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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旧思想文化论战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构成方式，也奠定了五四新文化继承者和研究者们看待“新派”与“旧派”的二元固化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旧思想文化最为激烈的论战发生在1919年，重回论战现场，便可发现，在新青年派的有意挑战中，除了林纾以螳臂当车的姿态参与论战以外，被骂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的旧派几乎集体选择了沉默和隐忍。在新文化、新思想锐不可当的冲击下，旧派在不屑与辩、不敢与辩、无力置辩中无不显示出了暮气与颓唐。但必须承认，旧派构成了五四文化的有效组成部分，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全面展开。五四时期的新旧论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关键词：五四运动；文化论战；林纾；《新青年》；1919年；新文化运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ZW127）；吉林大学青年学术领袖培育项目（2015FRLX03） 作者简介：王桂妹，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百年来，五四已成为现代中国的精神源头之一，同时也是现代知识界聚讼纷纭之地。尽管不同时期、不同言说群体所征引阐发的五四内涵不尽相同，但是无可置疑，“言说五四”和“五四言说”已成为中国历史思想变革的重要风向标。这不仅表明了五四的重要性，也显示了五四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五四是包含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与之密切相关又有区别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大概念，“文化的五四”与“政治的五四”构成了彼此支撑、无法分解的双重内涵。作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现代转型的关键事件，新旧思想文化及文学的论争构成了五四的基本生成方式。诚然，五四新青年派与文化守旧派的论争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是由其开启的中国新旧文化之争从未停止。说到底，文化的转型并非仅凭一次论争就能彻底解决，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的纠结和论争百多年来始终不绝如缕，“新”与“旧”并不能在“优”和“劣”之间划上简单的等号，因此，看似胜负已分的五四新旧文化之争实际上并没有最终尘埃落定。从深层次看，基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而被动开启的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始终是在峻急的途程中奔驱，甩脱传统落后的重负跨入现代先进的世界行列成为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的内驱力，现代性的焦虑致使人们对思想、文化、文学现代转型中“拿来”并“获得”的部分投注了持久的关注和热情，对于“丢弃”和“失落”的部分则缺乏足够的耐心和重视。实际上，那些在文化急转期被批判、遭否定甚至被抛弃的“旧物”并非全部都是糟粕，捍卫、守护着这些传统旧物的文化中人也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他们犹如传统思想文化肌体敏感的末梢神经，深切感受着整个文化嬗变过程中的冷热与疼痛。五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理应获得超越性的思维，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同时走出二元认知模式，重新看待这些在论争中被否弃的“旧派”，以“了解之同情”重新审视这些“旧派”的时代境遇和历史命运，在新旧的转捩点、断裂点寻找传统与现代的接续点。 一、从笼统批评到指名道姓：五四新青年对旧派的有意挑战与态度差异 1919年，五四新青年派与以林纾为代表的旧派的论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以此为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新旧思想/文化/文学论争进入了“决一胜负”的关键时刻：1919年2月，林纾影射、丑化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青年的笔记小说《荆生》发表于《新申报》，随即被新文化阵营的《每周评论》转载，成为示众和批判的材料；3月，林纾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以及丑诋蔡元培等人的笔记小说《妖梦》；4月，蔡元培发表《答林琴南》。