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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藤《刀兵过》讲述了辽河下游平原一个叫“九里”的村子从晚清末年建村到当代以来的历史，期间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九里上演了一幕幕过刀兵的悲欢离合。作者以开阔大气的笔调抒写了王克笙、王鸣鹤父子两代乡贤在九里创业与弘业的艰辛历程，其中折射着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作家老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独到的体悟，早年出版《儒学笔记》《探古求今说儒学》，近年来致力于对近代以来辽南等地乡贤的打捞。想来是众乡贤们可歌可泣的英伟事迹，命运多舛的人生轨迹激发了作者为之树碑立传的迫切心情，“不把他们写出来总觉得有些遗憾。”在《刀兵过》创作谈中老藤指出其意在“诠释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通过塑造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乡贤，让读者去触摸、体验和感悟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如玉之身。” 事实上，在当代文学长廊中，历史题材的小说如何叙述并非无迹可寻。仅就新时期以来，“寻根文学”和“新历史主义小说”都曾经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触摸过历史。此外通过家庭、宗族（类《白鹿原》），亦或从个人的视角，以成长史展开，都是切入点。《刀兵过》显然不在其列。老藤在《刀兵过》中塑造了具有民族大义、又追求立德立心的两代王氏父子的乡绅乡贤形象，通过王氏父子在九里的“创业”与“弘业”，将传统与个人、历史与信仰、乡土与现代等高度整合起来，为当代历史小说的写作做出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王克笙原籍皖南祁门，新安医派世家，为恢复朱氏祖姓决意闯关东行走天下。一年后经卜奎叉玛和塔溪道姑扶乩指点，来到辽南千顷韦地的洼里。绿苇红滩的洼里被王克笙起名为“九里”（因与塔溪道姑所在的玉虚观九里之遥得以命名）。九里此前是在锦州府地图中不被标识的碱滩，在王克笙到来之后，才真正进入“历史”（《酪奴堂纪略》，取名酪奴，意在示弱不逞强。同时设《彰善》《记过》两簿，用于劝善黜恶。），所谓“国有史，邑有志，巨细不同，其致一页也。”（《刀兵过》第47页） 时间开始了，王克笙的创业也正式开始了，他创酪奴堂（济世救人，行医问道），建三圣祠（所谓三圣，“孔子为儒，儒家讲心、性、命；药王是道，道家讲精、气、神；达摩乃释，释家讲戒、定、慧。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参透此道，遂成君子。”见该书第13页）立乡约（《九里村约》，后为抵抗日军有《御倭九戒》），以韩马姚姜陶五家为基础，无论大事小情，一律由五位村民代表与王氏父子在酪奴堂商议决定，通过村民自治，赋予村民主体地位来实现村庄的管理、决策和监督。 王克笙有悬壶济世之心，对于那些看不起病的贫苦农民或苇农只需在三圣祠后的滩地植一株柳树即可。而蒲娘（王克笙妻子）的到来更是移风易俗，为九里带来了新的风貌：蒲娘先是教女人们放足，又引导女人们喝蓬蕽（芦花），学会端庄自持，化解了九里乡民的蛮夷之风。王氏父子又对婚丧嫁娶一应礼仪加以规范和约束，于是攀比之心日少，而村约族规形成后，村民们有章法可依，逐渐“尚礼仪、少诉讼、邻里睦、不贪嗔”，过上了富足安康，友爱互助的日子。其后他们又对三圣祠和村中房屋逐一进行规划和翻修，如此经年有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地处偏远的九里历经王氏父子两代人，由最初的四户人家发展壮大，家家都住上了青砖瓦房，成为错落有致的村庄。而绿苇红滩上辽美壮阔的自然景象以及随之而来的鱼虾之利也让九里成为一块天人合一的福泽之地。 王氏父子修身修己、建村安民、教化人心，把九里建成人间桃花源，成为远近闻名的仁义之乡。以往文学作品中对一个村庄关系、结构的书写，因着九里的高度纯洁和同质性，在老藤笔下被典型化为韩、马、姚、姜、陶五家，其中士农工商一应俱全。而每个人物又对应了各自的身份和阶层。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处边地，九里的自足保持了自身的流动和更迭，其组织建设和社会形态鲜活、有序，具有高度的理想性。从文化谱系来说，或可上溯至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花源”、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等。 “只做良医，不谋良相，守分安命，顺时听天”的王氏父子始终铭记“恢复祖姓，应当从长计议，不到河清海晏之时，不可草率为之。”在克己复礼、立德立心的追求中创业弘业，滋养进而支撑了一方水土。某种程度他们更像文化英雄，为九里营建了由乡绅乡贤带来的文化秩序以及伦理规范。 不同的时代和人生际遇勾勒出王氏父子不同的性情风貌。王克笙性情坚毅、果决笃定，类砭石，作为九里的第一代领袖式人物，拥有着宁折不弯、不破不立的果敢和气度。他凭借杰出的个人魅力感召村民，济世救人、疏散余财、颇有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之风。