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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题和形式 不过，并非所有以战争、性暴力和种族灭绝为题材的小说都是创伤小说。虽然小说题材是类型小说归类的传统参数，比如成长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等(Adams 193-94)。然而，创伤小说却不能简单地归于通俗类型小说之列，因为题材并非界定创伤小说的决定因素。瓦特、弗莱和罗伯特对题材的抗拒，都说明题材决定论对小说文类发展和研究的消极影响，因为类型小说的泛滥势必威胁小说的严肃性和艺术性。一旦将创伤题材视为创伤小说的归类标准，无异于将“创伤”庸俗化为一个好看的标签，有漠视创伤特性(潜伏性、延迟性和反复性)之嫌。创伤小说尽管题材相似，但主题和形式的复杂和不确定，使其迥异于一般的类型小说。 以个体创伤性经历或群体灾难性经验为题材的创伤小说，常常反映暴力、痛苦、苦难、孤独、幸存、治愈、遗忘、见证等主题。这些主题看似各有偏重，其实都贯穿在一个共同的特性之中，即记忆。古希腊人视记忆为文艺之母，唯其记忆，方能孕育文学和艺术。不仅如此，现代创伤理论家从弗洛伊德到克鲁斯，都指出记忆是创伤性神经症的罪魁祸首。可以说，记忆充分体现创伤的潜伏性、延迟性和反复性，记忆是创伤概念的最佳诠释。因此，创伤小说不仅要利用创伤题材，还要反映记忆主题。 但是，不是所有涉及创伤题材的小说都反映记忆主题。那些无关乎记忆的伤痛故事，很难再现创伤特性，也难以令读者产生感受迁移、进而参与文化创伤建构，故不能将其纳入创伤小说之类。比如《大疫年纪事》、《飘》(Gone with the Wind)、《红色勇气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虹》(The Rainbow)等小说，尽管题材涉及瘟疫、战争、种族冲突、性别冲突，但情节发展主要依照传统线性时间结构，专注于再现灾难发生和发展，忽略灾难的前因和后果，即重视在场因素多于缺席因素。结果，《大疫年纪事》中的疫情实录缺少见证意义，《飘》和《红色勇气勋章》里的战争背景不够沉重，反而无比浪漫和励志，《最后的莫希干人》和《印度之行》虽在叙述种族矛盾和冲突，但依旧是充满自恋的白人故事，而《虹》则仿佛一首两性冲突进行曲，专注于冲突的戏剧性和张力。或许小说家们创作这些作品时，无意探究灾难的本体和共性，而只是在借用事件说其他故事、表别种情愫。这些涉及伤痛题材的小说，缺少了记忆主题，既无法将个体伤痛发展为创伤，也不能将集体灾难演变为集体记忆，所以无法书写和建构文化创伤，故不能归类为创伤小说。小说家唯有注意到创伤的特性，认识到记忆之于创伤的重要性，并有意在故事里表现记忆主题，才能创作出书写文化创伤的创伤小说，才能真正参与建构文化创伤。 而成功表现记忆主题的关键，在于小说形式和主题的有效结合。关于创伤小说的形式，格兰诺夫斯基和怀特赫德都认为值得挖掘。前者视创伤小说为二战后产物，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小说都有亲缘性，象征手法是创伤小说最鲜明和独特的艺术形式。后者则指出创伤小说的摇篮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战后意识或思想，因此其文体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互文性、重复、即兴表演等手法运用上。虽然两位学者都认识到形式对于创伤小说文类界定的重要意义，但他们对具体形式特点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之所以会有不同看法，是因为他们对创伤题材和主题有不同理解和认识。 如果创伤小说取材自个体创伤性经历或群体灾难性经验，那么唯其从形式上努力表现记忆主题，方能彰显创伤的潜伏性、延迟性和反复性。创伤小说可以利用的艺术手法包括：非线性时间机制、多角度叙述、时空交错、自我指涉、重访历史、互文性、意识流等。这些手法的运用，能帮助小说搭建一座充满复杂和不确定元素的宫殿，隐匿其中的创伤真相尤为扑朔迷离。其实，小说题材和主题的复杂决定其形式的复杂，打开创伤小说仿佛步入记忆迷宫，阅读成为破解斯芬克斯谜题的艰巨挑战，谜底是被遗忘或被忽视的创伤真相。认识创伤小说鲜明的艺术手法，不啻于了解记忆迷宫的复杂构造。 因此，创伤小说就形式而论，是围绕记忆展开的故事叙述。创伤小说的记忆主题，主要包括身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身体记忆即身体故事，是有关身体反应和身体经历的叙事。身体犹如“记忆容器”，但却受制于个体(Casey 173)。我们的身心不仅能压制或追寻过去的情感和经历，还能将记忆储存在大脑和身体里(Pert 143)。身体在储存记忆的同时，也成了重温记忆的场所。比如，童年创伤会随受害人年龄增长蜕变或异化，创伤的原始记忆极易被淡忘，但即使不回忆，“我们的身体依然能用其他方式替我们表达”(Etherington 9)。同时，身体记忆还能引导某种形式的社会行动，因为“个体记忆关联着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Davies 60)。显然，身体记忆不仅可以通过身体反应和身体反射行为对个体产生影响，而且能凭借身体故事或身体叙事参与集体记忆建构，对社会群体发挥强大和持久的影响，促成文化创伤。《宠儿》中人物的伤疤、乳房、味觉、怀孕的母体和伤残的身体，或直接描写，或通过他人转述，或存在于人物回忆，或直接叙述，打破线性时间机制，在非线性的虚构时空体里，任由身体记忆穿梭、渗透、沉淀。