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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法国思想家列菲弗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列氏的批判性空间理论极大地冲击了西方长期以来主导性的空间观念，其影响力向人文地理学、建筑研究、城市规划、社会理论等领域辐射。本文聚焦于列氏的空间理论与激进美学之间的关联，尝试揭示出“（社会）空间的生产”命题背后的美学动机：建构完整的人、恢复完整的身体与全面的感觉。一方面，辩证的空间化抵抗着符号学的解读霸权与视觉化逻辑，召唤着实践的身体。另一方面，空间三元组合概念“空间化”了历史，暗示出列氏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诊断：不断地导致空间“去肉身化”。空间的生产可以被视做一种激进的美学工程：建筑空间与城市规划将政治解放（去除异化）落实到身体层面。正是在这一点上，列菲弗尔与“情境国际”等先锋组织分享着类似的问题意识。列氏对于现代休闲空间的辩证把握更是提出了重新反思美学（感性解放）与政治（民主追求）关系的可能。当然，列菲弗尔的空间理论具有无法逃避的历史局限性，身体与空间在当代都必须经受批判性的拷问。不过，本文依旧坚持“空间的生产”辩证地改变了美学与政治的关联，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政治化的维度。 关键词：列菲弗尔 空间的生产 身体 美学政治化 作者简介：朱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在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中，长久以来一直把空间视做一种空的“容器”[1]，或如福柯所言：“空间被看做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2]如今，这种烙刻着18世纪启蒙印记的空间概念已经遭到了激烈的反驳，“空间的生产”成为了主导话语。[3]在这一“空间”观念的转换中，法国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4]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扮演了枢纽性的角色。列菲弗尔的空间思想早已向人文地理学、建筑研究、城市规划、社会理论等领域辐射，而本文聚焦于列氏的空间理论与美学之间的关联。美学是作为有关于身体（body）的话语而诞生的。这个术语首先指的不是艺术，而是指与概念思想领域相比照的人类全部知觉和感觉领域。[5] “空间”不仅有助于恢复美学的原初意义，而且经由“空间”（建筑与城市规划）的“中介”，美学与政治、伦理建立起了全新的关系。[6]在列菲弗尔的空间理论中，“身体”与“感觉”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不同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空间筹划（“全景敞视主义”）规训身体[7]，列菲弗尔将空间视为恢复身体整体性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空间生产的理论内在地关联于一种美学工程。不过，这种美学工程又是一种政治构想：关乎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关乎人类的解放（包括感官的解放）。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一构想如何通过批判性的空间范畴传达出来?美学与政治如何经由空间“接合”在一起?通过对于列菲弗尔空间理论的批判性考察，我尝试阐明“美学政治化”新的可能性。 一 从1920年登上历史舞台到生命最后之作《节奏分析》，列菲弗尔的“问题意识”始终没有改变：对马克思早年异化论题的逼问、对资本主义整体性的不懈批判、对完整的人（total man）理想的一再坚持，以及对激进民主的向往。“完整的人”理想——来自马克思早期著作，亦来自克服西方现代性阴影的尼采式“超人”，始终是列菲弗尔供认不讳的追求目标。“完整的人”是“转变中的主体及客体。他是对立于客体并克服这一对立的有生命的主体，是被分成许多局部活动与分散的规定，并克服这种分散性的主体。……是在自由的共同体中自由的个体”[8]。根据杰（Martin Jay）的看法，列菲弗尔最终没有放弃对整体性观念解放力量的坚持。[9]这种浪漫的“整体性”要求激活人的所有感觉，恢复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交流，强调“节日”与日常生活的重新发明，以及新的空间与时间的“生产”。