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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心应战：旧派的隐忍与沉默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动期，新青年派对文坛旧派别进行了大面积的甚至是毫不留情的讥讽和批判，但是最终起而应战的旧派中人却只有林纾。在双方论战最为激烈的1919年，被指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旧派几乎处于集体沉默的状态，被新青年讥讽、痛骂的那些旧派人物各有各的处境和心态。 （一）严复的困境 康有为的“译才并世数严林”虽然招致了严复和林纾各自的不满，但也大致说出了严复和林纾在近现代译界的地位。然而，世人眼中并称的“严林”却没有并肩作战。 在与“桐城派”的文脉传承以及精神关联中，严复和林纾的状况最为接近。尽管某些严格的正宗桐城派论者并不把严复纳入桐城派o，但严复深得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的赏识和提携，并以西学译介为桐城派的古文创作打开了新局面，却也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林”并称的说法得以被世人广泛接受。康有为答林纾所绘《万木草堂图》的诗《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中，即有“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之句，称誉二人在译界的功绩。后来学者如胡适、周作人等谈及后期桐城派时也把二人并提。胡适认为“严复、林纾是桐城的嫡派，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桐城的变种”[23]（P282）。周作人梳理中国新文学源流时也认定新文学的开端是被后期桐城派人物引起来的：“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24]（P44）同样，批判者也往往把二者并列进行批判。章太炎即把严复与林纾视为桐城派的“下流”：“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做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25]（P186-187）在章太炎的论下，严复虽比林纾高明一些，但终究都是桐城“下流”。 从人际交往和人事关联上看，严复较之林纾与桐城派诸子的交往更为深远。严复深得后期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的赏识，吴汝纶主动为严复所译《天演论》作序，称赞“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26]（P98）。严复与同代桐城派诸人的交往也源远流长，在教育界有几度合作的经历。1902年，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开局，严复任总办，林纾在译局供职，二人即成为同僚。1905年严复被安徽巡抚聘为安徽高等学堂监督，该校代理监督姚叔节（永概）亲赴上海请严复就职。严复于1906年—1907年任职期间，姚永朴等“尤相推挹”[26]（P222）。1912年3月，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姚氏兄弟及林纾再次麇集北京大学，这与严复对北京大学新的改革设想有直接关系：“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监督此科的人选，严复所属意者为陈三立，付者（教务提调）为姚永概：“得二公来，吾事庶几济。”[27]（P284-285）正是严复的改革，聘请林纾、姚永概、姚永朴等担任经、文教习，致使桐城文派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期间再度大放光彩。直至1912年12月严复去职，何燏时接任北大校长，陆续引进了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章门弟子，最终致使桐城派陆续离开北京大学：“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28]（P166）随后，严复又于1913年与梁启超、林纾、夏曾佑、马其昶、姚永概、吴芝瑛等人发起组织孔教会。