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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小说再现事件，不是以追求历史真实或还原事件为己任，而是一种富有历史责任感、且兼具美学理念的记忆书写。小说中的事件再现，既是对厚重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也是折射现实的方式，其中不乏新颖独特的形式。通过对题材、主题和形式的分析归类，本文指出界定创伤小说为一种新次文类，不仅是小说文类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对于文化创伤研究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文类 记忆 创伤小说 文化创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类一般项目“文化创伤的时间维度研究”(08BWW013)。 作者简介：刘玉，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化创伤是加诸于受害群体意识的痛苦记忆，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科学概念，用于表示以前无关的事件、结构、认知和行动之间新的、有意义的因果关系”(Alexander 1)。同时，文化创伤往往虚实结合地再现事件。“再现政治”因素的介入，令事件再现更为复杂和不确定，这与虚构文学的特点不谋而合。虚构文学主要是以文字为媒介的事件、思想和情感再现，文字再现富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故虚构文学在回溯记忆和再现事件时，亦饱含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虚构文学在书写个体心理创伤和群体灾难时，往往因为再现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虚构性受到质疑。一些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重大的灾难性事件，经由文学加工，重新呈现于世人时，其中反映的恐怖、害怕、痛苦、孤独、绝望、孤立、疼痛、死亡等境遇和感受，是否能超越时空阻隔，产生感受迁移？比如从薄伽丘的《十日谈》(Decameron)、笛福(Daniel Defoe)的《大疫年记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到加缪(Ablbert Camus)的《鼠疫》(La Peste)、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  rquez)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和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的《痕迹》(Tracks)，都能不同程度地再现瘟疫的巨大破坏性和毁灭性，这些虚构事件所参与建构的瘟疫集体记忆或文化创伤，绝非各自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共同作用。这些虚构故事的题材，或隐射真实历史灾难，或刻意杜撰，事件的真实性明显让位于境遇和感受的真实。虚构文学的文类中，当属长篇小说最能全面、深入和有效地再现事件①。小说里再现的事件，绝不是简单的历史事件重演，而是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故事新编或事件重构。毕竟，小说家从来不是实录历史的那个人。显然，小说绝不等同于历史叙事，历史真相从来不是其终极目标，而虚构真相中往往蕴含着美学价值和人文关怀。文学和历史分属不同学科，二者或有交集，但重心和诉求截然不同。至于哪一个更接近真理，则见仁见智。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诗)犹胜历史，“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81)。文学的艺术性，赋予其超越历史的哲学性和普遍性。历史则是以纪实为己任，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的篡改，皆为史家不齿。文学虽不拒绝历史，但却绝不奉“信”为圭臬。可以说，文学再现之于历史真相，犹如神之于形。至于文学中再现的历史片段，有可能形神兼具，但究其实质，却不是希冀还原历史真相，而是搭建从真实迈向虚构的桥梁。 这意味着小说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想象和再现历史。