从而列菲弗尔与马克思这位“深刻的美学家”（伊格尔顿语）站到了一起：“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0]。秉承着马克思（尤其是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的马克思）通过“实践”克服主客体二分的思路，列菲弗尔将“身体”看做一个复杂的实践概念，它“包括许多向度：跟自然有联系、跟过去和跟人类的可能性有联系，其范围包括从姿势到肉体性属性的日常生活活动，包括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整个社会实践”[11]。身体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肉身，而且是人类能动性的现实化。在这个意义上，完整的人首先是“完整的身体”。值得注意的是，列菲弗尔通过“空间”来把握这种“身体”： 每一生存着的身体都是空间，并具有自己的空间：它在空间中生产自身，也生产那一空间。……伴随着能量展开的身体，生存着的身体，创造或生产其自己的空间；相反，空间的规律，即在空间中划分的规律，也支配着生存着的身体及其能量的展开。……于是我们获得了从抽象到具体…从精神到社会的路径。……这一主题可以拓展并应用于社会空间。[12] 每一“身体”都生产出自己的“空间”，同时“空间”也规约着身体。身体空间并不外在于社会空间的生产，相反，后者包含了前者。更关键的是，身体与社会空间生产之间具有理论上的相通性（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具有“创造”的含义）。为了弄清身体与空间之间更为辩证的关联，我们有必要先理清列氏“空间”的要义。 列菲弗尔改造“空间”观念有两个要点：第一，粉碎了“空”的空间先于填充物的“幻象”，辩证地将空间把握为一种“运动”的对象（而不是静止的“容器”），他为之找到了一种普遍的概念——“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列菲弗尔的‘生产’概念不但具有经济学的意味——事物的生产，更是一个更宽泛的哲学概念——知识的生产、体制的生产等，甚至可以关联于尼采的‘创造’。”[13];第二，面对各式各样的空间——工业空间、哲学空间、绘画空间、文学空间、建筑空间等，理论真正迫切的任务是“将不同种类的空间和它们起源的形态集合在一种单一的理论之中，来揭示一种实际的空间的生产”[14]。前者导出了“社会空间”的定义，后者催生了“空间三元组合概念”。在列菲弗尔看来： 社会空间并不是处在其他事物中的一种事物，也不是其他产品中的一种产品：它容纳了被生产的事物，包含了它们共存之中的互相关系以及同时性——它们的（相对的）秩序和／或相对的失序。它是一系列操作的结果，不能被还原为一系列单纯的对象。[15] “社会空间”是一种理论建构物，所以它超越了单纯的现实性，达到了整合“抽象”（社会关系）与“具体”（现实化过程）的更高普遍性。列菲弗尔的“空间”事实上是一种“空间化”[16]，由“生产”所引出的是一种流动的对象。城市构造、建筑以及运输网络等“直接现实”、社会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再现（包括物质的——地产、符号的——权力的空间标志），以及各种群体对于空间的想象与改造——这些都处在“空间生产”之中。社会空间不是这其中的“一种”，而是“全部”。更关键的是，我们需要一种辩证的思维才能掌握这一“具体的抽象”——生产过程与产品将自身呈现为两个不可分离的部分，而不是相互分离的观念。[17]社会空间“虽然作为一种被使用的、被消费的产品，它也是一种生产资料；交换的网络、原材料和能量的流动空间由其决定”[18]。“虽然……也是”彰显出一种辩证思维。这种思维驱除了空间起源性的幻象——空间先于社会生活，也不简单地将空间视为社会生活的结果。 这种强调流动的“空间化”（或社会空间）为抵抗符号学对身体所施加的暴力、为恢复实践的身体提供了可能性。“空间的生产”指的是一种空间化，指示出过程性与流动性。当符号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解码”或“阅读”空间文本之时，列菲弗尔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后果。空间中的活动（当然包括阅读空间）本就被那一空间所限制（比如特定的空间的再现规定了一种“空”的空间形象）。空间在被读之时，权力已经先展开配置，而空间与身体、主体性、诸种感觉经验之间的关联都被“可读或可视性”所还原了——决定了你怎么“读”，“读”或“读不到”什么了。