应该说，严复一生的文教、社会活动，始终和林纾、马其昶、姚永概等桐城派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五四新青年痛批“桐城谬种”以及林纾孤身挑群雄陷入围攻之际，严复并未公开发表驳论，但他与友人熊育锡通信中的一番话却被提炼出来，成为严复对待五四文学革命的最终历史证词并尽人皆知： 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文白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壮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如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隐侯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今试问欲为此者，将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康匏，正无如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27]（P372-373） 严复的态度很明确：文言是美的，比白话更适合传达精深理想和抒情写景，以白话代替文言乃是一种退化，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之说必将遵循优胜劣败的天演之例归于淘汰，林琴南与之争论是可笑之举。可见，严复虽然反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但也并没有站在卫护古文的林纾一边给予支持、表示同情。实际上，严复对待古文与白话的态度始终分明。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号“绍介新著”栏目中，即对严复所译《原富》“过于渊雅”提出过批评：“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但吾辈所尤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29]严复在回信中对上述批评提出了反驳：“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于律令体制，直谓之无几微之异可也。”[27]（P120）严复与梁启超的辩驳虽然并非文白之辨，但是严复认定渊雅之文方能传达深邃学理。而此时的严复正处于译著的高峰期，也是其人生的壮年期和精神的昂扬期。严复虽然在旧学方面被指为“半路出家”，但经过多年的深研、磨炼以及与吴汝纶等桐城名家的切磋，对自己的文章译笔已经有了充分的自信，而对于梁启超流畅锐达的报章体则不以为然。严复虽然指出古文辞的存亡应与所有的事物一样，全凭天演，非人力可为，但坚信真正的古文辞绝对不会消亡：“且客以今之时为亡古文辞者，无亦以向之时为存古文辞者乎？果如是云，则又大谬。夫贴括讲章，向之家唔咿而户揣摩者，其于亡古文辞，乃尤亟耳。然而自宋历明，彼古文辞未尝亡也。以向之未尝亡，则后之必有存，固可决也。”[27]（P333）尽管严复认定语言的变革应归于天演，但实际上，严复还是处处为古文辞辩护。 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严复已至人生的暮年，尤其从1917年至1921年去世间的最后岁月中，严复身陷病痛折磨，肉体的痛苦连带着精神也进入颓唐境地。对于新青年的言论和揶揄，固然有不屑、不必与辩的姿态，更有无心、无力与辩的苦衷。严复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常常表达出因为身体病痛衰弱而产生的颓丧：“鄙人以垂暮之年，老病侵寻，去死不远。”[27]（P408）病中的严复有时连看信、回信都难以完成：“复回京后，于新历十二月初旬，又一病几殆，浑身肌肉都尽，以为必死矣，嗣送入协和医院，经廿二日而出，非曰愈也，特勉强可支撑耳。但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睡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矣……以此之故，老弟书来，总不能答，有时因神思散泛之故，且不能读，直俟后来始能细看也。老朽虽不死，自顾无益于时，不知彼苍留此微息作何用耳。”[27]（P377-378）严复在与家人的通信中所谈也大多是自己的病痛：“日来吾又甚病，喘喙支离，不能出房门半步。”[27]（P527）查严复日记，1916年至1920年间，日记内容基本都是病痛、住院、服药、注射硫酸吗啡的记录，随着病症的加重，注射的吗啡也逐年逐月累日增加，由1916年的每天一次或两次，一次1/4克和1/8克，至1917年每天注射7次，每次10或15毫升，一直到1921年病逝。