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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乡村少年的死，在青年作家邓安庆的笔下让人慨叹，但似乎又是淡然的。如何接近小说中的人物，如何理解作者所要传达的感受？四位青年批评家给出了各自的路径，也邀请读者寻找自己的切入点。” 同行者的哀矜 项 静 极其平常地开始，没有任何来自于虚构文学的暗示，又或者这就是一个真实事件的记录，邓安庆的写作就是这种入侵式的，信服或者逼真一向容易获得，在平庸的土壤里我们平等地分享一种情感、一种记忆。《豆芽》是关于一个乡村男孩的文字，豆芽的名字就像他先天不充足的身材和家庭教养，天真善良的男孩陨落了。 年轻的血迹总是令人惆怅和灰心，这也是作家写作的触动点吧，没有什么比临近者的气息更能带来生命的叹息了。叙事者用了随笔散文的方式，一个隔着距离的回忆者，在现实的情感距离上，他们是走得比较近的邻居，豆芽小时候是“我”的跟屁虫，在他的生活中曾经有两次到“我”这里来寻求救助。第一次被奶奶打跑到“我”家打电话，了解到豆芽父母离婚了；第二次是豆芽在奶奶与妈妈的矛盾中无所适从，被奶奶的话激怒离家出走，“我”在街上找到他，跟他一起吃饭并在情绪上安抚了他。尤其是第二次，两个人的感情被描写得非常唯美清新，这也是小说中较近距离的人情与暖意。 风吹得越发大了，因为是顺风，车子骑得特别快，豆芽的手搂得越发紧了。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他说要找妈妈。我又问他不知道妈妈在哪里怎么找，他说沿着长江大堤一直走到头就能找到。他把脸贴在我的背上，打起了嗝。我笑他是贪吃鬼，连我那份都给吃了。他嘻嘻地笑了起来。骑累了，我便哼歌，他也跟着哼。 后来豆芽的人生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爸爸找了一个外地新娘于霞，他身上有了新衣服，手上还戴了电子表，坐在稻场上，趴着在长凳上写作业，写写看看电子表，再写写再看看。于霞毫无征兆地离开了这个暂时补全的家。短暂的母爱成为豆芽的“念想”，豆芽先是在家里等，不肯吃饭，还闹脾气，被夏康民打了一顿。后来他又坐在铁匠铺门前等，他一直在心中记挂着后妈于霞，他希望自己能考上大学，能成为于霞心中有出息的人。于霞的离开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块，豆芽爸爸夏志良本身就是一个自残性格的人，于霞走后他自杀了。他的自杀也是这个家庭毁灭的开始，豆芽从此不再是那个敏感的孩子，他呈现出了生活中的另一方面，脸上有了青春痘，额头和鼻头都是，走路垮垮，有人叫他，他扭头也不看对方，仿佛对着空气，嘴角撇向一边，莫名多了一份不屑的神气。豆芽打架生事，翘课被开除，偷家里的钱，在变“坏”的路上一去不复回，爷爷夏康民和奶奶芸香除了打骂没有其他办法，终于豆芽在一次打架事件中丢掉了性命。 在生命微弱的关头，他所惦念的是后妈于霞，一个短暂进入他的生活给予他阳光的女人。一个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向黑暗，作家没有追问这个死亡的原因，只是循着自己局限性的眼光，记下一些凤毛麟角的片段。读者靠着这些片段才能组合出一个生命并不可靠的轨迹。从他爷爷不肯给他救命的五千块钱上，我们可以猜度这个家庭的困蹇，从奶奶与妈妈的婆媳矛盾，可以脑补任何一个家庭内部难以为外人道的龃龉，从父亲夏志良的自残和懦弱可以想像悲剧性命运的代际传递。 邓安庆这篇人物小说并没有什么技术性花样，也不太具有文学审美应该具有的难度，它几乎就是裸露出生活本来的样子，然后做了一个记录，记录中你可以猜度哪一部分是真实的印记，哪一部分是虚构的。