷衍。如果只是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关系，这份调查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学品质，也便没有目前的影响力和传播率。老实说，我非常感谢这些同行的支持。 2 性别观是理解世界的重要角度，但不是唯一 记者：你长期关注女性写作研究的领域，做了大量切近文本的梳理和研究工作，你也有许多个有独特风格的访谈。这个性别观调查是否得益于以前的这些经验？ 张莉：当然，这些前期经验很重要。你知道，我看重与同行的对谈。真正的对谈是完全平等的关系，不能是粉丝与偶像的关系，不能互相表扬，要有问题意识，双方要有将某一文学问题进行深度讨论的愿望，而不是各自借对谈寻找存在感。最重要的是，对谈双方要有共同的美学追求。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作家与批评家之间要保持一种各自独立但又彼此守望的关系，要“不虚美，不隐恶”。对对方的批评到哪一步，彼此的信任就到哪一步。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领域关注性别问题、讨论性别问题多半在作品内部讨论，并没有与真实的文学现场保持联系，这导致了研究视野的某种狭隘，也导致了性别研究与当代文学现场及作家创作主体的脱离。原因当然很复杂，一方面是作家普遍不愿意接受这样的问卷调查，另一方面也在于研究者很难在研究与现场，批评与创作之间找到有效的沟通渠道。这无论对性别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都是有损的，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方面做些切实工作。 记者：答卷中阐述相关问题时，我注意到回答里出现了很多形容词：粗犷、简练、宽阔；细腻、繁复、幽微……这些词被直接指向男女作家不同的写作特质，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们对于性别写作的刻板印象。而在这个问题上“被质疑”的，似乎都是女作家——“以中性色彩匿名写作”“曾经有一段时间，被‘夸奖’写得一点看不出是个女作家”“为什么你的文笔像个男的”。是否能理解为某种性别观上的倾斜？ 张莉：其实无论粗犷还是细腻，都并不仅指男性写作或女性写作，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如此根深蒂固的误解呢，我想，是因为我们身上沾染了性别想象的定见与偏见。在我们的文学判断系统里，对于女性写作者的判断夸奖里其实也常有歧视存在，这种歧视隐秘而细微地浸润在了作家的日常表达中。当然，这也是为何要反省我们性别观的动因所在。 记者：当几位女作家谈到自己无性别差别的写作，或者跨性别的写作时表示，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塑造男性形象，而是希望通过另一种性别视角来获取观察世界的另外一种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于男作家而言，与之相对的这个问题则被很多人理解为如何成功地塑造一个女性角色（或者说，是看她，而不是通过她看世界）。从这一点似乎可以看到在面对他（她）性别时，男女作家的写作出发点存在一定差异。这其中是否有可以研读的东西？ 张莉：问卷本身蕴藏着诸多可解读的空间，刚发布的时候是一种解读方式，越深入会觉得空间越大。但所有思考都需要沉淀，我也不例外。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分析才能给出答案。但是，关于作家的性别观，不管怎么说，还是要结合作家作品，有时候一位作家的性别观说得很好，但作品未必，有时候一位作家的性别观一点儿也不出彩儿，但作品真是有意思……作家从所知到所行，需要过程，反过来，他们从所行到所表达，也要有漫长的路要走。无论怎样，落实在作品中很重要。 前几天有记者问我，我的女性文学研究者身份是不是会给回答的作家们构成某种压力。坦率说，没有答题者说起过，我也没问过。不过，男作家们似乎都有政治正确的表态。我想，他们回答的时候，脑子里可能是有一根弦的，至少没有调侃。但是，分析调查不仅仅要看表态，还要看他们的解释，作家们为什么这么解释，导致这个解释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也许那才是他们真正的性别意识呢。所以，我一直强调，说什么和何以这么说对于这个调查分析很重要，简单地看到表态远远不够，作为研究者，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进行的工作。 