经由文字建构的虚构真相，并不直接告知读者历史真相，而是提供一面有棱角的镜子，让读者自己去寻觅历史中的真理。20世纪史学界对官方历史、宏大叙事、权威真相的反思和批判，以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叙事理论最富洞见。怀特指出，现存的权威历史，是用文字记录的史实，叙事即其本质。用语言完成的历史叙事，必然带有语言的虚构性，因而历史学科发展的新契机，在于确认其与文学想象的固有联系(怀特，《历史叙事学》170、192)。同时，“大量文学写作并非虚构”(White,“Historical Discourse” 32)，对历史叙事有着直接影响的，是文学语言或文学写作中的修辞、诗学和象征，而不是文学写作中的虚构性。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彰显历史话语对文学语言或文学写作借鉴之余，还暗示文学不乏值得肯定和深思的历史性。然而，怀特试图析出文学中虚构性的做法，却可能会削弱文学再现的艺术性和创造力，贬低虚构真相的价值。其实，以小说为例的虚构文学，既不乏为虚构服务的修辞、诗学和象征，也肩负建构不容小觑的虚构真相的重责。本质上，虚构真相复杂且不确定，与历史叙事试图还原的、纯粹和确凿的历史真相，有着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于小说而言，主要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小说自诞生伊始，内容和形式都得到极大地挖掘和发展。从题材、主题，到叙述方法、情节、人物刻画、语言，小说都致力于探索不同的素材和手法，体现新意。但是，小说绝不纯粹以标新立异为宗旨，其现实和历史责任，决定了它和历史真相之间有着间接、迂回、紧密的联系。这样，小说再现事件，虽不是以追求历史真实或还原事件为己任，但却是一种富有历史责任感、兼具美学理念的记忆书写。小说中的事件再现，饱含厚重的现实和历史，亦不乏新颖独特的形式。因此，通过再现特定事件，小说倚赖“弥赛亚式时间”，创伤性事件和创伤想象得以有效结合，不仅包容个体的记忆，还能共同书写和建构社会的、历史的、集体的和文化的记忆(安德森23-33)。这类再现特定事件、书写和建构文化创伤的小说即创伤小说。 一、一种新次文类 文学类型，用弗莱(Northrop Frye)的话说，即“文学传统”，因为文学类型研究是以研究传统为基础(96)。具体而言，文类研究并不仅限于分类工作，即将某一类型划归于某种文学传统之中，还应该同时阐明该传统，并指出其类属特征，从而揭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247-48)。文类研究的重点，即分类、解释和梳理，研究范式应具备相应的深度和广度。以瓦特(Lan P.Watt)的文类研究为例，有点有面，剖析丝丝如缕，不仅重视小说类型的历史维度，而且避开形式至上的结构主义误区，充分展现小说这一新文学类型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点。 小说源自散文虚构故事(prose fiction)，18世纪以降，发展迅速，形式日臻完善，写作队伍蔚为大观，创作手法推陈出新，艺术影响力不断扩大。瓦特指出，小说类型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个人主义思想关系密切(64)。萨义德(Edward Said)将小说视为资本主义文化制品(cultural artifact)，认为小说是最能反映现代社会权力关系的文类(70-71)。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则认为，小说因其对传统叙事范式的挑战，得以参与资产阶级文化革命。毋庸讳言，小说和资本主义之间难以割舍的纽带，使其成为“文类的终结”，无愧为现代社会最富活力的文类(137-38)。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呈现出复杂化的态势。与之相呼应的是，小说类型也呈现出多元次文类(subgenre)繁荣共生的局面(Robert 57-69)②。不过，小说次文类划分绝非自然行为，而是一种“相对任意性的批评行为”(詹姆逊131)，其由来，与其说是依附于小说形式的发展，不如说取决于批评旨趣的定位。某种程度上，文学批评旨趣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小说次文类研究的关键。 20世纪，科学日渐昌明，物质不断丰富，人类社会稳步发展。然而，战争、自然灾害、民族分裂和融合、文化和性别之争等冲突并没有消失，仍然时有发生。其影响力、波及面愈加深广，甚至引发重大社会变革，影响人类社会前进的车轮。当这车轮突破阻隔、轰鸣着继续其行程，那些异常深刻的车辙，却以不同的面目，永远留存不同群体的记忆中。