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张一闻、苗祎琦 翻译、撰文：苗祎琦 编者按：马场公彦，岩波书店总编辑，北海道大学大学院东洋哲学研究科修了、早稻田大学大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学术博士，著有《围绕<缅甸的竖琴>的战后史》《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文化大革命、中日复交》、《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世界史中的文化大革命》等著作。以下内容来自作者对马场公彦先生两次采访整理。根据两次采访的相关话题，刊发时已对内容顺序等进行了重新整合。 1 从古典到革命：日本人眼里的中国 东方历史评论：您是以学者的身份进入出版行业的吗？ 马场公彦：不是的，出版人是我的本职，而学者不是。严格来讲，我是在从事出版和编辑行业的过程中，发现了学术研究的问题的。我曾经负责过《世界》这一部杂志，《世界》从1946年创刊开始，就十分关注中国问题，里面有很多和中国论有关的报道。通过对这些报道进行分析，就能看出日本人，主要是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观的变迁。我因为曾经在《世界》的编辑部里工作过，借此机会得以看遍了创刊以后登载的和中国有关的全部的文章，发掘出了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迁，也就成为了我《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这一研究的基础。于是我便想进一步扩大研究，把战后日本刊行的所有主要的杂志都看一遍，更广泛地考察日本人的中国观念的变迁，最后才确定了题目，进入了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课程。从我的经历可以说，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东方历史评论：您迄今为止已经撰写了四部中国现代史研究方面的专著。能否谈谈您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契机或者说“问题意识”是什么？ 马场公彦：我所关注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可能的确比较敏感，但我并不是因此才从事相关的研究。不论是1945年开始到49年的国共内战，还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日本人来讲，也是切身相关的当代史的问题。它们对日本人的中国观和世界认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震动，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学者们的身上，同时也体现在政治中、甚至在社会中也广泛存在着。可以说，这些问题同时也是日本人自身的问题。此外，中国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的确也已经有很多了，但是我认为，国外的视角、外界看到的中国的历史像，也十分具有参考价值，中国读者也应该对外部视角下的自己的历史有所了解。所以说，我的这几本书虽然都是以日本读者为对象、原来用日语写成的，但同时也很希望中国的读者可以读一读。不过归根到底来讲，与其说我从事的是中国历史的研究，不如说是以“日本的现代史”为切入点来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 东方历史评论：“现代史”方面问题是您一直以来的关注点吗？ 马场公彦：不是的。我本科以及研究生在北海道大学学习的是中国古典学，也就是儒教、道教等所谓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这是1979年到1983年的事了。2007年我进入早稻田大学，开始从事现代中国方面的研究，这之间已经经过了20多年了。8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之间的邦交刚刚恢复，两国之间的往来还很少。我在那时去了一趟中国。令我十分吃惊的是，那时的中国，与古典中国学里所描绘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但是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只有简单的两种，一种是古典的中国观，也就是《论语》、《三国志》，或者《唐诗选》中描述的古典中国世界；另一种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那样的革命中国的印象。然而我在1982年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却感受到了一个既不古典、也不革命的现实的中国。我的关注点也就开始逐渐向现代中国偏移，对当下的中国产生了兴趣。在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也就是70年代中期，那时中国还处在文革时期，我的高中的课外集体活动专用房间的窗户上也贴过“造反有理”的标语。可以说，我的高中时期是在十分激荡的环境下度过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也多少亲身经历过类似于文革这样的中国现代史。中国不仅是日本的邻国，同时对日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便使我对中国产生了及其浓厚的兴趣。