而王鸣鹤则既隐忍又变通，充满智慧，类银针。如果说父亲象征着传统的最后一抹余晖，王鸣鹤则生存于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之中，其内心纹理比之父亲，更为幽深复杂。时代的转变注定了他不能像父亲那样慨然，代之以谨小慎微，但仍有坚守。九里罹患刀兵之祸，他在无助妥协后总要独自一人咀嚼祁门安茶，默默吞下不可言状的苦涩。感情方面，京城女学生栗娜和冰清玉洁的道姑止玉先后闯入他的生活，他却发乎情止乎礼仪，终身未娶。某种程度是另一层面的孤独者。 两人性格不尽相同，却又殊途同归，以传承三圣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自九里创建以来，经历了大大小小十几次过刀兵。王氏父子始终坚守自身的道德底线和精神信仰，在与各方势力的抗争、斡旋中保得一方百姓平安。 而塔溪道姑和止玉集剑气、侠气、英气于一身，是小说中至善至美的人物形象，某种程度，是道的化身。她们洞察世事，心地高远，却又多次向王氏父子和九里施救，成为两人心灵的寄托。 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王氏父子是典型的具有家国情怀的乡绅乡贤，他们济世救人，以茶化人心，两代乡贤在绿苇红滩上以其杰出的人格魅力克己复礼，最终将九里改造成一个类桃花源的所在。于是，作为乱世中的净土，九里也就具有了高度的象征意义。 不可避免的是，边地九里虽被王氏父子创建成人间桃花源，却仍未躲过历史进程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外力的侵入打破了九里的平静，非均质/恒常的时间随之被打破。“在逐个来临的混乱的‘转型时代’，九里屡次遭遇‘过刀兵’”，响马、清兵、义和团、俄军、日军、国军、伪军等不断踏入这块边远之地，你方唱罢我登场。 不止刀兵，还有霍乱。如果说以茶化人是移风易俗，因势利导（祁安门茶以陈年为贵，因而承载历史文化价值，而蒲娘自创的蒲蕽茶则是为了解除村民常食鱼蟹之毒），那么霍乱则是对王氏父子医术医德乃至人性的考量。关东军指挥官黑木要将酪奴堂改造成日军的霍乱研究基地，进而扫荡苇地。王鸣鹤在抗争与求全间权衡利弊，答应把患有霍乱的病例交给日本人，却仍在配方上有所保留。民族大义和医者之德剧烈地撕扯着他的内心，但他最终还是分寸拿捏得当，保全了九里。同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化了草菅人命的日本军官山田。面对国共之争，王鸣鹤秉持不谋良相，只做良医的祖训，对国共两党一视同仁。于是，无论是尉黑子还是戚老板，乃至土匪都得到了他的救助。 王氏父子在九里布茶道，洗人心，其仁爱情怀和道义担当决定了他们“就是九里的那棵百年老榆，春来榆钱挂满枝头，秋到落叶随风飘逸，霜刀雪剑，四季更替，铁一般的枝干成为村庄永不降落的旗帜。”而风起云涌的历史事件（过刀兵）在九里一次次被王氏父子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其原因就在于两代人对于三圣祠所象征的文化秩序的坚守，而此种坚守，也可称为另一种形式的“弘业”。祁门安茶，针灸砭石，三圣祠便是王氏父子弘业的物质象征。 表面看，为祖上正名的冲动受制于外力（“不到河清海晏之时，不可草率为之”），而王氏父子恰恰是在与外力（历史的潮流）不断斡旋、较量、冲突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一次次的“弘业”：对于三圣所代表的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秩序的坚守，同时感召村人，进而形成传统和风气。换言之，“过刀兵”既是王氏父子“弘业”的思想河行动操练，同时又是检验传统文化的试金石。 由上观之，《刀兵过》结构方式的主线是王氏父子两代人对于自身信仰的坚守。在古代传统社会中，“乡贤”是乡村中文化传播的责任者。三圣祠是王氏父子的精神寄托，也是他们弘业的本源，更是他们的信仰所在。于是，创业与弘业也就成为两人不容拒绝的使命和责任。 在老藤笔下，覆盖20世纪的革命史被演变成九里的一场场过刀兵。而九里能在一次次过刀兵中得以保全很大程度得益于传统文化恒常稳定的精神内核。九里作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倘若以现实标准衡量，具有高度的神话性。某种程度九里就像一个高度凝固的结晶体，绚烂透明，这是它的魅力所在，或许同时也是不足，高度理想化带来人物的扁平和戏剧冲突的乏力。而叙述者的这一设置或许更多程度是想以九里烛照当下。 显而易见，《刀兵过》有明显的史诗化倾向，同时也是一次重返宏大叙事的尝试。老藤借《刀兵过》展示了中国传统中民间文化的韧性和蓬勃生机，诚如贺邵俊所言，“它是作家反思历史、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 那么，问题来了，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传统何为？西蒙娜·波伏娃有言，“人们对多元性的接受是资产阶级完美的意识形态，但那其实是对混乱和困惑的享受，在这种享受中，人们不再争取某种确凿的希望。”于是，在繁复庞杂的转型时代，在当下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老藤的《刀兵过》某种程度是对本土既有文化资源的一次复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重构反观历史，也观照现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