林、蔡的往还辩难书信成为新旧论战的关节点，被学者认为是“林纾输得很惨”的一局[1]。同月，林纾又刊出《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林纾的小说以及同蔡元培驳难的书信发表后，新青年派对林纾的批判由《新青年》杂志转到《每周评论》，论战方式也由以往冷嘲热讽的零星批驳转为集中批判：《每周评论》17号（4月13日）和19号（4月27日）特辟“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栏，转载了原刊于《晨报》《国民公报》《北京新报》《顺天时报》《神州日报》《北京益世报》等报纸的26篇文章，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旧派的思想言论进行了集中的展览和批判。更为关键的是，从“荆生”引申出来的借助政治武力压制新思想的企图与北大新派教员被驱逐的流言融汇在一起，很快激发了思想文化界对新派的同情、支持以及对旧派的道德指责。至此，新青年派无论是从思想主张上，还是舆论、道义上都占得了上风。 一个不被注意却充满意味的现象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期的新旧思想论战中，林纾始终是孤军奋战，旧派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助战。而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五四健将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动期所抨击的旧派并非只有林纾一人，至少是包括“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在内的诸多旧派人物，而林纾，一位并不自认是桐城派的卫道士，最终却接过了新青年掷过来的骂称，成了桐城古文和传统礼教道德观念的真正护法，同时也成为新青年集体攻击的靶心。那么，在1919年，当林纾与新青年酣战并最终被围攻的过程中，被新青年指骂的旧派究竟处于怎样的情势与心态呢？更进一步，以此为表征的旧文化、旧文学当时处在了怎样的历史关头呢？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初倡期，尽管《新青年》提出的观念主张件件都有点惊世骇俗，却始终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正如刘半农在《复王敬轩书》中所言：“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2]可见，五四新青年们发起的挑战包括制造“双簧信”，目的就是激起旧派的回应以便在论争中扩大新思想的影响。而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动过程中，五四新青年对旧派打击力度最大、对后世影响也最深的莫过于“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指称。这一指称的发明权无疑应属于最为激进的钱玄同，但与其说这是钱玄同的创造发明，不如说是他的总结发明，此前的导引之功首先要归于胡适和陈独秀。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即指出，“当今”文坛中诗、文、小说的弊端皆在于模仿古人：“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归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3]胡适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实际是把包括“魏晋文”“唐宋文”“骈文”“律诗”在内的“当下文坛”一网打尽。随后，胡适把阻滞“言文合一”的罪责归结于明代的何李七子：“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3]在稍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再把“当下文坛”的旧派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化：“现在的旧派的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都没有破坏的价值。”[4]在胡适看来，这些都属于不值一驳的假文学和死文学。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显然受到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启发并做了“老革命党”式的强化和发挥，把文学革命对象进一步明确为“十八妖魔”：“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萎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近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5]论及“今日之文坛”，陈独秀批判的矛头也直指桐城派、骈体文和西江派：“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5]从陈独秀语气强悍的“十八妖魔”到钱玄同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可谓一步之遥。