不过，我收到过好几位作家的信或留言，大意是可能我和你的观点不一样，可能我的回答对你是一种冒犯，也许我的回答不符合你的调查预期，但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等等。留言的作家中，有男有女。我的回复则是欢迎各种回答。其实我没有预设，我怎么可能预设呢？并且，什么样的回答对我都构不成冒犯，因为这是基于学术意义上的问与答。 3 作家的性别观与他的创作实践互相作用，互为因果 记者：在此次的大部分调查对象中开始涉足写作现场至今的这二三十年时间里，在性别观上，特别是“女性写作”这一观念本身的涵盖也发生了变化，可否请你简单梳理一下相关内涵的变化？ 张莉：《玫瑰门》和《一个人的战争》塑造了我的性别观。但九十年代以来，“女性写作”已经被污名化了，被视为一种噱头，这导致了今天很多女作家不仅仅不愿意口头上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甚至在写作意识上也刻意远离，这内在里影响了女作家对自我女性意识的体认。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深具社会性别意识的文学作品出现的，比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妇女闲聊录》，这两部作品深具文学史意义，我本人也非常喜爱。但是，在新一代作家里，此类作品还是稀少，今年盛可以出版了新长篇《息壤》，是从子宫及女性身体角度出发的写作，我认为深具女性精神。 记者：在问卷中比较关注的一点是，多位女作家对于上世纪90年代媒体过度渲染的“身体写作”始终保持警惕，进而对于“女性写作”和相关概念都保持着警惕。在相关的作品阅读中，也可以感受到由于参照系的不断丰富和自身经验成长，她们在自己的写作中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修正”。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对作家的写作是构成了影响的。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莉：对，90年代的“身体写作”及“美女作家”的炒作伤害了真正的“女性写作”的发展，我在其它的访问中也提到过，因此，今天大多数女性写作者渴望与某种污名化的女性写作划清界限的心情，我非常理解。这自然构成了女性写作的阴影，但我想，一个真正强大的作家，终有一天要对那些陈规陋见说不。我个人对此并不悲观。 记者：来自包括铁凝、迟子建、林白、韩少功、阿来等在内的前辈作家同题回答中，清晰感受到他们所传递出的自信。在你看来，他们与新一代作家回答的区别在哪里？ 张莉：看到十位作家的回答时，我想，如果前辈作家年轻二十岁，面对这份答卷他们会怎样回答呢？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这些新锐作家如果再成长一些，到了这些前辈作家的年龄，他们是不是会完善目前的看法和理解？我想说的是，作家性别观与创作经验有很大关系，很可能是前辈作家不断复杂而深入的性别观影响了他们的写作，又或者，是因为他们日益庞大的写作实践反过来校正了他们的性别观。 人的性别观不是铁板一块，它会慢慢发生裂变的。一位作家的性别观需要讨论，需要激发，需要在写作中千锤百炼，一如写作本身也需要千锤百炼才能趋于完善一样。就在前几天，我读福楼拜写给高莱的信，当时他正在写艾玛与情人约会那章，他说：“今天……我既是男人也是女人，我是情夫也是情妇……我是我那两个恋人。”哎，这段话我印象深极了。你看，一位作家的性别观实在与作家的创作活动相关，他要在写作中与他的人物相处磨合，作家只有真正爱上了他的那个人物，入迷到与他/她合而为一或者化身为无数个他/她时，一位作家的性别意识才会更丰富，更多元，更芜杂，也更迷人。我认为，作家的性别观与他的创作实践互相作用，互为因果。 4 我不希望成为性别观审查者，这是我始终警惕的 记者：参与回答的作家中，相当一部分在答案和自己的写作文本中可以说构成了高度的互文性，同时，也能看出有几位作家本人的性别观与他（她）在写作中文本内呈现的性别观是有所差距的。无论是互文性，还是其中的差别，这种在“聚光灯下的回答”，读起来别有意味，也正如多位作家所言，首次让他（她）思考写作中的性别观问题。这种由提问带动的思考，是否才是问卷的细部意义所在？ 张莉：我在阅读大家的回答时会感叹，哎，这个就是他/她说的，从语词断句到对人物的理解，只有他/她才会这样答。这也证明了你说的，这个调查里，作家的回答与作品文本之间有非常高的互文性。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这位作家的性别观是这样的，可作品里却是另一个样子，非常有意思。这是调查本身所带来的思考。 “聚光灯下的回答”说得很对。