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动、论争、蓬勃兴起的这几年间，也正是严复深陷病痛折磨最深重的几年，正如他在病逝前一个月致张元济的书信中所言：“弟原拟秋凉赴京，但日来喘咳又剧，不得不暂作罢论。恐过此凉气益深，北行愈加无由。老病残年，行动之难如此，可浩叹也。”[27]（P157）在病逝前的病痛折磨中，严复已经无力、无心应对其他。因此，严复与友人通信中对于五四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看似冷眼旁观，不屑辩驳，实际更有着无力、无心辩驳的一面。也有论家指出，严复和林纾对待五四新青年挑战的不同态度，也显示出了性格差别：“林性格热情，为自家坚持捍卫的古文毅然挺身而出；严复纯然依恃‘天演’，实则不无个性上的消极色彩在其中。”[30]（P321） （二）“一马二姚”的心态 马其昶、姚永朴和姚永概被认为是桐城派古文的正宗继承者，世称“一马二姚”。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称：“当其时，与纾为徒真能绍桐城之学者，马其昶，姚永概为最著。”“其昶文追惜抱，而永概乃似望溪。”“永朴、永概咸以高文雅望膺京师大学文科教授。”钱基博还怀着崇敬之情对马其昶的性情和学术做了传神的概括：“其昶淡泊静约，貌庄而气醇。自少于俗尚外慕，一不屑意，而刻苦锐进于学。三十以前，治古文辞，后治群经，旁及诸子史，编纂选述，寻蹑要眇，覃精穷思，如此者数十年如一日。中岁后须发尽白，然神完气凝，老而不衰。”[31]（P136-141）而能入章太炎法眼的并世桐城派古文家大概也只有王闿运和马其昶了。正是这些嫡传和正宗的桐城派文人，在世变日亟、新旧更迭的大转关时期，也在“旧”的自守中深深感受到了日薄西山的无用、无奈、无力。 马其昶对新学兴起、道德文章衰落的情形颇感忧惧，他的《桐城耆旧传》正是有感于世风日下、缅怀先贤、抚今追昔所引发的思古之幽情：“吾邑人才后先迭起，彬彬称极盛矣，而方姚之徒益以古文为天下倡，海内言文章者必推桐城，而桐城之文遂为宗于天下……又窃怪今者风流歇绝，何其蹶而不复可振也，岂不以师友之渊源渐被沦而日薄，士或数典忘其祖，闻见孤陋，不足感发兴起之欤……仰前哲之芳躅，悼末俗之陵替，文献放失，余甚惧焉。”[32]（P2-3）在古文及与之命运休戚相关的桐城文人不再为世所用、不再为世所重的历史大转关年代，马其昶曾屡次以“自得”表达文人的自守、自傲并聊以自慰。在《〈素光阁读经记〉序》中即以“自得”作为治经者、笃古者最终的精神依托：“自古鸿生巨儒皆甘心焉而弗悔者，何也，吾之寄此身于斯世者，暂耳。千百世上有圣人焉，吾不得而见之也，其言吾不得而闻之也，吾读其书则吾之心与圣人之心可歙然冥契于言义之表，天下之至乐，又孰有加此者耶。适乎吾心之独喻而非必果有所待于后，且吾既捐百为屏群而笃古者，贵其自得也。”马其昶所谓的“自得”乃是摒弃任何功利心，既不为求今生今世的荣誉，也不为流传于后世，而是“终其身于圣人之籍，放意辽阔而毋或有人之见者存，则庶几其所谓自得者乎。”[32]（P8-9）实际上，马其昶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学已经于世事无用，因此，当张楚宝欲聘其为学校校长时，马其昶婉言拒绝：“其昶自少所学，皆符于空言，于世事一不通晓，独好取古文夐高至赜之旨，潜思力探，不希知于人，人亦无过问者，以此自识涯分，绝意进取。向使其昶前生百数十季，当乾嘉世，士竞古学而投以己之所守，犹不得合，况今之变皆前古所未有，于斯时也，乃欲攮臂自奋与英彦少年相角逐，愈疏阔矣。”[32]（P13-14）马其昶的这番话，既有自谦、自傲之意，也有对世态的悲观失望之情，更有一种自知之明。面对当下新式学堂“往往师弟子乖剌不相得”的世风，马其昶宁愿“退而与二三徒友泳歌遗经”，也不愿“强所不知以取罪辱”。对自己的生不逢时，马其昶并无怨言，只期望自己与徒友之所学、所存有补于“期待中”的将来：“庶几存十一于千百，以待道术大明之日，必有圣者出焉。综古今中外而一之者，诚若是，则吾之所学虽不周于世用，而竭其不肖之心力，需之十世百世，未必其遂无补也。士各有所遭时，正不必逮吾之生尔，而又非矜其所能以訾其所不能也。”[32]（P14）自知所学无用于今世，转而寄希望于一个未可知的“道术大明”之将来，正显示出“笃古”者的无奈与悲凉，正如研究家所见：“其昶写于1914年的《陶庐文集序》论古文之命运，以‘陈朽之业’，‘互慰寥寂、召笑取侮’之类的言语自嘲。文入困境，而论者之心也渐入老境。”[33]姚永朴、姚永概与马其昶并称为“桐城之殿军”，三人中尤以姚永概（叔节）对林纾最表同情。姚永概曾为《畏庐文续集》作序，对林纾其人其文都颇为推许。