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黄旭有着40年的工作经历，到过农村，下过厂房，进过部队，做过老师，之后与书结缘，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做了26年的出版人。从刚开始的一名普通编辑到“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从入选首批福建省新闻出版行业高层次人才工程杰出专业人才，到入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从省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到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劳动模范，当人们希望了解他更多心路历程的时候，却很难在网上找到关于他本人的文字报道。社里的员工说，黄社长不习惯接受采访，上过讲台的他，在镁光灯下却不善言谈。可是，这位低调的实干者，对自己主政11年的福建教育出版社却寄予高远的志向：“我们教育社简称‘闽教社’，这个‘闽’字是一只关在门里的虫，就像我们社地处南蛮之域，没有太多的资源，没有施展的空间，需要飞出来，才能成为一条龙。”
    2005年5月，黄旭受命于福建教育出版社内忧外患之际。当时，新的班子尚未健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一人独撑危局，虽宵肝兢惕，不敢懈怠。刚上任一个月，他就召开了为今后出版结构定调的“雁荡山选题会”，确定了以基础教育教材教辅为重点，各类教师用书、学生读物和适合市场需要的文化学术图书为两翼的“一主两翼”出版格局。通过半年的努力，他和他的团队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加大人才建设力度、开拓市场化道路、严控对外投资管理、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带领全社员工顶住来自内部和社会的各种压力以及困难造成的心理挫折感，重振精神，当年创利约2300万元，使得全社员工和离退休老同志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条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回首这段往事，黄旭颇有感慨：“我赞赏中国房产智者冯仑的一句话——人其实不知道能走多远，坚持住了就会超出自己的想象。”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遭遇的困难、挫折甚至打击可以说从未停歇，幸而他艰辛的人生历练给了他足够的坚忍与韧性——这些精神气质无疑鼓舞并影响着他的团队，才使得闽教社这艘大船穿过风雨，平稳航行。
    除了“管理者”的角色，黄旭始终坚持他是一名编辑、一名出版人的职业认同。这也就让他在做管理之外，还多了无数要操心的事情：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抓选题建设、选题策划；在繁琐的事务中潜心终审重大选题的文稿；还要经常参加众多的社会调研、教育研究活动，长年无休，虽时感力不从心，但终未懈怠。“我一直把编辑当作我赖以生存的职业，离了它我不能生存。编辑是一种需要用生命去关怀的职业，是一种极具职业化和生命感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其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职业的热爱和全身心的投入，对编辑职业有强烈的冲动，冲动的结果就是对所看所思很敏感，这样才能策划出有生命力的东西。第二就是对作者、对读者要有一种人文关怀，尊重你的作者和读者。做书和做人一样，诚字第一。真诚、坦诚、不虚伪，也不是表面的应付，这样作者才愿意跟你交往，愿意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你。”黄旭总是不厌其烦且毫不保留地与青年编辑分享他做编辑的感悟，使得青年人在埋头于周而复始的编辑工作时，亦能怀揣梦想、获得职业的认同感与满足感。
    天道酬勤，黄旭策划的“而已丛书”“木犁书系”“叙旧文丛”等大众文化选题，邀约到邵燕祥、钱理群、吴小如、陈漱渝、王富仁、孙郁等名家参与；开发的“德育理论丛书”“台湾教育研究丛书”“亚洲‘四小龙’教育研究丛书”“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学名著丛编”等，聚合了潘懋元、顾明远、瞿葆奎、黄济、鲁洁、叶澜、朱永新、郑金洲、冯增俊等内地和港台教育理论界的精英作者；“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邓小平理论学生读本》入选“五个一工程”，《大山水》入选“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黄旭被业内媒体戏称为“获奖专业户”。