当然这都不阻碍什么，它们外表简单而内心艰涩，索引的是自我存在感不强的他人生活，但是又那样流溢着一个观察者和同行者的哀矜，就像写作部分清淡的本质一样。 理解一种恐惧 李伟长 邓安庆的短篇《豆芽》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乡村少年因家庭变故而变“坏”，却因本性善良没“坏透”反遭报复致死的故事。叙述者“我”扮演的是本雅明意义上“讲故事的人”，老实而准确地将他有限的所见所闻讲了出来。他所不知道的自然也就成了空白，譬如这个被叫做“豆芽”的少年被打死之前的恐惧，读者就只能凭经验和想像去感知了。这种写法接近于鲁迅写闰土的方式。 一个孩子的变“坏”，当然与他所生活的乡村生活有关，譬如家人的婚姻状态和经济境况。这一点和城市少年的“变坏”别无二致。通过孩子的变化，写乡村生活的流变，借此怀念一个人，是邓安庆的文字寄托。《豆芽》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光。倒不是作品里几笔绘就的孩子的天真，不是乡村风俗和乡音的记忆，也不是乡村生活的败坏，而是一个故事细节。少年豆芽没有参与斗殴，小混混头领认为是他报的警，威胁豆芽要么交钱赔罪，要么就死打一顿。走投无路的豆芽，从家里偷了一千块钱，再夜里跑到家人的铁匠铺里，求要五千块度过难关，不然就会被打死。家人不相信他，将他赶了出来，等待少年豆芽的就只有恐惧和随时可能降临的厄运。 可以想见，没有弄到钱救命的少年豆芽，从铁匠铺出来后，该有多么恐惧乃至绝望，何去何从，哪里可以藏身，怎样度过此劫？他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小混混，在家人面前已没有了颜面和信誉。在另一群混混面前，他就是待宰的羔羊，弄不到钱就得面对挨打。在曾经的乡村，总有一群少年崇尚暴力，组成不同的团伙，抢偷骗讹，打架斗殴。少年们年少气盛，打架下手不知轻重，轻则断胳膊断腿，重则伤人性命。豆芽是知道利害的，因为知道，出于求生的本能，他才会偷家里的钱，才会不管不顾地去求救。 我经历过同样的惶恐。念初一时，有一群校外少年，常常堵在校门口，找学生要钱，不给就踹，把我们的书包夺下来，丢在地上踩上几脚，然后一脚踢出去老远。看着我们灰溜溜地去捡书包，他们在背后哈哈大笑。有一次，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说你们这是抢钱，犯法的。他们从此盯上了我，每日来学校里找麻烦。多是晚自习后，晚上九点多，一群人就等在校门口，摆弄着小刀子，对着我推搡、上拳头，加上警告和辱骂。时间长了，看到他们出现在学校附近，我就害怕，乃至心惊胆战。不敢告诉老师，不敢告诉父亲，担心被报复。终日惶恐不安，那是一种像深渊一样的恐惧。 因为经历过类似的境况，我能理解少年豆芽的恐惧。我甚至能想像出豆芽要钱失败之后的煎熬和绝望。他根本无路可去，心里全是害怕，害怕天亮起来，害怕遭遇他们，害怕他们找来，甚至可能都想过能不能扛得过那一顿毒打，那应该是无限的下坠。少年人的恐慌是没有尽头的，无法找人诉说，不知未来向何处去，得不到家人的信任，孤立无援的牛角尖一样的恐惧，缠住了少年人的全部身心。被打死前的那些日子，豆芽过得定像一只惊弓之鸟，东躲西藏，无处安身。如果没有体验过担惊受怕，我可能也意识不到少年豆芽的艰难和无望。 限于叙事视角，以及叙述者“我”的不知，少年豆芽的恐惧无法被真实地呈现出来，甚至连想像的可能都被遮蔽。当叙述者成为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时，必然会滑过这段暗黑时刻。少年豆芽经受的凄惶、不安和恐惧，才是小说家需要理解，并赋之以形的事物。理解了少年人的恐惧，才能理解这个少年人的全部生活，才能真正让人理解他的“变坏”是怎样的虚张声势。