想要理解现代中国，光靠古典思想和汉字文化是不够的，所以 我的兴趣点就慢慢发生了转移。 自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研究一直都有两条路线，即古典中国研究与现代中国研究。古典研究尤其讲究通过文史材料来研究中国，而通过典籍所诠释出的古典世界，自然是读书人的世界。可以说古典中国研究，是将中国思想中精华的、纯粹的、上层的部分抽象出来进行解释的学问体系。现代中国研究，则是更多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结合时刻变化的实际情况，对现今的中国进行综合地、社会科学地分析。它综合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以及某些自然科学，尽可能地做到分析的综合与全面。自近代以来，这两种中国研究就一直互相独立地表现在日本的中国研究中。 然而这一趋势在二战后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普遍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研究里，古典中国的部分应当被遗弃。原因主要在于，日本发起了侵华战争，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了。在反思这一行为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认为，是以往对中国的错误认识导致了这一愚蠢的结局。也就是说，以往所形成的古典中国像与真实的中国完全不相符，根本派不上用场。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古典中国研究中普遍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国家，更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由此导出的，是中国不存在民族主义，无法建立近代国家这样的结论。然而，最终结果却是中国打胜了战争，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近代国家。也就是说，我们以往以来的认识是错误的。为什么会错误，就是基于古典研究所形成的中国像是错误的。基于这样的反省，现代中国研究开始将注目点放在了革命中国的研究上。 然而所谓“革命中国”也在不断变化，以致于从80年代开始，它的实态越来越难以看清了。这种情况就要求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于是，21世纪初开始，便有人提出要重新审视古典中国。比如，在分析当今大国中国的形象时，不能仅从革命中国的角度出发，同时也应结合一些古典中国的因素，比如存在于大清帝国话语体系中的天朝观念以及册封体制、朝贡体制等等。这样一来，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便逐渐开始重合，日本的中国研究也开始发生变化。不过就我自身来说，我没有深入地研究那么多，我只是比较关心外国视角下的、或者说世界史视角下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虽然已经有了将近70年的历史，但其中很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孤立的、没有完全对外开放的状态中：刚开始时与西方国家没有正式国交，60年代以后，与苏联的关系也日趋恶化，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完全孤立的状态了。因此，中国的学者在阐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多倾向于采用一国史的立场。但我认为，也应该从地域史、或者世界史的角度来重新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一番审视。就我个人而言，就是选取了日本这个视角，来重新对中国现代史进行捕捉。 东方历史评论：就您个人来说，您希望社会对您的定位是一个出版人还是学者？ 马场公彦：这两者都是我的定位。 东方历史评论：您目前还有相关的研究计划吗？ 马场公彦：目前计划专向中国读者写一本跟出版方面有关的书。我对中国的传媒行业还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主要还是想以自己在出版界的经验，向中国的读者介绍一下日本的传媒文化，尤其是出版行业的情况。在之前的相关采访中我也已经透露过一些想法了。我从事出版行业大约已有35年了，所以很想分享一下我自己所感受到的出版界的变化，以及今后日本出版行业应该怎样发展，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出版交流与知识交流。目前主要的打算就是这样。 我还是希望我的书能够在学术研究的基调为更多的读者阅读。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所谓文史哲这种专业之间的壁垒，这就导致相关研究变得极其分散。然而这些专业本身都是近代之后人为规定才形成的，不一定就合实际情况。就我而言，我写书不仅仅是为了给相关领域的专家看的，而是希望能够打破专业的壁垒，引起经历过同一时代的读者们的思考。不过即便如此，也不是说就可以忽视相关研究的既往研究成果，而应该充分保证作品的学严谨性，以扎实的原始史料来推进研究。 2 四本书固话了中国的日本认识 东方历史评论：这次新经典与岩波书店合作推出了“新经典·岩波精选”系列，选取了六本岩波书店曾经出版的“新书”。这六本书出版时间跨度很大，主题十分多元，涉及到了日本的历史文化以及当代的社会问题。这个系列的书籍，是以一个怎样的标准来选择的呢？  “新书”，即新书判型（173×105mm）的丛书或单本。