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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者”与中国当代文论史

http://www.newdu.com 2019-03-15 文艺报 泓峻 参加讨论

    百年来的“新文学”,是在不断反思与总结中前行的。不久前由鲁枢元主持完成的《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一书,可以看作百年文学传统的最新体现。
    这是一部站在新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制高点上回顾、总结新时期40年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发展历程的学术专著。的确,从课题设计的初衷、写作者努力的方向、读者的阅读期待,以及本书可能产生的学术影响而言,这样的评价都不为过。此书在2018年下半年出版发行,适值国内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氛围渐进高潮,也很容易让人做如此联想。况且,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论历程可以称得上是波澜壮阔的发展变化,40年的确是一个不算太短的时间距离。站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能够比过去更全面地看到文论发展的整体样貌,更清楚地认识到许多当年文论界所纠结的问题的实质,更便于展示中国文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本书在绪论中介绍:前三章,即“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分期与历史定位”、“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范式的转换”、“新时期文学基本性质的多维认知”构成写作的总纲,是贯穿40年文论史的纵轴;后五章,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新时期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实践”、“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文艺批评领域拓展”,聚焦了40年文论成就最突出的五个方面。
    坚持使用“新时期”这一概念作为这部文论史的书名,与作者对1980年代的文论在近40年文论中地位的强调有关。对此,鲁枢元自己毫不讳言。他在自己执笔的绪论中明确地讲,“对于所谓新时期的文学思潮而言,20世纪80年代不但是崛起阶段,同时也代表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精神与情感,气质与风范,是新时期的精神内核”。而且,这似乎也是本课题整个研究团队在写作时形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刘锋杰作为课题研究的另一位核心成员,同时也是课题组中另外一位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学者,在出版社为本书组织的首发式上,重申了这一观点。那个首发式,也被组织者和媒体恰如其分地称为“80年代文学记忆分享会”。
    从终点回顾与从起点注视,两种逆向的历史眼光同时存在,使《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一方面试图展示40年来中国文论由政治范式到审美范式,由审美范式到文化研究范式的演进过程。在本书的写作者看来,这基本上是一个文论思维方式由本质主义到关系主义,再到文化历史主义,也即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另一方面,这部书又试图告诉人们,“经历了1980年代的辉煌之后,‘新时期’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已经开始消退,进入新世纪后,文学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迅速消落,消费主义蔓延到文学领域,文学变得快餐化,文学精神变得稀薄起来,文学和文学家地位开始下滑”。近40年的文论进程,实际上又是以这样一个新时期文学精神日渐式微的过程作为背景的,其间理论范式的变化、论题的转移,许多时候是在不得已中对这一并不令人满意的文学状况的应对。如果说本书通过前一种眼光使人看到了中国文论40年的进步与发展成就的话,那么后一种眼光则又带给本书一种审视与批判的清醒。而当这两种眼光转化成两种不同的叙述声音在本书中交叉出现时,展现出的恰恰是历史的复杂性与多义性。它远比那种单纯的历史进化论叙述,或者是完全建立在悲观主义基调上的叙述,更符合历史本身的状态。
    究其原因,如果前一种看问题的眼光是由课题组成员的学院派身份与立场所决定的话,后一种看问题的眼光,则恐怕只有鲁枢元、刘锋杰这样对1980年代有十分深切体验的学者才可能具有。特别是鲁枢元,其文学研究起步于1980年代,也成名于1980年代。他不仅是当年国内文学心理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同时也是新时期文学主体论思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并因提出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这一判断而引起学界激烈的论争。在研究方法上,鲁枢元主张将理论家批评家的个性、理想与审美感悟投射到文学作品的解读与文学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方法既带有十分浓厚的中国传统诗学的印记,同时也与1980年代的文化氛围高度契合。到1990年代初,鲁枢元转向文学语言学研究,几年后又将目光投向生态问题,并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成为中国生态文艺学研究方面一位代表性的学者。研究阵地的几经转移,使鲁枢元从1980年代以来,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活跃在文艺理论研究的舞台上,在所涉及的不同领域不断做出开拓性的贡献。但熟悉鲁枢元学术研究思路的人会发现,在几经转移阵地的过程中,其基本的价值立场、学术方法、包括对学术的理解,却始终没有大的改变。对于鲁枢元学术研究的精神内核,评论家刘海燕曾很准确地做了这样的总结:“性情先于知识,注重人的内心世界;观念重于方法,学术理念中有许多反思批判的意识。”而这也正是1980年代中国学术精神的集中体现。鲁枢元新时期以来的学术研究,本身就体现着对1980年代独有的那种精神气质的执守与眷恋。
    当然,在场者书写文学史这种方式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性。对于其局限性,《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一书的作者是有充分意识的,鲁枢元在“绪论”中声明:“书中的文字只能看作我们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一种阐释”,“就新时期文学运动的汪洋恣肆、浩瀚宏阔而言,我们的这些识见与判断实在不过是以蠡测海,种种遗漏自不待言,误解误判也在所难免”。这恐怕并非只是自谦的话。而对于这种写作方式的优势,对于作者借这种优势而带给本书的那种独特的意蕴,以及在场者写作行为所隐含的丰富历史信息,就只有靠读者自己去品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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