    作为一个日子还过得滋润的教育社，为什么要花气力做这么多社科人文书籍？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视出版为生命的黄旭，却认为这是“出版人应有的文化担当”。虽然出版社转企了，改制了，走市场了，更讲究经济效益了，但是出版者要更加自觉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避免完全朝钱看，开发低俗、媚俗的东西，要多出好书，多出精品书，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才能发挥出版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上的特殊作用。黄旭说：“有时我们这些多少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的出版人，觉得自己真像春秋时期的卫道士，为了坚守仅存的这点文化追求，不得不艰难地坚持着。看到我们坚守的那块净土一点一点地失去，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被外部的世界所限制，觉得十分无奈。做人文社科图书，如果没有理想支撑，很难坚持下去。但我们的使命就是，坚守学术文化精品图书和传统主业的阵地，忠诚守护闽教社50多年的出版事业，坚定地追求人文理想。”在他的带领下，福建教育出版社在鲁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传播、清末民国人文学术发掘整理、闽台文化传承与交流等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品牌优势。
    一生和书打交道的黄旭，是一位爱书之人。“我从小喜欢读书。小学三、四年级时，学校不能读书了，家里的书籍便成了我获取知识、滋养精神的源泉。那个年代，阅读的开放度和自由度远不及现在，一群孩子，为了读到书，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常常为能在关闭不用的图书馆中‘偷’到一本好看的书而奔走相告。在我的记忆中，阅读似乎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是孩子的天性，没有强迫，没有任务，也不为功利，就是喜欢看书，如饥似渴。那个年代那种童年对书最质朴的喜爱以及用书香哺育我成长的家庭，成就了我后来与书相伴的人生。”工作40年，贪恋阅读，已经成为黄旭人生中的一种习惯。所以，他在坚持多出好书的同时，也希望出版社能够倡导读好书，引领读书的风气——“这是我们的教育出版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责任”。2014年，正当众多实体书店面临困境的时候，黄旭逆势而上，在出版社的自有空间里创办了复合型书店“大梦书屋”。“我们就是想通过为公众提供一个不设门槛的读书、分享、交流的阅读体验场所，让人们重拾对传统阅读的热爱。”大梦书屋，是理想者的痴心，也是出版人的情怀。它试图通过对纸质书的坚守和对传统阅读的推崇，为城市勾勒一种阅读的生活方式，让爱书的人与书籍亲密接触，享受阅读的快乐；让书屋成为作者、读者和出版者聚集的园地，成为一片精神领地，引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习惯阅读、热爱阅读。2014年至2016年的3年间，大梦书屋西湖店、大梦书屋鼓岭店和大梦书屋八中店分别在城市中心、国家级风景区和中学校园落地，像一颗颗幸福的种子，把阅读的喜悦带给更多的人。大梦书友曾经这样感慨：“大梦这个平台很重要，是典型的一个标杆撑起一大片文化空间的案例。文化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大梦就是一个‘点灯人’，也许不自觉就燃起每一个去那的人眼里或心里的光。”而当人们津津乐道称“大梦”为文化地标时，黄旭则更希望把它看作是这座城市立起的一个文化符号。正如蒋勋所说，文学的回归需要一个类似“云门舞集”这样的符号，让喜爱文学的回归其下。大梦书屋也是如此，它就是一个召唤人们回归传统阅读的文化符号。当被问及对大梦书屋前景的判断，黄旭的感受颇有些复杂：“我们不知道前景如何，但是我首先知道这是必须要做的，虽然，每做一次决定心里都有一种悲壮感，因为我们不知道会是什么结局，赴死的感觉，就像壮士上战场，但是没有这种死，也就没有生。我期盼有一天，‘书香社会’能够成为一种常态，不用谁来强调，无需谁来引领，阅读是每个人的自觉，到那个时候，身为出版人的我，将会更加自豪。”言语间，依旧透露着他一贯的坚忍、刚毅与执着。
    我们很想知道，这样一位性格分明，甚至偶尔透着些“匪气”的理想主义者，在生活中会不会是一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行者。可熟悉他的人都说，黄旭是个特别会“玩”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希望他的团队能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永远保持有火热的心，保持有积极热情面对人生、面对竞争的健康的理想、态度与价值观。“长期处于单调的工作、巨大的压力下，人心是会变硬变冷的，正如马云所说，要不断温暖自己，像左手温暖右手，还要一路幽默，给自己和团队打气，就像唐僧取经路上的猪八戒。我就是在做猪八戒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闽教社以各种生动活泼、团结和谐的集体活动为载体，让员工个体的愉快情绪得到充分释放和聚积，使其成为积极向上的凝聚力，从而形成人和气顺、健康的企业氛围。黄旭常谦逊地说，在社里，无论学问还是能力，他都不是最好的，他个人没什么本事，最大的本事或许就是愿意尽可能地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良好的企业氛围中，员工个体获得了认同与成长，团队的力量也就得以显现。
    当代人做出版可以有不同的境界：一是为了谋生，把出版业当作谋生手段，把出版当作盈利创收的行业；二是求发展，把出版社办成现代企业，力求做强做大，在世界出版业的竞争中，力求跟上时代，同步前进；三是追求崇高，把出版事业当作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崇高事业。在出版岗位耕耘了26年的黄旭，应该深晓这三种境界的酸甜苦辣了吧！“梁启超说过的一段话，我很喜欢，‘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这些年，我深知我的责任所在，我尽全力去履行，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