当然，钱玄同比陈独秀更为峻急。陈独秀历数中国文坛流变，指斥前后七子和归方刘姚为“十八妖孽”，但这些终究是文坛中的“历史人物”，对当下文坛的批判也是对派不对人。钱玄同则进一步把批判对象明确化为当下文坛的两派文人，斥其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显然增加了现实的批判性和挑衅性“：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6]直指当下文人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至此出炉，并成为此间钱玄同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汇，几乎言必骂之。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称号之后，钱玄同在《〈尝试集〉序》中又把“桐城派”与“文选派”斥为“文妖”，指出导致中国二千年来语言和文字分裂的罪人有二，一是独夫民贼，二是文妖，“文选派”为当今的第一种文妖，“桐城派”则为第二种文妖[7]。从五四论战的实际状况看，“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骂称虽然最为有力，但也过于刻薄，胡适、陈独秀鲜有使用，使用最多的是钱玄同和刘半农。 五四新青年的批判从历史流脉到当下文坛，从派别批判落实为当下的代表人物，受到点名批判最多的是林纾。身为五四新青年的钱玄同一登场，便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惊人之语，把刘师培和林纾拎出来抨击：“（近人仪征某君即笃信其说，行文必取骈俪，尝见其所撰经解，乃似墓志。又某君之文，专务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训诂之隐僻字代之，大有‘夜梦不祥开门大吉’改为‘宵寐匪祯辟札洪庥’之风。此又与用僻典同病。）”“（又如某氏与人对译欧西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8]钱玄同虽然把“仪征某君”和与人对译欧西小说的“某氏”置于括号中，以类似附注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尽人皆知，前者指的是刘师培，后者指的是林纾。论战期间，钱玄同等新青年派虽然把“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称，但实际上对“桐城谬种”的代表——林纾的批判力度和频次远甚于对“选学妖孽”——刘师培的抨击，批判的着力点也大为不同。 对于林纾，新青年首先是以新思想、新理念为尺度批判林纾“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毫无文学价值，对其“大文豪”的名头大为讥讽。刘半农在《复王敬轩书》中即称：“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因为他所译的《哈氏丛书》之类，比到《眉语莺花》杂志，还‘差胜一筹’，我们何必苦苦的‘?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9]钱玄同在刘半农译《天明》的“附志”中，也就翻译问题对林纾大加讥讽：“然而如大文豪辈，方且日倡以古文笔法译书，严禁西文式样输入中国，恨不得叫外国人都变了蒲松龄，外国的小说都变了《飞燕外传》《杂事秘辛》，他才快心——若更能进而为上之，变成“某生“某翁”文体的小说，那就更快活得了不得。”[10]其次，五四新青年又以“旧学”的尺度在“不通”上大做文章，嘲讽林纾的“不学”。刘半农在双簧信中便借周作人的译笔来讽刺林纾的古文功底太差：“如先生的国文程度——此‘程度’二字，是指先生所说的‘渊懿’‘雅健’说，并非新文学中之所谓程度——只能以林先生的文章为文学止境，不能再看林先生以上的文章，那就不用说；万一先生在旧文学上所用的功夫较深，竟能看得比林先生分外高古的著作，那就要请先生费些功夫，把周先生十年前抱复古主义时代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看看。”[9]如果说，新青年讥嘲林纾的翻译没有文学价值，也许林纾并不太在意，因为他并不看重自身“小说家”的身份。但是，嘲讽其“不通”所针对的则是林纾很看重的“古文家”的身份，这对林纾的打击力度是不言而喻的。而“不识字”“空疏”正是以往经学家、汉学家对“桐城派古文家”的普遍讥讽。