文库本的判型约为105×148mm 马场公彦：这六本书不是岩波书店选定的，而是由新经典委托的编辑委员、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史研究所的李文明老师选定的。我在去年12月前往北京参加活动时有幸见到了李文明老师，也谈到了一些相关的话题。据李文明老师讲，选择这六本书，是希望能够为中国读者理解日本提供一个多元的角度。通过《京都》、《江户时代》、《日本的汉字》，可以感受到日本的传统文化；而《过劳时代》又为理解当代日本社会提供了视角。《京都》是1962年出版的作品，直到现在还在重印出版，是非常受日本读者欢迎的一本书，因此希望能借此机会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过劳时代》与《格差社会》是近几年新出的作品；藤田老师的《日本文化关键词》更是去年才出版的新刊书籍。新老书并行，总之就是想把我们认为的好的东西分享给中国读者。  藤田老师在《日本文化关键词》的签售会上讲到，他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与异文化的交流，从而对自身的文化产生一种更清晰的认识。藤田老师很高兴看到《日本文化关键词》能够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读者通过这本书能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异文化之间的沟通。尤其是日本受到中国的影响很深，历史、文字、思想——很多方面都能看到中国的影子。从这一意义上讲，这次新经典推出的岩波新书精选系列，将为加深中日两邻国之间的互相交流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  东方历史评论：目前中、日相互认识上存在着固定化、程式化的倾向。这次推出的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会如何帮助中国读者打破以往的定式思维呢？ 马场公彦：拿藤田老师的《日本文化关键词》来说吧。这本书里几乎没有写到关于中国的事情，但是在汉译的过程中，才发现书中的五个关键词：“無常”、“悪”、“風雅”、“わび”、“さび”，在汉语中都有相对应的概念，比如“わび”就是“枯寂”，“さび”就是“闲寂”。汉语中的“枯寂”和“闲寂”可能带有一些消极、寂寞的色彩，但这两个概念在日本的文化中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比如在松尾芭蕉的俳句中就经常可以体会到。中国文化里也不是没有“枯寂”和“闲寂”这两钟境界的，比如竹林七贤、陶渊明的遁世精神等等。日本就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所以才构建出了“枯寂”和“闲寂”的世界，并延续至今；现在中国虽然已经不太讲“枯寂”和“闲寂”了，但这两个概念与中国的历史是有着相通部分的。 现在的中国非常讲究华丽的东西，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相比之下，日本人对于辉煌的建筑、华丽的佛像等等，会怀有一种排斥的情绪，反而是那些稍微有些破败的东西更能引起日本人的共鸣。比如，日本的茶室是十分朴素的，一点华丽的装饰都没有，但日本人却能从中体会到十分强烈的美感。对此，中国人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不适应，但如果我们回溯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其中是有着共通的部分的。就像这个例子所表现出来的，通过把日本文化翻译成中文，尤其是翻译“わび”、“さび”这样日本固有的词汇时，必然会引起我们对于自身美的意识的重新审视，以及对自身历史的反思，而异文化沟通也就建立在这一意义层面上。 再举一个例子。林屋辰三郎老师的《京都》于1962年出版后引发了一股京都热，很多人都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萌发了去京都寻古探幽的想法。这本书的初衷，是希望读者能够在漫步京都的过程中，感受到京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可以说是一部类似于历史观光的指南书。去年，另一本关于京都的岩波新书——高桥昌明老师的《京都，千年古都的历史》由岩波书店出版了，这本书在今年也由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汉译本，并加入了“阅读日本书系”中。这本书主要的观点是，现在的京都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原本古都的姿态，京都现存的寺庙和街巷，都是江户时代造出来的，更远古的平安京时期的京都早已不复存在了；京都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美好的都城，那时城市的卫生管理水平很差，满街都是粪便，焚尸场也设在城市的周围，卫生条件非常差。当时的京都，绝对不是读者脑海中想象出的文化底蕴浓厚的城市。所以说，如果我们对比《京都》与《京都，千年古都的历史》，就会深化对于京都的认识。而这两本书几乎在同一时期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的读者就可以从一个多元的角度加深对京都的理解，这也可以看做是翻译的一大功效。 您刚才提到，中国人的日本认识中存在固定化与程式化的问题，我认为这与观念的来源有着很大关系。一提到日本论，中国读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菊与刀》。可以说，中国人就是在1946年在美国英文出版的《菊与刀》的日本观下来看待日本人的。