我读过大量上世纪90年代时的作家访谈，那时的男作家们的性别观以及他们对女性的态度，怎么说呢，让人非常不适，但是今天你看，作家们再也不会说出那种话了，这是时势使然，是整个社会土壤发生了变化。老实说，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因此，性别观调查不能用那种作家是否说了真话或假话、作家的回答是否有装饰性的说法来判断，因为集体性回答本身带有时代性特征，在未来，这个调查显然会是一个历史留存。这些回答表明的是，今天的作家愿意承认或乐于呈现的那一面。正如前此以往的作家访谈里，他们也都是在展现或呈现这一面或那一面。 我觉得，作家们愿意在公共问题上表达自己的看法，无论怎样都是一个好事情，不能从答题者的动机上进行讨论，任何表达都有动机的疑问，不仅仅是这种调查。也许调查本身有不令人满意之处，但是这个调查行为本身也的确意味着，新一代作家们以一份共同问卷的方式参与了我们时代重要问题的讨论，这是开始，这本身就具有意义。 记者：在你看来，用性别观分析作家作品会有局限吗？ 张莉：发给《中国现代研究丛刊》及《南方文坛》之前，我考虑到诸多读者和研究者未必了解这些新锐作家，所以在作家名字后面各写了两部代表作，一方面是介绍作家，另一方面也以此提醒读者，对作家性别观的认识不仅要关注他们怎么说，还要看他们怎么写。而在《收获》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时候，你也看到，我加上了作家的照片和完整介绍，我希望这样能立体而生动地呈现一位写作者。 十二年前，在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王富仁先生建议我，完成女性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后，可以考虑换一个领域，比如做当代文学批评，因为一个人陷在一个研究领域日久，很容易钻进一个胡同里，视野和感受难免会受限，会误以为自己的视角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视角。这个提醒对我非常重要。今天，我当然意识到女性视角对于我的重要性，它为我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看世界的角度，但是，我也常常反省，这个视角会不会带来某种遮蔽，我要努力克服。 其实读过我的评论的朋友也都了解，作为文学批评工作者，我在判断一部作品优劣时，并不把性别观当作唯一标准，事实上，那种性别观无比正确的作品也未必就是优秀文学作品。换言之，性别观当然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因为“诗首先是诗”，好作品有本身的艺术规律而不能沦为某种观念的传声筒。也因此，我特别想说，我不希望自己成为那种性别观审查官，这是我始终警惕的。 5 对性别问题的敏感将有助于我们更丰富地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相反 记者：这么说来，性别观调查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希望性别观调查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张莉：性别问题是最不起眼也最四通八达，最纤弱但也最有生命能量的文学神经，它有千钧一发之力，它代表了一位作家的现代意识，文明程度和思考能力。这个世界上，哪一位写作者敢说自己的性别观是不需要完善的呢？在调查过程中，我常常从作家的回答里找到我个人的性别盲区和认知盲区。性别观调查的目的就是在普及常识。这个常识是：每个作家的性别观都很重要，它们构成了我们时代文学世界里的性别想象，会对未来的读者构成深远的影响。通过性别观调查，我希望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能更深刻、更深入，更复杂、更多元，而不是更简单、更黑白分明，更武断。 记者：在这一系列调查之后，你希望这一话题能够向哪方面再作延展和深入？ 张莉：我在大学里教书，每天都和“95后”乃至“00后”一代打交道，这几年我深刻认识到，年轻一代的性别观和性别意识已是今非昔比，不只是男性尊重女性那么简单。文学是什么呢，它要表现现实和时代的，真正优秀的作家要比普通人更敏感，要走在时代的前面。那么，我们时代人关于性别问题的认识在文学作品里传达出来了吗？我是有疑问的。无论是在文学创作领域还是影视剧创作领域，书写女性形象或者两性关系时，写作者是否注意到女性群体本身的复杂构成；书写日常家庭生活时，写作者是否意识到家庭内部那种隐在的性别压迫，以及以亲情为旗号对弱者权力的蛮横剥夺？ 