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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陌生人 罗望子 每次写创作谈，都像是一次大考，也像是复盘。但恐怕没有哪个作者能说得清楚，最初是如何产生写作冲动的。当初的冲动就是因为未知从而去探究，如今的复盘更显得似是而非，语焉不详。说白了，所谓创作谈，就是要谈谈你的小说是怎么样诞生的。我也不知道呀。比如这篇《端午帖》，标题是源于如今好多好多的作家，都开始写字作画了，甭管写得如何画得如何，都当得起一个文人字文人画，晒到微信上，发到杂志上。连我这么烂的字，还给某本大型刊物题过呢。而任何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都是无意间一点一点的选择的。写作这篇小说，正值端午节期间。那时我经常对着纸上的一行字发呆：大家都是成年人。然后，就有了小说的开头。放在那里，写不下去了。 此前我刚刚完成中篇小说《刨花的香》（《上海文学》２０１８年第十期），脑子里一片空白，便时常翻翻闲书。有一日顺手拿出了八十年代的《收获》杂志，即那期有名的先锋小说专号。其中就有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每当我头脑空白，对自己和时下的文学失望时，我总是回到八十年代，阅读那时的先锋小说。不管人们如何臧否先锋小说，我总是认为先锋小说是当代文学最辉煌的创作，也可以说是外星人的作品，至今无法超越。不管人们如何臧否先锋小说，如今写得好的一批作者，都自带先锋小说的气质和痕迹。当然我也不把它们看作先锋小说，而是当代经典小说，作为传统与血脉被承接。只是我自己走进了死胡同。记得当年李敬泽在给我的退稿信中，提醒我要给语言松绑。毕飞宇遇到我时，也经常要我写得土一点。这才有了我后来的《墙》《珍珠》《蔡先生》《修真纪》《连理枝》等一批小说。我似乎完全放弃了语言。但当我读到“信是焦虑时钟的一根指针”这个句子时，我觉得，这篇小说可以继续前行了，我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写作了。 作家晓苏在一篇创作谈里，曾经提到，小说要写得既有意义又有意思，而他更偏爱有意思。我完全同意。他倾向于写有意思的故事，我倾向于写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故事自然离不开有意思的人。那些有意思的人，都是被遗忘的陌生人。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某一侧面。人到中年了，我写的就是一个中年男人的生活和心态。这样的中年男人到处都有，他们是芸芸众生之一员。他们过得不好，也不坏。他们没有了多少欲望。但是他想倾诉。他们走在人生的下坡路。他们想要一个说话的人。写信，使这个男人有了些许意思。写信，表明他还有需要，还想活得更像一点样子，如同流星划过夜空，石子儿扔进河面。而女友和儿子，也给他的当下生活带来了一丝波澜。记录下这些瞬间就会被遗忘的陌生人，就是希望在遗忘之前，给他一个定格的影像，就像我们发在微信上的那些自拍。他们身上闪烁的微光，如果区别于他人，就有了恰当的折射与比照：这又成了小说的意义。 接下来写完《慈悲草》《佛系女子》后，我花了半个月时间，认真拜读了《望春风》，感觉非常好。衷心的服气。我给作者发了个短信：格非兄新年好，认真拜读了大作《望春风》。佩服啊。我觉得380页结束，更紧凑，干脆，有意味。后面站出来写他们的共同生活和焦虑，是否有必要呢！罗望子。他回道：多谢罗兄。兄之意见，容弟认真考虑。新年快乐。格非顿首。谦逊得让我惭愧的格非先生没有直接回答我，但我还是觉得他技痒难熬，再次坠入了先锋小说的叙事圈套。 编后记：纸人生 邓沫南 这个男人来自小说。他可能是毕业于某个名牌大学，或许还做到了一个大公司的高层，年龄大概四五十岁，长得应该不丑。他遇到了中年危机，想用写信的方式寻找出路或获得救赎——儿子是不会回信的，儿子就是一种从来不回父亲信的动物；父亲是不会去信的，父亲就是那种总收不到儿子来信的人；前妻是不能写信的，前妻就是因为受够了恋爱时收够了的信才变成前妻；决定写给网友K了，写好的信却和网友K一样消失了…… 我愿意把小说的情节看作一次神经浪游，而不是小说主人公的真实经历。因为我感到，他生活剧情中的主要角色都是典型人物，就像他本人一样。所以他不必非得是他自己，他是他，也是他人。他可以是传纸条的WDZ，平行宇宙里靠传纸条获得成功的另一个他；他可以是自己的儿子，就像自己也曾是父亲的儿子；他可以是自己的父亲，就像自己正当着儿子的父亲；他也可以是消失的K，因为对K来说他也不过是个网友，并从自己生活中消失了，只留下名字似的符号。 如果神经浪游说成立，那就意味着小说揭示了一个巨大而黑暗的秘密：笔下的虚拟人生与纸外的真实人生毫无二致，尽管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但不幸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在这一层面上，小说文本以及作为它组成部分的书信文本（尚无人见过全貌，只有小说第二句掀起了它的一角）、引用的《信使之函》部分文本共同构成了守护这个秘密的光墓。