并且该书著者当时属于美国战时谍报局（OSS）而没有经验访问日本，“武士道”在中国人的日本认识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观念的形成，与《菊与刀》可以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旦中日之间发生了问题或者领土的摩擦，中国人就会立刻说日本是刀的民族，日本人都是武士，十分好战。让日本人来说，《菊与刀》里所描绘的日本虽然有正确的一面，但例外也是不胜枚举。 一共有四本书在中国人的日本认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本是《菊与刀》，接下来是宫本武藏的《五轮书》，这本书写于1645年；还有一本是新渡户稻的《武士道》，这是1900年出版的；最后便是戴季陶于1926年写成的《日本论》。可以说，这四本书构成了中国人的日本认识。这四本书中有一个共通的关键词，就是武士，或者说是武士道——日本人都是武士，随身携带着武器，非常容易动怒，一生气就动手——中国人脑海中的日本形象就是这样。 但是藤田老师在《日本文化关键词》这本书中，“武士道”一词就没有被提出来，取而代之地是介绍了诸如“枯寂”、“闲寂”、“能”、“世阿弥”、松尾芭蕉的俳句这样文人的谱系。关于武士，刚才提到的高桥昌明老师有一本《武士的日本史》。这本书是去年出版的，并且是岩波新书当年的畅销书籍。这本书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对传统的武士形象进行了一番新的剖析。所谓武士，并不是人人都那么英勇无畏的。江户时代的武士虽然仍旧随身携带日本刀，可是几乎没有使用的机会了，绝大多数的武士在混战中当了逃兵。武士决不是一个伟大光正的形象，毕竟贪生怕死是人的本性嘛。但是中国人受到《菊与刀》、《武士道》、《五轮书》、《日本论》的影响还是太深了，因此，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介绍日本文化的新的书籍，从而更新既往中国读者的定式化偏见，让大家对于日本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东方历史评论：岩波书店之后有没有面对中国读者的出版计划呢？ 马场公彦：我现在正在考虑做一个面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文化的书系，名字就叫“深感日本”。主要就是从岩波新书为主里先挑出大约200本左右的书，再邀请出版社、日本学者从中选定几部做成丛书，力图向中国读者展示出一个多角度的、综合的日本像，改变既往的的传统认识，向外界传递出一个新的日本。尤其是想让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到战后日本的历史与战后的经历。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历史上来看，明治维新的日本与二战的日本——这两个时期的日本在中国读者的印象中是很强烈的。明治时期的日本是高效率地实现了近代化的成功形象，是值得学习的对象；战争时期的日本则是侵略者，是憎恨的对象。话虽没有错，但是，我希望也能把战后日本的经验传递给中国。战后日本成功实现了国家的复兴，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国力实现了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公害问题、核电站问题、老龄化问题、少子化问题等等。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而生的是各种各样的弊害，对此，希望也能够给予中国一些启发与思考。因此，我在“深感日本”的系列中，就选取了很多介绍战后日本的书。 3 岩波书店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 东方历史评论：您刚才提到，目前日本的新书市场十分鱼龙混杂；而岩波书店从1938年做新书开始，就提出以“现代日本人的现代教养”为宗旨。“现代教养”的提出，是否与当时的“大正教养主义”之间有联系呢？能否请您就“作为教养的新书”这一概念做出解释？岩波书店希望传递一个怎样的教养呢？ 马场公彦：“教养”这个词的意义在中日的语境下是不一样的。日语里的“教养”没有贬义的意义，它指的是应该掌握的、常识化的知识。大正时期，当时的人们不满于知识被一小部分帝国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所垄断，要求把知识解放出来，人们都可以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是一种民主主义的表现。从社会背景来说，生活逐渐宽裕，人们逐渐买得起书了，教育也慢慢得到普及，大正教养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的。 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明治日本的重要的课题，是如何在模仿西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近代国家。而到了大正时期，一定意义上的国家已经形成了，这时，我们每个人应该如何生活，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掌握教养，也就是知识，然后自己思考，自己做出判断，就变得非常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养与修养就是同义的。现在有对教养主义的批判，是说要跳出既定的思考框架，更加个性地、用自己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自己发现问题，自己思考。 岩波新书自1938年创立起就一直坚守“现代人的现代教养”，在我看来，这一精神到现在都没有变过。