胡适在《新青年》“通信”中也拈出了林纾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中的“不通”之处：“此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合文法，可谓‘不通’……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踣’之不通，此则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11]由此，胡适讥讽道：“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11]刘半农更是制造林纾不通之“笑柄”的始作俑者：“近人某氏译西文小说，有‘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句，以‘珠’字代‘胞珠’转作‘孕’字解，以‘下’字作‘堕胎’解，吾恐无论何人，必不能不观上下文而能明白其意者，是此种不通之字，较诸‘附骥’、‘续貂’、‘借箸’、‘越俎’等通用之典，尤为费解。”[12]这一“笑柄”后来经钱钟书指出乃是一种讹误：“古奥的字法、句法在这部翻译里随处碰得着……‘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这个常被引错而传作笑谈的句子也正是‘古文’里叙事简敛肃括之笔。”[13]（P42-43）刘半农所指出的这一“笑柄”或许透露出了刘半农自身“小学”功底的薄弱，但在当时却没有人对此细加分辨，反而在以讹传讹中使这一“笑柄”广为流传。钱玄同即以此讥讽“某公”（林纾）不通：“至某氏‘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妙文，则去不通尚有二十年，此公之文，本来连盖酱缸都不配，只有用先生的法子，把他抛入垃圾桶罢了。”[14]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也沿用了这一“笑柄”：“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前天看见一部侦探小说《圆室案》中，写一位侦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这位侦探穿的是不康桥大学的广袖制服！——这样译书，不如不译。又如林琴南把Shakespeare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这真是Shakespeare的大罪人，罪在《圆室案》者之上。”[4]继双簧信后，《每周评论》上还刊载了自称为“某中学教师”的“二古”先生的一篇文章，以批改学生作文的方式，对林纾的小说《荆生》进行逐字逐句的批驳，讥讽其文字不通，连中学生的水平还没达到，更不配称为“大古文家”：“唯以文章论之，固不成其为文也。其结构之平直、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在在可指。林先生号为能文章者，乃竟一至于斯耶，殊非鄙人梦想所料及者矣。”批改之余更讽刺林琴南的年衰才尽：“此篇小说，其文之恶劣，可谓极矣。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诸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然吾昔读林先生所译之茶花女遗事，及他种小说，尚不如是。岂年衰才尽抑为他人应作耶。”[15]这种批驳方式显然与双簧信如出一辙，可见，钱玄同与化名为“二古”的中学教师也难逃干系。苏曼殊则对这种先生批改学生作文的方式拍手称快，也如唱双簧一般回答了二古先生的疑问，讥讽林纾后来的小说之所以恶劣不堪是因为译者丧失了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的纯粹心境，而把小说当成了赚钱的手段：“吾非好为尖刻之语以伤人，诸君但捡近年林氏所译之小说与《茶花女》一较之，当知吾言之不谬。书中之结构，责在著者，吾所论者译笔而已，林琴南先生乎，‘吾性但欲得金耳’，实夫子自道矣。此二古先生之所以叹林氏之才尽也。”[16]林纾一生清介，以卖文卖画为生，且收入颇丰，人称“造币厂”，但以拜金主义来评价林纾，显然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林纾“遇人缓急，周之无吝色”[17]（P5）的慷慨品格。 相比较林纾招致的剧烈批判，五四新青年对“选学派”代表刘师培、黄侃的讥讽要克制得多。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名词出炉之际，钱玄同便提及选学派的“仪征某君”。以外，钱玄同在《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3号《随感录·五五》中提及的“某先生”即为黄侃，钱玄同讥讽他虽身为革命党，却在诗文中流露出遗老、遗少气，恰是暴露了“旧文学”的弊端：“我知道这位某先生当初做革命党，的确是真心；但是现在也的确没有变节。不过他的眼界很高，对于一班创造民国的人，总不能满意，常常要讥刺他们。他自己对于‘选学’工夫又用得很深；因此，对于我们这班主张国语文学的，更是疾之如仇。”实际上，钱玄同是把选学派和林纾等文人反对新文学的态度区分开来的，而认为黄侃是别有怀抱：“这种嬉笑怒骂，都不过是名士应有的派头，他绝非因为眷恋清廷，才来讥刺创造民国的人；他更非附和林纾樊增祥这班‘文理不通的大文豪’，才来骂主张国语文学的人。我深晓得他近来的状况，我敢担保他现在的确是民国的国民，绝不是想做‘遗老’，也决不是抱住‘遗老’的腿想做‘遗少’。”钱玄同认为，这样一位曾为革命党、现为民国国民的学者之所以在诗词中显示出遗老气，根本原因是无法摆脱旧文学的谱式：“中国旧文学的格局和用字之类，据说都有一定的‘谱’的。做某派的文章，做某体的文章，必须按照‘谱’填写，才能做得像，像了就好了。”