坦率说，我遇到过很多情境，一谈性别问题对方就一脸不屑和不耐烦，因为他/她自然会想到那种二元对立，可是，假如稍微想想，马上就会认识到，真正的性别讨论不可能只在男女对立框架里讨论，而是要将性别关系与贫富、城乡、经济发展以及种族问题结合在一起。因为同一个女性内部也有着国族和阶层的分野的，不是吗？真正的性别讨论也不是只强调性别不平等而忽略其它问题，对性别问题的敏感将有助于我们更丰富地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相反。也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认为，对性别问题的理解代表了作家面对时代疑难的思考能力。贺桂梅老师曾说过一句话，“在谈性别问题的时候，文学界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我深以为然。我甚至认为，新一代读者的成长和成熟，会重新激发当代作家的性别观和文学创作中的性别意识，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一个新的性别观时代已经到来。 问答选摘 2018年11月底，当我整理新锐作家性别观调查数据时，我慢慢意识到，此次调查需要重要的参照数据。因此，在新锐作家调查结束之际，我对十位自己深为热爱的、塑造出重要女性形象、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作家进行了同题采访，请他们从五个问题中选择三至四题进行回答，以与新锐作家的回答形成对比与观照。 这十位作家是：铁凝、施叔青、林白、迟子建；贾平凹、韩少功、阿来、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五个问题中，前四道与新锐作家一致，第五个问题是他们塑造的经典女性形象是哪个。五个问题请他们选择回答，不必都答。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就全部收到了回答。丰富多样而又深具个性的表述当然与新锐作家的回答有隐秘共同之处，但也有重要差别。 我认为，正是这些参差多样、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回答构成了当代文学性别观与性别想象的真实生态。我希望它能为当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提供有说服力和现场感的数据与样本，也希望当代文学中的性别观及性别想象问题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张莉 问：您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您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林白：肯定是有特别的意义吧。明晰的意义留给评论者，我宁可留在神秘的意义中。如果作为全部的指称，我是不愿意的，若只是讲我的一部分作品，那有什么不可以呢？我觉得女性成长到今日，很不应该自己看低女性写作，好吧，尽管我的写作未必是女性写作，但如果有一部分作品被称之为女性写作，那我还是感到荣幸的。 问：您认为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 迟子建：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女人头发长见识短”。那么女人头发长，见识果然少吗？至少从我阅读的女作家的文学实践来说，非也。而且，女性还成了这世界民间神话和传说的有力传播者。那些我们祖母辈儿的人，也许不识得几个字，可脑子里装满了故事。那故事中的人是星辰的化身，那故事中的动物能开口说话，那故事中的蘑菇变成了房屋，那故事中的石头居然流出眼泪，那故事中的枕头插上了翅膀，那故事中的葫芦里藏着金娃娃。我们童年的长夜，就是被这样的故事照亮的。 女性天性中的敏感、忍耐力、慈悲，是写作最大的优长。当然女性在艺术视野的开阔性和剖析问题的深刻性上，可能有所欠缺和束缚。但是在写作过程中，男女作家面对的困难不会是不一样的，毕竟我们身处同样的时代，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和艺术难题。 铁凝：我在一篇关于华盛顿的青年文学志愿者为精神遇到问题的病人做“文学疗法”时曾写道，“为什么她们的治疗对象差不多都是女人呢？华盛顿患病的男人一定不少于女人。但女人似乎尤其喜欢选择，或者说更加适应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倾诉和解脱。女人也赋予了文学更多的坦诚、轻信、神经质的纯净、义无反顾的情感担当和有时候比现实更美的憧憬”。但要警惕过分的自赏和自恋，这会使作品的气象变小。我觉得作品的故事可以小，但气象应该是大的。