不然，叙述者只能在故事的层面上淡然优雅地滑过，满足于讲述一个满含伤感、结尾惊悚的少年故事，却放弃了小说家应该抵达的小说真实，即少年豆芽的寂寞、孤寂、恐惧和绝望所组成的生命感受，远比作为事件的少年非正常死亡更为动人。 石黑一雄在诺奖获奖演说谈到：小说可以传递感受……最终，小说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诉说。这也是故事和小说的区别，故事可以被重复转述而不流失核心信息。好的小说无法被转述，一转述就意味着感受的损耗，正如少年豆芽死前的恐惧只会存在于文本中。除了少年自己明白他将步入深渊，还有就是小说家知道。小说家要传递那份感受，便要走入人物内心，要凝望那深渊，甚至走入深渊并描述它，去体味此时此刻人物内心所受到的冲击，经受的恐惧，还有对生的眷恋。如此才能呈现真实的小说人物，而不是一个故事角色。小说家要做的，惟有暂时地放弃自我，从而竭尽全力地去感知、去理解小说人物内心的无望和恐惧，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处境，无论是生死未卜、走投无路还是心陷恐惧，作为回报，他们会还小说家以丰饶的真实。 理解一种恐惧，并不是因为恐惧本身具有蛊惑性，也不是恐惧如深渊一样难测其深，而是它与人的心念想通，是理解一个人心性的窗口。从这个窗口，可以看见他如何一步步到的这里，且没有回头路可走。正如只有理解了少年豆芽的恐惧，才能理解他为何没有真的彻底变“坏”，继而理解小说家隐忍而慈悲的心思。否则，“我”就真的成了书记员般的旁观者，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叙述者。少年的死也就成了无所谓有无的意外，而不是“没有办法”的结局。 乡村的生命风旗 相 宜 人生漂泊的旅程从故乡的印泥起始，生命的底色一圈一圈向外扩展，漫延出深深浅浅年轮般的印记。回望来路，百感交集，每个游子皆是如此。生于乡村，活在城市的青年作家邓安庆，在城乡间拉开一段“柔软的距离”，被迫地成为天然的观察者，以简洁而平实的笔法谱写了一曲哀伤的乡村生命挽歌。小说《豆芽》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关于故乡童年玩伴的生死故事。夏斌小时候灰头土脸，头大身子细瘦被大家叫作“豆芽”，他比“我”小十岁，因是邻居又是本家，两人亲如兄弟。小说开篇从母亲电话带来豆芽病危的噩耗开始，“我”踏上了归乡奔丧的旅程。 “奔丧”，是所有与故乡有关的词汇里最使人悲伤的一个。“我”作为豆芽短暂生命的参与者、见证者与记录者，是他成长路上的避难所，是联系父母的电话，是在豆芽离家寻母的漫漫长夜中，沿着长江大堤驮着他回家的自行车。此时，“我”作为一个从乡村来到城市学习工作生活，改变了命运轨迹的“榜样”，无暇顾及归乡之路上花木灿烂葱茏，三个小时的路途回忆起生命里与豆芽有关的四个片段，勾勒出他的匆匆一生。豆芽的成长是现代乡村生活的缩影，是大多数命运没有被改变的乡村孩子的样本。出生于1980年代至今的乡村孩子经历着城乡巨变的病症，越来越多的儿童被遗落在乡村，跟随着老人，寂寞生长。父母外出打工导致父爱母爱的缺席，爷爷奶奶粗鲁又无力的管教，让调皮又纯真的小豆芽心无所依，慢慢地在垂头丧气的软弱中变得执拗，越来越沉默。 “暗沉的夜色扣在静默的村庄之上，屋前草丛中零星一粒两粒虫鸣声。远处的长江大堤像一抹粗重的黑条把我们这些人束缚在其中。”邓安庆散文化的叙述语言，带着泥土的朴实与日常生活的平淡，创造了一个真实、残酷又压抑的乡村，万物沉默着生，沉默着死。表面平静，内里汹涌，作者在文中敞开的是乡村生活的日常，而读者却分明感受到生命的无常。豆芽的父亲夏志良曾经在妻子和母亲的争吵中，一言不发，带着乡人固执的狠劲，拿出刀子割自己的手脉。在妻子和其他男人离开后，他带回一个说普通话的女人，使原来颓败的生活被吹起丝丝涟漪。在夏家铁匠铺父子沉默又默契上下敲打的纷飞火星旁，于霞温柔地打扫、送饭。