前者极端依赖后两者：书信文本为它提供了存在的目的，引用文本为它提供了存在的条件。特别是结合各处引文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与情节相互照应：无论是准备写信时的“焦虑时钟”，还是考虑到前妻时的“初恋旌旗”，抑或写给K时的“自我追逐、深渊想望”，信件丢失时的“情怀流亡、骊歌飘逝、陌生旅行”……这些句子在这里与小说文本产生了比在原来的地方更密切的关系。它们作为来自理念与实验国度的句子在这里反而承担起了具象的有明确指向的功能，正如同那些社会关系本来想展示非对抗性却表现出十足的对抗性，正如同有的小说把有用的东西变得无用而有的小说把无用的东西变得有用，正如同写信人来自真实生活却反而写起虚幻的信来。 对了，他还有个女友。她还不知道她的老滑头信奉“信是陈词滥调的一种永恒款式”。 她会给他回信吗？ 旁 评 《端午帖》：语词之上，无地彷徨 黄 玲 短篇小说《端午帖》（《作家》2018年第10期，《小说选刊》2019年第1期转载）延续了罗望子小说中“内心戏”的路数，写的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内心寂寞。叙事中带着浓郁的诗情，现代写法，又不乏古典情愫。 小说主人公张大伟五十出头，是一名大公司的高层，妻子离异，儿子上大学，生活中有一个稳定的女友和一个年迈的父亲，也曾经有一个灵魂知己K。应该说这样的生活不算好，其实也还不算太坏，毕竟衣食无忧的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拥有的。然而张大伟却感到，这个生活了很久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陌生：曾经爱恋的妻子，即使还有牵挂，却已成了不便问候的前妻；上大学的儿子，对他的电话短信都爱理不理，一年到头难得回家，真回了家却依然很难沟通与相处；与朋友K曾有过一段畅快交流的时光，但后来K不告而别，说消失就消失。亲情、友情、爱情，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精神安顿。坚硬的世界，唯有柔软的情感让人相连。这些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纷纷出现的危机，让这个中年男人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四面楚歌，精神世界成了一片一无所守的荒野，万物凋零。给儿子的道歉红包二十四小时后又退回账上，K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雨夜里，一层层爬上女友家十三层的楼梯却不想敲门……这些时刻，一个人内心的孤独一定是像没顶的湖水般将他包围，令人窒息，甚至溺亡。这时候，人究竟应该借助什么力量在深渊中攀援与自救？ 张大伟的选择是：写信。这是一个颇具古典意味的选择。五十多岁的张大伟经历过书信年代，经历过把内心最真挚、最炽热、最疯狂的爱恋托付给书信表达的年代。好像还是不久前，但世界变化太快了，回忆起来，书信年代却已恍若隔世。“谁还写信呢？”这惆怅一问，饱含着对一个时代的怀念。写信，是一代人精神的乡愁。现实生活越是令人感到荒寒孤苦，张大伟就越沉迷于写信这件事。他不断地寻找合适的写信对象，令人忧伤的是，欲寄无人，最后只好写给自己。 写信是想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一种努力。它一方面是向外的，表达了一个人沟通倾诉的渴望。同时它又是向内的。一个人提笔书写的时候也是他袒露内心、梳理自我的过程。写信，说到底就是一种相信：相信对方懂得，也相信语词对内心的抵达。写信，借助的是语词，是一个人在语词中的敞开，是人对语词的信仰。 罗望子是一个对语词的诗性、美及其带给事物的可能性怀有无限痴迷的小说家，这篇小说几乎是在用故事演绎诗，用诗句理解生活和内心。孙甘露的小说《信使之函》中，曾用五十多个“信是……”的判断句，语词在淋漓尽致的狂欢中，实现了无比华美的碰撞。这篇小说在叙事中不仅多处引用了《信使之函》中的诗句，同时自己又写下了许多诗一般的对信的定义。看起来，这就像是一篇在诗句中穿行的小说。它以《信使之函》的诗句起始与终结，完成了一次小说对诗的演绎，也完成了一个小说家对另一个同样痴迷于语词魅力的小说家的凶猛致敬。 与罗望子的许多小说一样，这个短篇的主题依然并不明确，它写的是情绪，带着湿漉漉的迷蒙气息。罗望子是一个时代情绪的执着书写者，他似乎从来不屑于在一个明确的主题之上构造小说。他只钟情于以小说变形的方式摹写生活与人心，不断用语词的变幻探测生活的可能与人心的无边。 张大伟，名字普通得像大街上每一张行色匆匆的脸庞。确实，生活在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隔膜与疏离的现代社会，在某些瞬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张大伟。对于寂寞中的泅渡者而言，语词就是精神的故乡。语词之上，无地彷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