而这正是新、旧文学旨趣的不同：“新文学以真为要义，旧文学以像为要义，既然要以像为要义，那便除了取消自己，求像古人，是没有别的办法了。”[18]同样，胡适也对选学派代表人物点名讥讽：“有许多人说我们所提倡的白话文学是很没有价值的，是很失身份的。我有一天走到琉璃厂，买了一部《中国学报》，看见内中有一篇刘申叔先生的《休思赋》，我拿回来，读了半天，查了半天的字典，还不能懂得百分之一二。我惭愧得很，便拿到国立北京大学去，请一位专教声音训诂的教授讲解给我听。不料这位专教声音训诂的教授读了一遍，也有许多字句，不能懂得。我想这篇赋一定是很有身份，很有价值的了，所以我便把这篇赋抄了下来，给大家见识见识。”[19]胡适讥讽刘师培自炫淹博，却不过是用“死文字”制作了“死文学”而已。从新文学、新思想的意义上看，胡适、钱玄同等人有理由指责刘师培、黄侃等选学派的不合时宜，然而以旧学的尺度衡量，新文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二者身为学问大家，在学界依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钱玄同尽管与黄侃有着新旧之争，但二人终究属于同门中的不同派别，黄侃更是在章门弟子（包括选学派）与桐城派的较量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以钱玄同为代表的五四新青年，对于黄侃以及刘师培的态度显然是“嬉笑”多于“怒骂”。另外，也如陈平原所指出的那样，“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在五四新旧论战中得到了不同的对待，五四新青年狠批桐城，而对选学手下留情，与五四新文化对程朱理学极为反感大有关系[20]（P325）。 严复也是五四新青年们揶揄的对象之一。钱玄同在有关新文学的通信中也提及严复：“我觉得日本人造的新名词，比严复高明得多；象严氏所造的什么‘拓都’‘幺匿’‘罔两’之类，才叫人费解哩！”刘半农在复信中答曰：“若严复之‘拓都’‘版克’……直与武则天自造名字无二，理会他做甚？”[14]在钱、刘二人炮制的“双簧信”中，同样也没忘记借讥讽王敬轩而对严复施以嬉笑怒骂：“严先生译‘名学’二字，已犯了‘削趾适履’的毛病……严先生译‘中性’为‘罔两’，是以‘罔’字作‘无’字解，‘两’字指‘阴阳两性’，意义甚显；先生说他‘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是一切‘中性的名词’，都变做了畜生了！先生如此附会，严先生知道了，定要从鸦片铺上一跃而起，大骂‘该死’！”[2]在五四新青年派对旧派的批驳中，严复虽然也偶尔被新青年拿来揶揄打趣，但相比较针对林纾的激烈态度而言，对严复还是留着相当的客气，只是轻骚他的痛处。在首创“桐城谬种”之说的钱玄同眼中，严复乃是时代思想的开拓性人物，林纾是无法与之比肩的。钱玄同在《刘申叔遗书》序言中曾列举了国故研究新运动两个时期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影响最大的12个人，其中即包括严复o，钱玄同称这些人为中国学术“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21](钱玄同序)，可见，钱玄同对严复评价之高。 新青年还对“宋诗派”的诗人们有所指摘。早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谈及“不模仿古人”一条，即以陈伯严的诗做了反面教材，指其为“古人的抄胥奴婢”：“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涛园抄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秦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模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抄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摆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3]谈及当下诗坛的创作，刘半农更指出诗界“现在已成假诗世界”：“近来易顺鼎、樊增祥等人拼命使着烂污笔墨，替刘喜奎、梅兰芳、王克琴等做斯文奴隶，尤属丧却人格，半钱不值，而世人竟奉为一代诗宗。又康有为作《开岁忽六十》一诗，长至二百五十韵，自以为前无古人，报纸杂志传载极广，据我看来，却置字句之不通，押韵之牵强于不问。单就全诗命意而论，亦恍如此老已经死了，儿女们替他发了通哀启，又如乡下大姑娘进了城，回家向大伯小叔子摆阔。胡适之先生说仿古文章，便做到极好，亦不过在古物院中，添上几件‘逼真赝鼎’。我说此等没价值诗，尚无进古物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22]在“双簧信”中，钱玄同与刘半农对易顺鼎、樊增祥同样做了不留情面的讥嘲，二人一唱一和，以樊增祥所著小说《琴楼梦》和易顺鼎《咏鲜灵芝》的诗句为例，对其“烂污”的笔墨进行抨击：“敬轩先生，你看这等著作怎么样？你是‘扶持名教’的，却‘摇身一变’，替这两个淫棍辩护起来，究竟是什么道理呢？”[2]相比较桐城派与选学派，显然，易顺鼎、樊增祥等宋诗派在新青年眼中更是等而下之、不足挂齿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