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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在新文化、新思想锐不可当的冲击下，旧派在不屑与辩、不敢与辩、无力置辩中显示出了暮气和颓唐。无论是从自然年龄上看还是从思想、精神状态上看，新青年派都散发着与历史新纪元相匹配的淋漓生气：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40岁，胡适28岁，钱玄同32岁，刘半农28岁，李大钊30岁，鲁迅38岁，周作人34岁，新青年的中坚人物正处于风华正茂的青壮年时期。与之相对应，遭新青年抨击的旧派则大多已接近人生的暮年期和衰落期：“桐城派”一脉的严复67岁（1921年病逝）、林纾68岁（1924年病逝）、姚永概54岁（1923年病逝）、马其昶67岁（1930年病逝）、姚永朴60岁（1939年病逝）；“选学派”大师刘师培虽然正值36岁的青壮年时代，但已病入膏肓，并于1919年11月病逝。作为一种象征，旧学在新思想的朝阳中黯然褪色。同时，旧派的集体沉默也反衬出林纾的尴尬处境。林纾作为公然站出来论争的守旧派受到新青年们的抨击理所当然，但是他卫道的热忱和行为基本也未得到旧派同仁的同情和支持，甚至被严复认为可笑，被姚永朴看成不值，这些也恰恰显示出林纾在其所属旧派中不被认可的微妙境地，其深层原因恰与林纾的宿敌章太炎的抨击如出一辙——没有小学根底，学问不到家。林纾的友人陈衍即有类似的评价：“为学总须根柢经史，否则道听途说，东涂西抹，必有露马狐尾之日。交好中远如严几道、林琴南，近如冒鹤亭，皆不免空疏之讥。”林纾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仪礼时，因为没有小学方面的造诣，往往错误百出，“鲁莽灭裂”“予先后为遮丑掩羞，不知多少”“琴南最怕人骂，以其中有所不足也。”[46]（P31-32）可见，在由“旧”向“新”转变的历史时代，林纾的亦新亦旧、不新不旧，致使其既遭新青年抨击，也没有得到旧派同仁的支持，恰成为鲁迅所说的“彷徨于无地”的中间物。 在以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为主导的历史行程和历史阐释中，“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尤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林纾，已成为时代的笑柄、历史的丑角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反动派”。如何破解一种本质化的认知，重新确证这些旧派的有效性价值，是五四百年后的研究者理应具备的一种历史自觉。承认新文化运动中的“旧派”同样构成了五四的有效组成部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客观上打破了五四新青年“空中挥拳”的寂寞局面，从反面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在论争中得以全面展开，更因为这些旧派在五四时期的历史结构中起到了必要的制衡性力量，是一种动力性因素而非阻力性因素。五四时期的新旧论战虽然激烈，但实际上并非你死我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一方面，五四时期的“旧派”并非一味守旧、泥古不化，严复、林纾、刘师培等大力译介、引进西方作品，对五四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引导作用自不待言，即便是以读书治经为志业的“一马二姚”也并未拒绝新思想和新文化。另一方面，新文化倡导者和文学革命者与中国旧文化、旧文学更是血脉相连。而“强国保种”则是新派与旧派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求变”是被大家所共同认可的方案，只不过在变的内容、变的速度、变的方式上有所不同甚至各执一词而已。无可讳言，新派抨击旧物、一拳碎黄鹤的做法既有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也有其偏激的一面；旧派对旧传统、旧文化、旧文学的卫护有迂执可笑的一面，但也有可信、合理的一面。破坏之后须有建设，再造文明的根基仍要从传统中去寻找。同样是在新旧激烈论战的1919年，“整理国故”的呼声也悄然兴起。尽管新文化派对整理国故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很快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学术风潮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并非是个别人的号召所致，而是文化自身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在新文化运动的这一转向过程中，旧派的作用不可小觑：“保守派对传统文化的极力维护，对新文化阵营及时调整文化战略起到了不容忽略的作用，一个切近的例证就是:正是在《国故》的逼促下，《新潮》才正式提出了整理国故。也正是在互相驳难的过程中，新文化阵营整理国故的思路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宽广。”[47]学者秦弓还从五四新旧的关系入手，用大量事实阐明了新派与旧派之间并非势同水火，而是一种渗透和促进的关系。由此，他认为：“‘五四’时期是一个多声部合唱的历史舞台，新文学激进派与折衷派、守成派及复古派共同参与了文学史建构。‘五四’时期新与旧的错综，是文化转型期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交织乃至现代性重构中的必然现象。”[48]这种论断可算是一种求是之论。因此，抛弃二元认知模式，从一个包容的、双边的立场重新看待五四的新与旧，建立一种大的五四视野，是五四运动百年后的研究者应有的一种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