在列菲弗尔看来，关键性的策略在于恢复和强调“挪用”“挪用”（appropriation，或译占用）是列菲弗尔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与“支配”（domination）相对立。“它可以说是一个被修正／改变的自然空间，为了服务于某一团体的需要和可能性，被那团体所挪用。……挪用不能与时间及生活的节奏分开。”[19]列菲弗尔认为马克思最早把握了挪用的要义——挪用相对于资产。艾尔登则指出，挪用／支配的区分来自海德格尔。[20]、“使用者”“使用者”（user）是列菲弗尔的一个特殊概念。“使用者”并不指一般意义上使用某样东西的人，“使用”暗示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21]、“身体”等范畴。因为空间首先是有我们的“身体”在场的，是我们在“使用”空间，也改变、生产或创造着自己的空间。 另一方面，社会空间的“多价性”（即以上提到的“多种”形态）要求一种更为明晰的概念化，列菲弗尔由此提出了“空间三元组合概念”： 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是空间的“现实化”，包括某个特定社会的地点以及空间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包括建筑环境、城市形态及适合特定目的的区域的创造。空间实践影响及塑造了社会成员的空间常识（common sense），因此它确保了社会的凝聚性（但不是指知识与逻辑意义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空间实践是空间里的人类行动与感知，包括生产、使用、控制和改造这个空间的行动，它对应于感知的（perceived）空间。 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是观念化的空间，是精神的建构物，因此是构想的（conceived）空间。它是特定社会（尤指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支配性的空间，关联于生产关系所施加的符号“秩序”与权力关系。这是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技术专家和社会工程师的空间，亦是具有科学倾向的艺术家的空间（尤指建筑师）。列菲弗尔十分厌恶法国第五共和国的技术专政、“自上”的城市规划以及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科学”思潮的独霸，“空间的再现”无疑影射了这些事实。 再现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是“居住者”和“使用者”通过相互关联的象征和形象生活着的空间。[22]“再现的空间”显现出列菲弗尔对底层（subaltern）的重视与对激进民主的向往——他特别强调了再现的空间关联于社会生活隐秘的部分，关联于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挪用”（appropriate）空间的可能性。[23]再现的空间亦是某些艺术家的空间，因为“艺术家的敏感和残酷会超越图像的限制。一些其他的东西会浮现，一种相应不同于精确、清晰、可读性和可塑性标准的真理和现实会浮现”[24]。他在这种艺术中追寻的是某种非语言的经验。再现的空间意味着一种包容本真经验的空间形式，从而放逐了视觉的霸权性。再现的空间亦来源于一个民族或这一民族每一个体的历史之中，因此它具有集体的意志。[25]所以人种学者、人类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所处理的空间接近再现的空间——童年的记忆、梦、子宫的形象以及象征（洞穴、过道、迷宫）；拥有情感的内核或中心：床、卧室、住所、房屋，或广场、教堂、墓地。它包含了激情的地点，或是生活的情境及行动的地点，并直接指示出时间。 空间三元组合是“空间化”历史的一种方式，在列菲弗尔看来，西方“空间的历史”是空间的再现不断支配再现空间的过程，是空间逐渐“去肉身化”的过程。[26]空间的再现不断介入并修正空间的构造——经由建筑与城市规划而“现实化”，相反，再现的空间只是被压制在想象或象征作品之中，无力转为“空间实践”。列菲弗尔在论述托斯卡纳区（Tuscany）的空间历史时指出： 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不是被“容纳”在已存在的空间之中。一种既非城市亦非乡村的空间是被生产的，是在两者（城与乡）之间的新近产生的空间关系。……艺术家们“发现了”透视法以及发展了透视法的理论。因为一种透视法中的空间已经先于他们存在了，因为一种这样的空间已经被生产了。一种新的空间的再现，视觉的透视法在画家的作品中出现了，首先由建筑师和几何学家给予形式。