姚叔节认为“文”的重要品质是去伪存真，有真性情才可信，才可传世，而林纾正是如此：“若畏庐者，殆余所谓可信者也。光绪庚戌余始识之于京城，及壬子癸丑共事大学堂，既皆不合以去，临别赠余文且媵以画。今年又同应徐君之聘教授正志中学校。畏庐长余十四年，弟视余，余亦以兄事之，每有所作辄出相示，违覆而不厌，故余知畏庐深其性情，真古人也。”姚永概对于林纾抱定宗旨的卫道之情也深表钦佩，产生惺惺相惜之情：“余发读竟夕，太息不止，私念畏庐与余，生际今日，五六十年来所闻见，多古人所未常有，区区抱孤旨于京师尘埃之中，引迹自远，虽颓废而不悔。”[34]（P1）林纾也引姚永概为知己，他为《慎宜轩文集》作序，称赞姚永概的古文辞“气专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异而言皆衷于名理，是固能祢其祖矣”[35]（P5）。林纾还多次在致姚叔节书信中表达对“妄庸巨子及其谬种”的愤慨，发泄“骨鲠在喉，不探取而出之坐卧皆弗爽”的愤懑心情。从二人往还书信中也可知姚永概对林纾好争辩的脾气有所规劝，而对林纾所招致的新青年的围攻，姚永概也并未冷眼旁观。1919年2月间，林纾与新青年酣战之际，姚永概在《公言报》上发表《示正志中学校一二班毕业诸生》一文，可算是对林纾的遥相支持，《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2号转载了此文并在文后加上了钱玄同的批驳。姚叔节在文中指责那些主张“废文字灭六经”之人为“饮狂泉者”“惑世诬民之说”，并勉励学生“不变初心”“相勉以读经”。对此，钱玄同批评道：“中国人如其不肯安于做‘臣’做‘奴才’做‘小民’的本分，妄要做‘人’，则惟有速‘变初心’，速‘饮狂泉’，信仰所谓‘惑世诬民之说’；若人人‘相勉以读经’，宝之为‘精金美玉’，则复辟帝制之事弹指可现，何去何从，惟吾国民自择之。”[36]当然，对于姚永概，钱玄同还是留了相当的情面。当署名S.F.的读者向《新青年》杂志提供这篇文章时主张“仿照骂王敬轩先生的前例，痛痛的骂他一顿”，钱玄同则答复说：“足下要本志仿照骂王敬轩的前例，痛痛的骂姚叔节一顿。在记者看来，以为不该骂他，因为王敬轩对于文学，满纸都是陈独秀先生所谓‘闭眼胡说’，所以唯有痛骂之一法；若姚氏此文，其发挥经义颇为精当，竟把孔教的坏处完全显出，我们主张推翻孔教，此文颇可为间接之帮助；我们如何可以骂他呢？”[36]总体而言，姚永概并没有像林纾那样和新青年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这除了与他本人的性情相关，还和他与身新教育的人生经历和理念有关。姚永概在20世纪初就开始投身兴办新学堂并主张引进新式教育。在创办安徽高等学堂时，姚永概即在《复刘葆良观察》信中提出应学习日本，创办新式学堂：“又变法须一切变，只变一二事而其余不变，皆与本事有间接之阻力。如铁路不修，则学生到堂之期决不能画一。警察不严，则学生之处外滋事决不能保其必无。若夫科举之不停，则学费膳金决不能收，尤其显焉者已。今之学堂能受日本之诸种利益，使吾辈可放手一做乎！”面对创办新学的重重阻力，姚永概并不灰心，而是做退一步思：“然有学堂终胜于无学堂。吾辈处过渡之时，作过渡之人，只可行过渡之事。”[37]（P1480）相比较林纾“誓死卫道”的“固执”，姚永概更多了一分“过渡之人”的清醒与豁达。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之后，《慎宜轩日记》中也留下了姚永概多方参与营救的记载：“二十一日晴上课。孝宽诸人来，言陈君被拘求救事。“”二十二日晴上课。为陈君函求又铮。“”二十四日晴上课。江彤侯、邓仲纯来，言将保陈生，求列名，余勉应之，令勿入前行。”[37]（P1422）“二十一日晴邓仲纯约至警厅保陈仲甫。”[37]（P1427）由此可见，姚永概对于新青年、新思想始终怀有一份包容之心。 “二姚”中的姚永朴（仲实）与一直积极投身新式教育的姚永概不同，而是“嫥志读经三十余年”：“舍读书无他营，舍经无他书，虚心以求真是，将终其身焉，其殆庶欤。”对别人的“投诗定交”也往往“意落落也”[31]（P140-141）。心无旁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姚永朴既不愿与人交，更不愿与人争，并认为此乃有修养有道德的人应该摒弃的“私”：“以其聪明才辩陵人，发一言，行一事，辄思人之同己，誉之则喜，訾之则怒，若此者亦私也。”[38]同时，姚永朴治学主张会通众说，“门户”观念淡薄：“读经三十余年，不立门户，视唐如汉，视宋、元、明亦如唐，博稽而约取，会通众说，有不安乃下己意。”[31]（P140）姚永朴治经不立门户，论文同样不立门户：“先生论文大旨，本之姜坞、惜抱两先哲，然自周秦以迄近代，通人之论，莫不考其全而撷其精。故虽谨守家法，而无门户之见存。”