如果文化创伤是这些挥之不去的车辙，那么创伤小说则是其再现和留存的形式之一。 首位提出“创伤小说”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格兰诺夫斯基(Ronald Granofsky)。1995年，他在《创伤小说》(The Trauma Novel)中，通过研究创伤小说与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试图从形式上界定创伤小说，以突出该次文类在当代小说中的地位和发展潜力。格兰诺夫斯基的创伤小说概念，得益于20世纪蓬勃发展的心理创伤理论，不失为创伤理论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交集。其实，以心理创伤为主题或题材的小说，绝非20世纪才出现。然而这些小说之所以不能冠以“创伤小说”之名，是因为其未能象征地再现创伤。格兰诺夫斯基认为，“唯其通过文学象征主义发掘个体在集体创伤中的际遇，或过去的真实事件，或现在的危险趋势，或未来的假象恐惧，方能凸现创伤小说的独特之处”(5)。这一定义，厘清了创伤小说和涉及创伤的小说之间的区别，明确了创伤小说应该是以集体创伤为主题，运用象征手法，表现个体在不同时间维度的创伤体验。但是，格兰诺夫斯基似乎只是将重心放在象征手法的分析上，忽视了诸如“集体创伤”“大众创伤”“集体灾难”等是否存在普遍共性，是否会影响故事的讲述和小说的结构？同时，“集体灾难的象征描写”能否作为创伤小说内容和形式的唯一界定标准？如此概述，是否有笼统含混之嫌？ 另一位试图从形式和内容上界定创伤小说的，是英国学者怀特赫德(Anne Whitehead)。她在《创伤小说》(Trauma Fiction)中指出，20世纪创伤理论的兴起为当代小说家提供了“创伤概念化的新方式”，创伤小说以“真实、具体的历史创伤”为题材，形式上借鉴了后现代小说和后殖民小说某些艺术手法用以“反思或批判”(3)。她指出，创伤小说具有鲜明的文类特征，其文类的价值和意义值得研究和梳理。怀特赫德的创伤小说，主要得益于当代创伤理论家克鲁斯(Cathy Caruth)提出的创伤概念。克鲁斯在文集《创伤：探究记忆》(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的引言中指出，创伤并非伤害发生时产生或出现，而是被受创主体的潜意识压制，痛苦记忆由此变形、蛰伏甚至突变，待到另一事件触发癔症病状，才形成所谓“创伤”(9)③。克鲁斯的创伤概念，包括了三个特点，即潜伏性(latency)、延迟性(belatedness)和反复性(repetition)，强调创伤的历史维度与非线性时间之间的共生关系。克鲁斯在专著《无名的体验：创伤、叙事和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里，进一步阐释了创伤与时间的关系。她把创伤叙事比作“延迟体验的叙述”，认为其“不是躲避现实、躲避死亡的讲述，也不是躲避指涉力量，而是为证实自己对生活无尽的影响”(7)。克鲁斯认为，创伤揭示的是真相，但这一真相往往推迟出现，并延迟发作，其原因是创伤主体的意识中这一段记忆已然缺席。显然，创伤记忆不啻为德里达所说的“缺席的在场”。克鲁斯的思考，使创伤研究从表层推进到深层，穿越了时间的阻隔，捕捉似有似无的记忆。怀特赫德则从克鲁斯的创伤概念中，看出其对小说虚构性的重新审视，“对于克鲁斯，指涉的真相和经历不再与虚构小说背离，二者互为彼此，共同为读者提供阐释和理解的根本性新问题”(13)。基于克鲁斯的创伤概念，怀特赫德试图为自己的创伤小说类型确立主题和文体的范式。但是，她的创伤小说却明显地缺少弗莱提倡的传统定位，不论主题分析还是形式研究，小说之间的共性不够突出，未能揭示该小说次文类的独特性。 可见，怀特赫德与格兰诺夫斯基的概念界定，都借鉴以克鲁斯为代表的创伤理论家的观点和思考，并试图从文体上梳理创伤小说的特点，但二者的概念表述和研究重心却不尽相同。就概念表述而言，前者选择的是更为宽泛的虚构小说(fiction)，而非后者的长篇小说(novel)。有趣的是，怀特赫德的参考文献中并没有出现格兰诺夫斯基的名字，似乎后者提出的概念不在其考查之列。两人的研究各具特色，却不乏共同之处：二者所探讨的创伤小说主题，不论“集体创伤”“大众创伤”“集体灾难”，还是“真实、具体的历史创伤”，均可纳入文化创伤的范畴。而格兰诺夫斯基提出的象征性再现，和怀特赫德强调的创伤时间性特点，亦不无借鉴之处。格兰诺夫斯基和怀特赫德的研究，不仅提出了创伤小说的概念，还不谋而合地指出其与文化创伤的关联，这无疑为推进创伤小说的文类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两部专著，是创伤小说文类研究的奠基之作，虽不尽完善，但重要性不容小觑。两位学者都同意：创伤小说是对真实事件展开主观想象，并进行文学再现的小说。事件选择，即小说题材，是创伤小说文类界定首要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