豆芽从“后母”身上获得了缺失已久的母爱，他们一同进城看电影、买新衣，豆芽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这般亲情的关爱与照料。全文的暖色正来自于这个乡村外来者的介入，念念不忘的暖意从每个人心底苏醒、升起，生活似乎在慢慢变好。 然而，现实往往使人有多快乐，就令人有多绝望。于霞在一通通电话中，收拾好东西，留给豆芽一百块钱，与往常一样，跟夏志良说“我走了”，就再也没回来。无力于婚姻、家庭、孩子的失败主义者夏志良再次割腕，在乡村的不语中寂寥地死去了。“豆芽家黑着灯，稻场上的衣服还没有收，风吹起来的时候，衣服在晾衣绳上飞动，一错眼还以为是一群人在走动。”村里的壮汉抬着匆匆入殓的棺材，在无风无云的秋天走过整个垸子，“地里还有人在捡棉花。沿途人家默默站在自家的门口，看棺材抬过去”。男孩成长为少年，沉默着抵抗着周遭所厌恶的成人的一切，变成了“难以驯服的野兽”，面目模糊。最后，被“朋友”打成重伤，躺在草丛中，念着“妈，霞”，死在了医院，成为被焚烧、被敲碎的细白的骨灰。 乡愁化作了一方棺材、一缕青烟、一个坟头，从今往后，彼此真切的生命连接不再有未来，而永远停留在过去。亡者的魂灵被召回故乡安息，生者的肉身继续在人间世流浪，作者写出了熟悉的人物们粗野又细腻的生存状态，柔弱又坚韧的生命形状，以及在这片热闹又悲切的乡村原野上的生与死。吊唁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是生命依依不舍的最终狂欢，“稻场最右边的木架上，芸香晾晒的衣服，经风一吹，衣袖飘动，仿佛有个无形的人在飞”。这些飘荡的衣物，就像是乡村的精魂，那些没有被生活善待过的哀怨与所有幻想过的美好，在空中重新鲜活，在田野上终于纷飞为人的形状。邓安庆在城市的万家灯火中，带着对乡土天然的亲近与自觉的观察，在笔下的乡野领地上竖起一张张沉默不堪又飘舞不屈的生命风旗，希望把住那些把不住的事体。 随意的生与随意的死 余静如 在阅读 《豆芽》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时不时想起曾看过的一些非虚构和杂志上的深度报导。一个身世悲惨的年轻人突然枉死，当他与具体的社会事件、事故多发地区，或者敏感词挂钩的时候，新闻从业人员便会想要满足大众知情的欲望，去深度探访受害者的家庭背景、受教育情况、从业状况、生活环境、具体纷争、死亡原因，然后再作出一番有社会价值的论述。但多数情况下，一个年轻人的死，并不和什么大事件、地区、敏感词挂钩，也就没有了被看见、被关注、被分析的机会。当然，我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死者需要这些机会，恰恰相反，活着的人才需要这样的机会，他们应该看到和自己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离每一个人的距离并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么遥远。 《豆芽》这篇小说，便给读者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作者邓安庆，几乎没有使用文字技巧，用简朴的语言讲述了“我”的童年小伙伴“豆芽”之死。在小说中，豆芽的生与死都很随意。他的母亲生下他，在他很小时就跑了。父亲娶了一个新的妻子，没几年又跑了。之后父亲自杀，豆芽被不良少年殴打致死。小说的结构和语言都十分简单，需要读者用很多的想像去填补。 随意的生死，这个题材本身就是具有冲击力的。在很多文学经典中我们都曾看到，比如在萧红的《生死场》里，人们如同动物一样没有尊严地活着和死去。鲁迅笔下也是这样，祥林嫂、阿Q这样一些经典形象，他们都在蒙昧中生，又在混沌不安中走向死。