[39]姚永朴认为“文”只有“是”与“当”而没有难易、古今之别，所谓“派之别由末流而生，实根于党同伐异之见”[39]（P59）。因此，他并不认同世人所谓“桐城派“”阳湖派”的说法：“宗派之说，起于乡曲竞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浅学者据以自便，有所作弗协于轨，乃谓吾文派别焉耳。近人论文，或以‘桐城’、‘阳湖’离为二派，疑误后来，吾为此惧，更有所谓‘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欤！”[39]（P64）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姚永朴对林纾与新青年们的争辩很不以为然：“‘奋臂拨訾’，几何不为引车卖浆者语耶！昔在京中，林琴南与陈独秀争，吾固不直琴南也。”[39]（P191）尽管姚永朴有如此的自信与豁达，但是对古文不可阻挡的衰落也深感伤心与无奈。许振轩曾记录了姚永朴与弟子吴常涛的一段对话场景“：焘诵惜抱寿海峰诗：‘如今中酒能多少？他日奇文恐散亡！’先生喟然曰：‘子亦青年，以为奇文耶？谬种耶？’”亲历了古文从“奇文”到“谬种”的时代变迁，姚永朴的伤感之情溢于言表。“其后新学渐萌芽，从学少衰，而先生诵说亦肯肯坚确，以为不能得之于今日，犹将期诸于后之人。呜呼！非所谓‘守死善道’者耶？”[40]无独有偶，林纾也同样发出了“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的慨叹，同样是一种大势已去的伤心语、绝望语。皇权专制王朝的瓦解，使得与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相表里、以纲常礼教为精神依托的桐城派古文顿失凭依，道统的失效直接导致文统的式微。 （三）“选学妖孽”的无力回击 以刘师培、黄季刚为首的“选学派”曾经是抨击“桐城派古文”最有力的一派，从学理根本上动摇了“桐城派”的合法根基，并导致桐城派古文家在北京大学陆续辞去教职。而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则以“妖孽”与“谬种”并称，把二者统统归于新文学的反动阵营。 北京大学代表新思想的“新潮社”成立后，《新潮》杂志第1期于1919年1月1日出版，与之相对应，“国故月刊社”于1919年1月26日在刘师培住宅召开成立大会，《国故》第1卷第1期于3月20日出版，刘师培与黄季刚共任《国故》月刊总编辑，双方杂志还刊出了新潮派毛子水与国故派张煊有关“国故与科学精神”的辩难文章。新旧思潮的冲突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919年3月18日，北京《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即指出了以《新潮》《国故》“两种杂志之对抗”为代表的新旧两派的对抗： 《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也，加以国史馆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张相文之流，亦复深表同情于刘黄。……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新旧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亦有裨于文化，第不免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24]（P390-391） 对于外界的这种说辞，《国故》社随即致函《公言报》，指出该报所报道的《国故》月刊情形与真相不合，并重申了自己的办刊原则：“《国故》月刊纯由学生发起，其初议定简章，即送呈校长阅览，当蒙极端赞成，并允垫给经费，本社遂以成立。……因同学才识简陋，恐贻陨越，……故敦请本校教员及国史馆职员为总编辑及特别编辑，而社中编辑十人全为学生，……教员亦不过负赞助上之职务耳。……贵报所谓……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居其多数，毋乃全背事实，而蹈捕风捉影之讥乎。至于本社成立之初，同人尝立一规律，以研究学术，实事求是，不得肆击他人，亦不得妄涉讪骂，至今恪守，罔敢逾越。盖以学术大同，百科并重，各尊所闻，各行所是，祗求学理之是非，而无意见之争执。而贵报不察，既未明本社真象，复猜测其词，以为且秩范围，而涉意气，荧惑观听之责，贵报岂能其辞。”[41]（P177-178）在新旧思想激战之际，北京大学作为新思想的发源地也陷入谣诼丛集的境地，面临重重危机，校内师生固然为保存学校的声誉而屏息内部纷争，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但是由代表旧派的《国故》社而不是提倡新思想的《新潮》社发表声明，恰也表明旧派实际已处于舆论的下风。