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在列菲弗尔所构筑的美学工程之中，“身体”与“空间”在当代理论语境下都会遭遇激烈的批判。首先，列菲弗尔的“身体”会被指责为具有本质主义倾向。身体所占据的位置恰恰是原来绝对主体（absolute subject）所有的，欲望成为了某种本真存在，故而又掉入了在场的形而上学陷阱。[52]列菲弗尔确实有着根深蒂固的浪漫倾向，给予了欲望与身体绝对的地位。其次，虽然列菲弗尔挪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还是很敏锐地指出了列氏空间理论的悖谬之处：人类主动性成为了空间和城市组织化的生产性来源。[53]换句话说，列菲弗尔给予了空间太多动力性，而且过度确信空间矛盾的“自发性”。列菲弗尔理论更深层的问题来自历史。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欧洲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亦不例外）大多针对福特主义的积累模式、凯恩斯式民族国家的官僚机器，以及不容更改的阶级支配和大众异化。列菲弗尔最重要的作品亦紧紧地嵌入在福特主义的理论语法之中。[54]1970年之后更为灵活的资本积累取代了“福特主义”，资本主义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或重建自身形象的地理、生产传输和传播的空间、基础设施和地域构造的空间，同时也生产出了新的时间与空间的概念、价值观念与主体内容。[55]比如，卡斯特就提出“流动空间”成为了信息社会的支配性空间形式，从而建筑与设计很可能需要在形式、功能、过程与价值方面予以重新定义。[56]列菲弗尔所遭遇的更是某种现实的危机与挫败。20世纪70年代激进革命全面退潮,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在全球范围扩张，空间不仅没有成为革命的中心，反而成了某种“精神鸦片”[57]。对于詹姆逊来说，“后现代”空间给人类经验及主体性带来了混乱，招致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效果。[58]在这种语境下，空间不仅无力恢复身体的整体性，还进一步成为“行动中的意识形态”。[59]这是列菲弗尔空间美学工程所面对的第一个难题。然而，我以为还需要坚持一种辩证的身体概念，而不是向后结构主义哲学投降。美学与政治的必要接合依旧是有效的，关键是需要将身体概念进一步“空间化”并“政治化”。 不同于“情境国际”试图建构“具体的乌托邦”，列菲弗尔坚持“抽象乌托邦”的观念。[60]列菲弗尔或许看到了某种内在于乌托邦的困境：一种想象的地理学或空间形式／秩序抑制了社会变化与历史的可能性。然而，哈维认为这种拒绝是把双刃剑： 列菲弗尔肯定会拒绝传统的空间形式乌托邦，因为它所体现的权威性，他的空间生产总是保持着无尽开放的可能性。不幸的是，这一效果让实际的另类的空间挫败性地延宕了，这是一种折磨人的浪漫主义。[61] 虽然列菲弗尔认为宏伟性建筑是恢复身体整体性的一种资源，但是他最终没有为差异空间的生产提供具体的指引。何种空间形式可以最终契合于开放性的身体?这对于美学想象来说至关重要。乌托邦如何成为物质实践是美学政治化的关键一步。当然，在“空间生产”的流动意义上，乌托邦的静止性将被打破，它必然遭遇物质化过程中的各种斗争。美学因遭遇到现实政治与经济生产过程而被修正。然而，美学的本真追求并没有消失殆尽，依旧作为一种动力支撑着空间与社会变革。比如，一方面是列菲弗尔“再现的空间”（情感、身体的完整性、“作品”）如何通过“空间实践”现实化；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简单依托“反抗的身体”这种浪漫想象，而是需要重新拷问政治经济学中的身体。[62]如此，一种新的美学政治化便凸显了出来。我们不仅需要对游戏性的空间投入想象，对日常生活空间进行构筑，还需要反思劳动空间、经济生产的空间与身体之间的关联。一些新问题亦值得我们反思：新兴技术与空间生产具有何种关系?进一步对身体产生何种影响?比如，网络与虚拟性动摇了真实空间与真实身份，基因技术动摇了身体的本真性。这些都关乎新的空间类型的生产，也冲击或挑战着列菲弗尔“身体”与“空间”的某些命题。但我坚持认为列菲弗尔的探索并没有过时。空间连接了美学与政治，提出了解放（身体、感觉的解放，也召唤实质的民主）的可能性，“空间的生产”最终辩证地改变了美学与政治的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