在日本出版界的新书市场变得乱七八糟的情况下，岩波新书也一直都在坚守教养新书的立场，甚至还愈发突出。这里的“教养”不单单是了解知识，更是要掌握一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活着的、有用的、实践的知识。岩波新书不仅仅是学术单行本大众化的产物，不仅仅是知识的累积，更是连接学术与社会的纽带。岩波新书想要提供的是连接学术与社会的实践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灌输性质的，而是可以和作者一起思考，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在遇到当下诸多的社会问题时到底应该怎样做。总而言之，岩波新书的“教养”，就是希望能够为用自己的头脑分析、用自己的身体行动提供一种知识，用中国话来讲就是“知行合一”。 东方历史评论：在中国，学术书籍目前很难走出专业壁垒。可以说是比较艰难的。日本的学术书籍出版状况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吗？ 马场公彦：学术书籍出版方面，日本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学术书很难走出专家学者的圈子。再加上日本人口的绝对数量比中国少，因此出版的学术书籍的数量也低于中国。但是，日本60~70岁左右的人是很喜欢读书的一群人，他们有读书的习惯。这群人现在到了退休年龄，他们有时间，经济上也较为宽裕，于是就产生了继续学习与读书的欲望。去图书馆就能看到，白天在图书馆里的，基本上都是这群60、70岁左右的人，其中又以男性居多。他们有读书的习惯，也经常去读书。 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世代的现象，拿岩波书店为例，岩波书店最忠实的读者群是60岁以上的男性。此外，各个城市所设立的文化中心（culture center）里，基本上看到的也都是这些人的身影。但是中国由于有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中断期，读书在这时被视作是不好的事情。一旦有过这样10年左右的文化断绝期，再想要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就十分困难。比如，中国很久以来都没有儿童书这一文化概念，由此带来了恶劣影响就是，没有给孩子们培养出良好的阅读习惯。然而日本却有儿童书的文化，刚出生的孩子让他们看绘本，上了小学之后，就逐渐开始增加文本量，大概平均每十页配有一幅插画，剩下的都是文章。再发展下去，就出现了类似于新书这样全是文字的内容。也就是说，日本社会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准备了种类丰富的阅读形式，就是为了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日本由于没有所谓革命这样中断的时期，因此从近代开始，儿童书文化已经持续了一百年左右了。而中国由于曾经中断过一段时间，结果导致了儿童书长期缺席的状况。所以说，读书习惯与出版文化之间也是具有很大关联的。 目前日本社会“活字離れ”（远离书本）的现象日趋严峻。根据调查，当今社会一个月中不读书的人所占的比率达52％，而年轻人的不读书现象更是愈发凸显。但也不能由此便说当下的日本人就没有读书的习惯。小学时期读书还是很频繁的，小的时候看儿童书，进入小学之后，就开始有了各种活动，培养大家的读书习惯，比如每天早上有半个小时的强制早读时间，每个月都必须去读书馆借书看书等等。但进入中学之后，学业逐渐加重，课外集体活动逐渐繁忙，读书的时间日渐缩小，最后就演变成了现在这样不读书的状况。此外还涉及到一个信息源的问题。年轻人的信息来源已经不限于书本了，网络逐渐成为了他们收集信息的主要来源。在网络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之后，他们也就没有余力再去买书、看书了。 东方历史评论：作为出版行业，对于目前“活字離れ”（远离书本）的现象有什么对策呢？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重新喜欢上读书呢？ 马场公彦：远离书本的现象的确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目前日本的出版行业呈缩小的趋势，这与读书人口数量的减少是直接相关的。这不仅因为人口的绝对数量本身就在减少，在少子化的背景下，不读书的人也在日渐增多。对于出版界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现状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些措施来争回读者。 我的看法是，读书的习惯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对于读书需求，其本身是没有很大改变的。这里有一个数据，以2010年为界，图书馆借出图书的数量，首次超过了书店卖出图书的数量。在此之前基本上还是以从书店买书为主，目前逐渐演变成了从图书馆借书来读。在这样的一种潮流下，出版社也就必须改变他的客户群体。以往我们主要以书店为主要的销售对象，今后也必须把图书馆纳入考量范围中来。不仅包括诸如东京都立图书馆那样的大型图书馆，也包括小学、中学、高校的图书馆。读者从图书馆借书虽然是免费的，但图书馆在向外界贷出图书时，作为书籍来源的出版社，我们是有权向其征收费用的。比如，我们可以采取向图书馆征收订阅费的形式（subscription）来提供大批电子书籍，图书馆每月交一定的费用后，利用图书馆的用户就可以没有限制地阅读我们的书籍。这也是对读书习惯变化的一种应对。以往都是去书店，一本一本地买回自己想读的书来读；现在是先付一定的金额，然后就可以随意地读自己想读的书。