但是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影响深远，到现在也有它们的价值，并不是只因为他们选择的题材而已。 一个作家，如何处理题材，如何选择加工，如何思考，如何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才是决定一个文学作品最后好坏的关键。 在《豆芽》这篇小说中，作者对“豆芽之死”这个题材似乎缺乏深层的把控。叙述者“我”的态度看似冷静，但更多的是作为旁观者的无力。而隐藏在叙述者背后的作者，对“豆芽之死”持何种认识就更让人不明了了。作者做的最多的，大概是呈现：叙述者“我”被母亲的一个电话带回家乡，“我”作为一个生长于此地又考上大学离开的人回到故里，可以既见证豆芽的死，又以“邻居”这样一个身份，把豆芽此前的经历给讲出来。于是就有了读者所看到的一切，豆芽家庭里的纷争、生母和继母的跑路、父亲的自杀。以及一个较为模糊的乡村背景。模糊地支撑起了这一切。但这一切的呈现指向何处？如果只是单纯地要反映中国当下社会的某些地区某些群体的生活现状，用非虚构的形式甚至可以写的更好。 《豆芽》这篇小说很好读，叙述者的视角对于读者来说应当是轻松的，进入故事并无难度，这样一种视角也同样出现在各种新老作家的“回乡记”之中。有趣的是，邓安庆小说中的“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依然在思考上与行动上表现出无力，他的观看似乎与同乡（如“我”的父母）的观看并没有太大区别。整篇小说中，“我”对“豆芽”的干涉只发生过一次：在他一次被打之后把他强行带回家。但这样的干涉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我”似乎也并未因此而多了解“豆芽”一些。大多数时候，“我”和周围的人一样，都在观看，观看“豆芽”的悲剧，以及“豆芽”一家的悲剧。这符合作者采取的讲述方式：一种单纯的呈现。这种叙述方式使得整个小说都极具真实感，也不免引发思考，除了呈现，在《豆芽》这篇小说中，作者创造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小说里最具文学性的一笔，大致在豆芽死去之前，说了一句“妈”，又说了一句“霞”。这个场景让读者稍稍探知到了一点儿这个悲剧人物的内心。整篇小说中，豆芽维护过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亲妈，一个是后妈“霞”。而最终或许是后妈于霞曾给过的一点儿关爱让他留恋这个世界。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听从她的叮嘱，好好念书，考上大学，而是混迹于一帮不良少年之间，在蒙昧中草草结束生命。作者在九千字的篇幅里，没有给任何一个角色过多的篇幅。豆芽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呢？他的爷爷、奶奶、父亲和两位母亲又是什么样的人？作者一定也考虑到了这些问题，因此有了豆芽的父亲割腕、母亲和奶奶吵架、后母讲普通话、后母总是到“我”家打电话等种种细节，只是这些仍不足以搭建一个足够的背景。我们当然知道，在现实社会中，这样一种看似荒诞的生活就普遍存在于当下许许多多的城镇乡村里。但对于小说而言，它也需要一个自足的世界。一篇好的小说，应当是脱离时代和社会背景也依然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而对于《豆芽》中的这个混乱无序看似由命运主宰的悲惨世界，读者和叙述者“我”一样，只能被动地观看，充满了无力之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