小说也藉此将女黑奴一段难忘的记忆，一个不幸的创伤事件，书写和建构为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创伤。 集体记忆即重构过去。本概念提出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它不是某种神秘的思想”(哈布瓦赫39)，而是人们根据当下，对集体的过去进行的理解与建构、回忆与再现④。社会确然有一种可以称作集体记忆之物，当下社会的建构过程中，集体的过去被激活并保存，发挥其维持社会连续性的功能。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传承的实践活动，是关于身体习惯、纪念仪式等的记忆。社会对集体记忆的材料加以选择，一方面通过表演、仪式、习俗、节日传统以及习惯等实践活动，传承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借助物质实体(如纪念碑、文献图书资料等)保存集体记忆(康纳顿20-41)。保存集体记忆的文献图书资料主要涉及：神话、遗址、历史编撰、仪式、口述和文化产品。小说当之无愧地跻身文化产品之列，有虚构性、政治性和普及性，这些特点使它参与重构过去，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其实，小说自发轫始，就积极地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从笛福的媲美“西方文化中的伟大神话”的《鲁滨逊漂流记》(The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瓦特89)，到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威弗利系列”、库伯(James Fenimore Cooper)的“皮袜子系列”、雨果的《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和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Les Trois Mousquetaires)，小说家总是以不同的姿态，采取千变万化的形式，或主动、或积极、或无意识地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创伤小说中的集体记忆主题，往往拒绝单纯地书写、杜撰或重建历史，而是虚实交织，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并置，充满隐喻和象征的文化创伤书写。《天堂》(Paradise)是莫里森反思和表现集体记忆的杰作，小说通过多角度叙述，模糊人物的记忆，让回忆变得含混和艰难，借助共同追忆，努力展现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重构的过去不再是唯一和绝对，而是复杂和不确定，且不乏矛盾和冲突，饱含女作家对美国官方历史、非裔美国人身份、边缘人群命运的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身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虽各有倚重，却绝不相互排斥。正如创伤小说题材虽涉及个体经历或群体经验，但绝非泾渭分明。身体记忆主题在个体经历叙述里较为突出，集体记忆主题则在群体经验叙述里更为鲜明。前者的表达大多伴随倒叙、象征、意识流、元小说、时空交错等，后者则依赖多角度叙述、复调、重访/杜撰历史等。严格地说，创伤小说的界定，不是为了突出独特的形式，而是旨在彰显特定题材和特定主题。 创伤小说所彰显的特定题材和特定主题，正是文化创伤建构的关键所在。小说通过讲述个体创伤性经历或群体灾难性经验，表达身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主题，书写文化创伤，参与文化创伤建构。虽然创伤小说只是文化创伤建构中的一个元素，甚至称不上决定性因素，但却是文化创伤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部分。 究其原因，小说的虚构性很大程度上削弱其充当历史见证的可信度。的确，虚构的故事如何担当历史见证的重责？然而，当我们揭开文化创伤的神秘面纱时，原本围绕文化创伤的真实性、唯一性、历史性、权威性逐一瓦解。真相其实来自建构，虚构何尝不是一种主观建构？虚构的故事何尝不是为世人提供一种事件再现？如果昨日重现只是神话，那么小说足堪绝佳的神话诠释。创伤小说所诠释的，则是有关文化、伤痛和记忆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着影响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故事文本书写下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人群共有的文化创伤。 创伤小说通过再现个体创伤性经历或群体灾难性经验，表达身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主题，并且努力尝试用新的方式讲述令人回味、难忘和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尽管亦真亦幻，但却承载着沉痛和苦难，铭记着人类共有的记忆。在此意义上，创伤小说次文类的界定对文化创伤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