不论怎么说，目前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电子化，出版社也必须配合读者的读书习惯，提供各种各样的阅读形式——纸质书籍、电子书籍，或者“听书（audiobooks）”。此外，销售方式和途径也要多样化，不仅需要有面向单个读者的零售，也需要有以图书馆为对象的的销售模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日本近代出版行业体系，可能正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变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社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应对措施。面对围绕读书界出版界的这样变化，我亲身于2018年10月在岩波书店社内设立了新的部门，就是知识产权管理部，我当了该部部长了。 东方历史评论：大家不买书而去借书，是否跟日本学术书籍的价格很贵也有关？ 马场公彦：价格昂贵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术书籍的出版部数很少。伴随着少子化现象，学生数量不断地在减少，大学的规模也在不断地缩小，学术书籍的市场也日趋紧缩。所以我们不得已采取了提高定价、限定出版部数的方式。今后我们可能会采取按需印刷（POD＝Print on Demand）的方式或用以电子书籍形式提供图书馆，或者邀请作者将其学术书籍进行改写，以新书这样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推广给大众。 4 中日读者的兴趣差异 东方历史评论：您在一篇访谈里谈到，中日目前出版交流活动存在着十分不均衡的问题。有很多日本的图书被译介到中国，然而相比之下，走进日本市场的中国图书却十分有限。是否可以认为，日本读者对中国书籍的关心程度很低呢？ 马场公彦：不是的。日本读者对于现代中国的关心度是很高的，报纸、杂志、网络上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的存在感也越来越强——包括我们穿的服装在内，中国制造的商品越来越多；每年赴日旅行的中国游客超过了一千万人；数十万计的中国留学生生活在日本。所以应该怎样与中国相处，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日常问题。然而，不得不指出这种关心度在图书出版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虽然日本方面也出版了很多与中国研究有关的书籍，但其中多半是日本作者写的，很少有中国作者的作品。这一现状不得不说很难令人满意。 作为一位出版人，我当然希望可以更多地购买中国书籍的版权，再把它们翻译成日文出版。但是遗憾的是，日本读者的需求与中国现在的出版状况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差距，直接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书不是很合日本读者的胃口。我认为这是造成中日间版权买卖不均衡现象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出版社购买了很多日本图书的版权，尤以轻小说、儿童书最多，当然还有不少的学术书籍。个中缘由，应该还是在于中国读者对于日本当代文化的兴趣程度是比较高的。 东方历史评论：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日本读者的需求与中国目前出版状况之间的差距？ 马场公彦：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好奇感是很强的，每年都有大批中国游客赴日旅行，大家也十分喜爱日本的商品。此外，日本的小说、电影、流行歌、动漫，在中国的年轻人群体中也很受欢迎。对日本的新奇感强，也就意味着对于日本文化的需求度很高。然而，日本方面却逐渐呈现出内向趋势，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出国了。还有，日本读者对于中国的出版物似乎有一些抗拒感，有一些“过敏”。具体来说，就是对中国媒体的信赖度很低，总觉得他们写的不是实话。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书籍的开本一般都是比较厚的，再将其翻译成日文出版的话，书的部头就更加庞大，而这与日本人日常的阅读习惯是很不相符的。日本人还是比较喜欢类似于新书、文库这样小开本的阅读形式。从这一意义上出发来看，中国的书籍就显得十分笨重，日本读者也就很难对中国的书籍产生亲近感。我认为这可能就是原因。  东方历史评论：岩波书店曾出版过沈志华老师的作品。岩波书店选择出版这样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基于怎样的判断？ 马场公彦：沈志华先生的作品销量很好，到目前为止上、下集都已经重版三、四次了，从商业角度看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我认为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在于，首先，书中运用了很多日本研究者很难看到的资料，史料价值十分丰富；此外，书里探讨的中朝关系问题也是日本读者比较关心的；沈志华先生作为学者的能力也毋庸置疑，再加上这本《最后的天朝》在中国大陆是没有出版的，日本读者可能会由此对书中内容生出一种信赖感来。上述的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这本书在日本的成功。但这其实是一个极端的例外。拿岩波书店来说，至今为止直接将中国学者所写的著作翻译出版的例子一年当中仅有2、3册，而由岩波书店卖向中国的版权却有200件左右。