随后刘师培也致信《公言报》澄清事实，否认《国故》与《新潮》杂志的争辩：“读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生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是为至荷!”[42]（P1452）此时的刘师培虽然刚过而立之年，但已临近人生终点，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已经陷入病弱颓唐，虽然任教于北大，但“病瘵已深”，连高声讲演讲义的力气都没有了，却挣扎着发表了这番声明，这固然是为平息外界对北大的攻击，却也显示出身为“选学妖孽”的龙头掌门人，完全没有和新文学论战的心思和心力。 黄侃作为选学派的另一主将则抨击白话不遗余力，虽然并没有留下批驳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的文字资料，但是他对白话文的口头痛骂则是尽人皆知：“他的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它的骚扰力很不少，但是只能够煽动几个听他的讲的人。”[24]（P548）黄侃最终也在白话文运动的浩大声势下，于1919年7月黯然离开北京大学去武昌的学校就职。一个有意味的细节是，黄侃离开北京南行之前，曾去拜访了林纾，并被林纾的弟子朱羲胄记载到了林纾的“学行记”中：“黄侃题先生诗册曰：侃以己未年秋，初见先生于京师酒楼，时先生方腾书攻击妄庸子之居国学，而并邪说者，侃亦用是故，弃国学讲席，南还。先生见侃，所以奖掖慰荐之良厚。每心佛自北来，必寄声垂询，侃甚感焉。”[17]（P14）虽然黄侃私下里对林纾弟子记录和公开发此事有所不满[43]（P50），但终究无法否认，“选学派”与“桐城派”确属“同类”，同为遭到新文化运动共同抨击的“旧派”。章太炎曾评价黄季刚“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正是指出了黄侃的“敢”与“不敢”：“然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今之治乌龟壳、旧档案者，学虽肤受，然亦尚是旧学一流，此外可反对者甚多。发小豝而纵大兕，真可怪也。”[44]（P439）诚如章太炎所说，旧派在同类之间的互相排挤中削弱了彼此的力量，致使白话盛行，最终导致两派之争泯于无形。也许直至“旧派”被白话文排挤得近乎无处容身、黄侃自己也不得不离开北京大学的时候，才幡然醒悟，“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于南下之际拜访林纾之举或许正是体会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怆之感。章太炎论中的“异己”“大兕”显然是指“新文化”，但是与桐城派的“不肯置辩”的超然态度不同o，善骂的黄侃面对新青年之于反对派所实施的“痛骂一法”，却显示出了软弱、无力与忍让。胡适曾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黄侃进行了公开的嘲讽贬低“：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骨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23]（P302）对此，黄侃仍未做公开的回应，而是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昨示仆以胡适之在《申报》论近日文学，涉及于仆之辞，怪仆何以遂默默。年来闭户息纷，不观杂报，藉非足下语我，虽使白首不闻胡君之教可也。胡君起自孤生，以致盛誉，久游外国，尚知读中国书，仆固未尝不称道之；而品核古今，裁量人物，殆非所任；正史讥仆，亦何伤乎？而以默默为病耶？……仆之为文，诚不豫之以学，何可讳言！抑胡君以文变天下之俗，其自视学问果居何等耶？猥以假骨董为诮，盖伪古伪新，其事均等。仆与胡君，分据两涂，各事百年，不亦可乎？仆非不能以恶声反诸胡君，窃见今之学者，为学穷乎诟骂，博物止于斗争，故耻之不为也。”[45]（P203-204）1919年7月，黄侃离开北京大学，1919年11月刘师培病逝，出版了四期的《国故》停刊。可以说，“选学派”与新文学派的论争，还没有开始便已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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