这并不是说，在意大利的这一时期，在佛罗伦萨和锡耶纳周围的托斯卡纳区，城镇居民和村民不会继续以传统的情感和宗教方式来经验空间——通过席卷世界的上帝与恶魔力量之间战争的互相作用之再现的方式，特别是在一些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周围，如他的身体、他的房屋、他的土地，以及他的教堂和接收他死亡的墓地。的确，这一再现的空间继续在许多画家和建筑师的作品中成形。但这里只是说一些艺术家和学者获得了一种不同的空间的再现：一种同质的、显然是以视平线和消失点划定了界限的空间。[27] 视觉“透视法”是一种空间的再现，相反，传统的情感与宗教经验唤出了一种再现的空间，后者是一种“活生生的空间”（lived space），并在“构想”（或认识）与“感知”之外引出了第三种可能性。在列菲弗尔的空间分期“叙事”中，前资本主义时代神圣的“绝对空间”以再现的空间为主导，而“抽象空间”伴生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空间的再现压制了再现的空间——自上的规划压制了自下的实践，理智性压制了情感性，视觉压制了整体的感官。列菲弗尔给出的空间分期模式是：绝对空间——“其起源是农业-牧业的碎片”，政治权力依旧依托“自然”神秘的力量；历史空间——积累的空间，绝对空间瓦解、资本主义初生的空间；抽象空间／矛盾空间——资本主义的空间，有着几何-视觉-男根三重性，同质的又是破碎性的空间；差异的空间——节日的空间、挪用（appropriation）的空间、使用价值优先于交换价值的空间；“总体人”实现的空间。列菲弗尔认为社会空间的生产（不仅是现实的生产，也是我们对于现实感知的生产）必须放到历史维度中进行考量——特别是对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历史框架进行批判性的借鉴。[28]正是在这里呈现出列菲弗尔对西方现代性的基本诊断，以及他对于二战之后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回应。我们从中也能把握到空间与激进美学的内在关联。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具有“几何-视觉-男根”三位一体的逻辑。“几何”意味着所有的自然空间及社会空间被简化为同质的欧几里得的几何空间，三维现实被简化为二维现实（比如“城市规划”，地图，或任何表象）。[29] “视觉”意味着视觉性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排斥了所有其他感觉。一切都处在了眼睛的监视之下——一种隐喻性的视觉空间出现了。列菲弗尔认为“视觉化逻辑”——包括可视、可读、可理解性，化约了所有其他的经验与感觉，一切都变为“文本”，一切都被眼睛所注视着，为一个读解过程所支配。“男根”则隐喻了权力的在场与可见性：警察、军队和官僚体制充斥在这一空间之中[30]，“摩天大楼傲慢的垂直性，特别是公共的和国家性的建筑……对于每一观者施加一种权威性的印象”[31]，亦是“男根”权力空间的表达。 具有“几何-视觉-男根”三元性的抽象空间意欲施加一种“同质性”[32]——消除了包括内外之间的区分和差异，趋向于被简化为可视、可读领域的无差异状态，同时又导致“破碎性”——劳动的分工，需要与功能的琐碎划分。资本主义最终会造成人的极度“异化”，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身体的转喻化——身体不断外在于自身，以及“隐喻化”——身体变成图像、符号。在这一点上，列菲弗尔、德波和列菲弗尔曾经的学生鲍德里亚存在相似的问题意识：真实、本真性及活生生的经验持续性地被“异化／分离／成为拟像”所取代。列菲弗尔认为“视觉化逻辑”伴生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展开，笛卡尔的几何空间、透视法都是更大的历史过程——逐渐生成的资本主义空间的表征。[33] 我们可以将列菲弗尔的空间理论看做对于战后法国激烈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一种回应，进一步说，是对于凯恩斯-福特主义式资本主义的一种回应。在他看来，冷冰冰的专家式城市规划、高扬“科学”的结构主义思潮，与国家资本主义压抑性的政治控制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列菲弗尔始终在寻找抵抗视觉化逻辑的可能性，一方面提出了社会空间范畴抵抗精神空间的霸权——批判“空间符号学”；另一方面，他也尝试想象如何通过新空间的生产来实现对身体整体性的恢复，也就是列菲弗尔空间理论所内含的激进美学工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