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并非来自性别，而是来自自我重复和缺乏生机的平庸的“想象”。 林白：优长可能是，与天地万物更直接的联系？内心更强大无畏？有献身于自身之外的事物的激情？总之是比男性更强大的生命力。或者，女性比男性更具有神性。跟性别有关的……在我最想写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漫长的怀孕哺乳期……《青苔》是我怀孕的时候写的，状态并不好，每天头晕想吐，写得不好。 问：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你在创作中会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 苏童：需要克服。男性的性别意识不该成为作家的写作意识。在具体的写作案例中，一个好作家应该努力越过性别鸿沟，打通性别意识，也就是，当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他必须懂得艾玛的心。 问：说一说您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您认为这位作家的性别想象可以借鉴吗？ 韩少功：《红楼梦》是写性格、写对话最棒的古典小说，结构宏大，内涵丰厚，悲悯情怀令人动容。这本小说写女人也最多、最准确生动。贾宝玉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这在有些人看来是赞美女性，可能最接近“女性主义”。其实，贾宝玉可不是什么女性主义，只不过是“颜值主义”，至少也是“青春主义”。他同情晴雯，打破了主仆界限，主要是因为对方漂亮清纯可爱。同样是女人的那些老妈子老婆子，颜值偏低，年纪较大而已,却一直被他痛加厌恶。那些女人就不是“水做的”？黛玉、妙玉等人的女性观，同样有残缺和污染的一面，把刘姥姥讥为“大母蝗”，岂不是把穷老太看成了“泥做的”,甚至“粪做的”？可见，恰恰在这个脂粉气最足的大观园里，所谓女性主义的成分十分芜杂。比如颜值主义恰恰首先是男性的口味，是某些男作者和男读者的重口味。水里可能有泥,泥中可能有水。这本书足以证明事情的复杂性，包括女人和“伪娘”们同样可能在暗中强化男性霸权。换句话说，作为一部卓越的小说，曹雪芹笔下的“颜值主义”倒是不足为训。 阿来：惠特曼、聂鲁达。理由是他们的男人气不是有点装的。对于异性，他们将其当作情感、肉体和精神的整体来接受、热爱或厌恶。 问：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是在中学期间吗？你如何理解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 毕飞宇：要早很多，我五六岁就知道男女的区别了，也知道男女之事。我是在乡下长大的，乡下人的语言里全是这些，没有禁忌的。 关于女性主义，我所指的就是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我并不认可。波伏娃其实是幼稚的，她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来阐述女性主义，我只能说，她就是书斋里的妄想者。就我的阅读而言，我觉得戴锦华女士比波伏娃深刻，在两性求同的过程中，她冷静地面对了两性的异，这一点特别关键。 女性的写作总是迷人的，当然，我说的是同等级别的。 问：伍尔夫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铁凝：那些伟大作家的灵魂确有“雌雄同体”的品貌，曹雪芹、福楼拜、托尔斯泰……他们的文学其实已超越“雌雄”，升腾为“第三性视角”。又如去年我看过一位中国青年女雕塑家一件表现男性身体的巨型铜雕，她所选取的角度和她对男性独特的深刻理解，我猜许多男性艺术家未必敢于表达。我为此受到震撼和感动。最近有性别研究专家提出“兼性气质”，旨在打破两性之间的意识壁垒。“兼性气质”虽然是心理学者对世间男女性别气质的一种向好期待，对未来人类发展趋势的乐观预测，并非要求每个个体都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灵魂，但对于写作者更多视角注目人类、体察自身或许也有些积极意义。 苏童：“我不知道雌雄同体是否是伟大灵魂的标准，但伟大的小说家应该是雌雄同体的，原因很简单，小说的使命永远与人有关，伟大的小说不可能只写男人或只写女人，都要写得好，唯一的办法就是穿越性别意识。换句话说，好作家应该有‘异形’及‘异性’的能力。” （本文有删节，全文将刊于2019年2期《当代作家评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