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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题材 关于题材，两位学者的研究均浅尝辄止，似乎无意探究题材的共性和特质。格兰诺夫斯基研究重点是创伤小说的形式，关于小说题材，则笼统概述，未及详细分析和分类。怀特赫德虽注意到题材研究的不足，却没能加以梳理，只是在《创伤小说》中专辟一部分讨论主题，分析巴克尔(Pat Barker)的《另一个世界》(Another World)、多瑟克(Bruno D  ssekker)的《片断——童年记忆》(Fragments:Memories of a Wartime Childhood)和迈克斯(Anne Michaels)的《逃生录》(Fugitive Pieces)的主题特性。然而，题材并不等于主题，前者更为具体，后者则以抽象见长，前者可谓后者的基础。但是，小说次文类研究中，淡化甚至忽视题材研究不在少数。瓦特认为小说的形式现实主义更胜于内容现实主义(28)，弗莱指出题材不能决定文体(267)，罗伯特(Marthe Robert)强调原本宽泛的题材，随时可以扩容，难以穷尽，无疑严重妨碍小说次文类划分，所以不论其与现实有多么紧密的联系，都不能决定小说的次文类划分(61)。诚然，反对题材决定论有利于凸显小说的新文类本质，更能体现小说有别于其他经典文类的形式独特性。不过，反对题材决定论，并不等于否认题材之于小说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类型小说的题材共性显而易见，比如：间谍小说、侦破小说、言情小说、哥特小说、科幻小说等等。反对将题材视为次文类划分决定因素的初衷，不外害怕贴上“类型小说”的标签，又或许担心贬低小说形式的地位。毕竟，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形式较之内容更能体现艺术创造力。但因此否定题材价值的立场，无疑同片面强调题材一样无益于小说次文类的发展和研究。 创伤小说虽然不能简单化地凭借题材归类，但题材确是本文类界定不可或缺的元素。创伤小说的题材是个体创伤性经历或群体灾难性经验。个体创伤性经历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幼年(丧父、丧母、病痛、性侵、暴力、战争、饥馑、事故等)，青春期(丧父、丧母、病痛、性侵、暴力、战争、饥馑、事故等)和成人(丧子、丧偶、病痛、性侵、暴力、战争、饥馑、事故等)。个体在一生不同阶段，都可能遭遇以上不幸。这些经历，并不一定会带来身体伤害，也不一定会每时每刻萦绕受害人心灵，但却有可能导致创伤性神经症。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性神经症的诱因即强迫重复，重复痛苦的冲动不受快乐原则制约，是死亡本能驱动所致(24-25)。克鲁斯更进一步指出，创伤即“双重伤害”，最初伤害发生时，受害人可能尚未意识到伤害的严重性，又或者受害人为了回归正常生活故意将其“遗忘”，以致等到第二次或更多的同类伤害发生时，受害人再次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身体和心灵的戕害，并可能伴随病理症状(Caruth,Trauma 3-5)。弗洛伊德和克鲁斯的思考，肯定了创伤性事件对个体身心的持续影响，避免把创伤性经历普遍化，有利于具体而微地检视创伤的发生、发展、形成和治疗。 相形之下，群体灾难性经验似乎难以具体锁定，其发生、发展和形成更具隐蔽性和潜伏性，至于治疗，则不是简单的心理辅导能够做到的。内容上，群体灾难性经验包含：自然灾害(地震、洪水、火灾、瘟疫等)、战争、种族屠杀、暴力等。群体灾难性经验旨在突出群体对大灾难的感受和影响，不过经验的主体依然是个体。个体经验在群体内交流、交融和变形，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集体记忆，创伤性神经症的影响从灾难亲历者辐射到并未真正经历灾难的其他群体成员。与个体创伤性经历类似，群体灾难性经验也具有弗洛伊德和克鲁斯所提出的重复性特点。不过，因为创伤主体从个体发展到群体，后者所体现的重复则更为隐蔽。有时，甚至需要执着地深挖细考，方能发现不同事件之间的关联，并辨析群情激昂或全民哀恸的复杂成因。表面上，个体受创较之群体受创更为普遍和常见，实则不然，两者在影响面和影响力方面可谓不相伯仲。如果说个体创伤性经历会对受害人造成持续的身心危害，那么群体灾难性经验则会对社会性别身份、族裔身份、民族身份的认同产生巨大影响。 个体创伤性经历和群体灾难性经验绝不是相互排斥、泾渭分明，很显然，后者必然包含前者，而前者是后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创伤小说的题材做此划分的意义何在？心理创伤理论和文化创伤理论各自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二者的交集还为这两大类题材建立关联。比如，战争是20世纪对人类影响至深的历史事件之一，以战争中个体创伤性经历为题材的创伤小说有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的《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冯尼古特(Kurt Vonnegut)的《第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等等。这些小说一方面延续着滥觞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的战争文学传统，另一方面致力通过退伍老兵的弹震症(shell shock)，再现个体面对庞大战争机器时的渺小和无奈。与此同时，这些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退伍军人群体对战争的集体记忆。小说中的创伤主体绝不孤立，他们往往会和其他退伍军人伙伴联系，倾听或发现彼此的故事，用虚构群体的集体记忆，引发阅读群体真实的感受迁移。阅读这些作品，不仅能让读者对弹震症受害者感同身受，而且能更新甚而改写其对战争的看法，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不难看出，上述描写个体战争经历、展现老兵生理和心理创伤的小说，同样也在书写关于战争的苦难和后遗症，也在参与建构战争文化创伤。同样地，以性暴力创伤和种族灭绝创伤为题材的小说，如里斯(Jean Rhys)的《藻海茫茫》(Wide Sargasso Sea)、伍尔夫的《幕间》(Between the Acts)、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Beloved)和《秀拉》(Sula)，以及斯泰伦(William Styron)的《索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艾米斯(Martin Amis)的《时间箭矢》(Tim'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托马斯(D.M.Thomas)的《白色酒店》(The White Hotel)，都能产生类似的感受迁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