整体上说，中日的出版交流还是处于一个非常不均衡的情况之下的。 5 中日出版界面临的问题 东方历史评论：迄今为止，您对中国图书的出版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马场公彦：1986年出版的萧公权先生的《儒家文化的困境》，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甚至还想自己把它翻译成日文。这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加快了，各种各样的新思想——西方思想、现代思想、后现代思想——一瞬间全部涌了进来，但当时的中国社会才刚刚开放，还比较落后，对于西方的文明或者生活还是有很多不习惯。在这样的时期里，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来应对，应该怎样改造中国的旧社会，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走向未来”丛书就是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的产物。它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并且这一系列的书的开本和日本的新书是一样的，十分便携好读。不光是“走向未来”丛书，这一时期的中国是形成了一股文化热的。我在读了萧公权先生的这本书之后，便产生了想要更加了解当时的中国的想法，于是又读了陈思和、陈平原、李泽厚等学者的著作。从这些书里，我感受到了无限的可能性。但当时的日本出版界没有对这些书给予应有的关注，可以说是错失了一个与同时代的异文化集体间互相交流的机会。因此，对于80年代中国出版文化热时期推出的书籍，希望日本的出版界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注。 “走向未来”丛书的开本有可能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文库本在日本的诞生要上溯到1927年，当时的学生们十分爱读德国的“雷克拉姆文库”，这是一套以哲学和思想为主题的丛书。“雷克拉姆文库”的开本基本上和现在的文库本是一样的。当时的“走向未来”丛书，说不定也是在看到了日本的新书之后受到了启发。因此，我希望这次的“新经典·岩波书店精选”系列可以成为一个契机，能够让新书这一开本在中国得到推广。中国人对于书有一种先入观念，认为书都必须是大开本的、厚重的，我认为这种观点需要改变。 东方历史评论：对于中日出版界的交流，您是否觉得还有哪些问题，或者说需要改进之处？ 马场公彦：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共同发掘新的问题、一起建立新的企划。换言之，就是发掘出中日间共通的主题、共通的问题意识。拿日本的漫画举例来说，漫画在日本为什么这么流行呢？漫画所蕴含的信息量是很多的，既有文字也有绘画，表现形式也极为丰富，既受到电影的影响，也能看到小说的影子。目前中国读者中喜欢读日本漫画的人也有很多，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可以拿来共同探讨的问题。类似于这样共通的话题是有很多的，我认为可以把它们发掘出来一起探讨。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应该向日本传递一个怎样的中国像。以往的方式都是把已经在中国出版了的书翻译出来引进日本；但我们今后想做的，是邀请中国作者直接来撰写更加符合日本读者口味的书，再把它们翻译出来。也就是说，在策划的阶段，就邀请中国的出版社或者作者，就目前日本人所关心的中国问题来写稿。比如，共享经济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普及？里面有什么诀窍？然后再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就这一问题来进行解答。从这个意义出发，中日之间互相的媒介作用就显得十分必要。现在虽然也有中间商在做类似的事情，但都只是一种简单的版权买卖。我认为目前所需要的人才，是熟练掌握两国的语言，熟知中日双方出版市场的需求与动向，资源、资金，在此基础上寻找出合适的作者的媒介型人才。目前这样的人还很少，但在推动中日出版交流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人才又是不可或缺的，今后应该积极地来培养。   书只是成果的具现化，它的背后是有着策划这些书的出版人存在的。因此，出版人与出版人之间、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的交流就十分重要。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十分兴盛的，经常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互相派遣访问学者等等，但是这种亲密关系却很少在出版的形式上反映出来。我认为其中的原因还在于相关编辑人才的不足。中国的大型出版社里一定有能够流利地讲日语的编辑人员，但是日本出版社里会讲汉语的编辑人员就很少。所以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人才不足。中国市场日后会越来越大，对于相关人才的需要也会越来越紧迫，日本的出版社必须要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尽快培养相关人才。另外，也不能光讲纸面上的友好，要在培养人才的基础上扎实地推进商业合作。以书籍的形式推进中日之间翻译出版事业的发展，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