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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偏离的方式接近——论铁凝小说的“同时代性与个人性内涵

http://www.newdu.com 2019-02-14 当代文坛编辑部(微信公 徐勇傅庶 参加讨论

    摘要:
    铁凝的小说虽常常表现出与时代社会主题的偏离,但她并不能也没有回避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她以对“人类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的表达作为自己的目标,实现的其实是对时代的独特切入。这样一种奇特关系,在她的小说中往往以人物内心的逻辑的方式显现出来。她的小说常常看似无关乎时代,但其实是从更高的层面上表现自己的时代。铁凝的小说,是一种典型的“同时代性”的文学表现。
    关键词:铁凝小说;同时代性;个人性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有一批作家,他们的创作与文学思潮之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的作品虽颇难归类或命名,但他们的作品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论述对象。铁凝无疑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但这并不是说铁凝的作品超越了她所属时代的限定性内涵。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管他们意识到与否,有些问题是他们的创作过程中始终无法绕开与回避的。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可能是铁凝小说的核心命题。诚如研究者所言:“铁凝的人物的内心不管多复杂,都不会完全摆脱必要的社会背景原因”,“一如铁凝和她的人物并非历史命运的逃遁者,她、他们也不是时代的局外人”。也就是说,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在铁凝那里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自觉与文学思潮和“重大主题”保持距离,但并不是远离。她以对“人类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的表达作为自己的目标,以至于她的创作常常表现出同时代的某种偏离,但恰恰是这种偏离悖论式地构成铁凝的小说切入时代的方式。她是以“偏离”的方式接近自己所属的时代。
    一 经典性与时代性的辩证
    铁凝的小说中,被谈论最多的可能还是她的早期作品《哦,香雪》(1982)。这部作品之所以常被谈及,是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延展性和敞开性的文本:它始终在同它以后的现实和文学展开对话。这是一部具有超越自己所属时代规定性的互文性文本,具有了佛克马、蚁布思意义上的经典性特征:“执着于某些主题和保持某些形式上的特色”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哦,香雪》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提出了农村青年进城这一困扰中国农民大半个世纪的宏大问题,及其想象性的解决方式。与一般同类主题写作不同的是,这一作品采取的是以虚写实的做法。它没有直接写农村青年如何千方百计地走向城市,而通过火车、铅笔盒、有机玻璃发卡、夹丝橡皮筋等象征意象,建构起农村同城市的想象性关系。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想象性关系:小说的主人公是在想象中与城市发生着关系。香雪中意的是火车上女学生的自动铅笔盒,她的姐妹们中意的则是城市里五光十色和丰富多彩的商品。这里,虽然她们看中的东西不同,但逻辑却是一样的。即,在她们眼里,拥有了自动铅笔盒和有机玻璃发卡,就在想象性中建立起了同城市的关系,或者说在想象中占有了城市。
    香雪和她的姐妹们拿自家的鸡蛋和核桃同火车上的旅客交换东西,这种交换关系的不同,既是农村青年进城问题想象性解决模式的不同,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且预示着她们与城市的关系及其命运的不同。就香雪的模式而言,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贾平凹的《商州》,以及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虽然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从反面否定了青年农民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即以考大学的方式进城)的可能性,但这种方式仍是中国广大农村青年男女进城的主要方式,其重要性在短时间内不会有所下降。而像香雪的姐妹们,她们通过发卡同城市建立的想象性关系,其实是一种通过占有城里的商品的方式,建立的同城市的想象性关系,这与贾平凹的《极花》(2016)里女主人公通过高跟鞋想象她与城市的关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问题是,商品除了具有现代性的眩晕色彩,还是诱惑所在。更重要的是,城市除了具有商品极大的丰富之外,还有看不见的陷阱。认识不到城市的多面性,最终必定会被城市所吞没。《极花》里的女主人公被城里人拐卖,某种程度上就是香雪的姐妹凤娇们的将来。这一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性语境下城市和农村关系的另一种表现,也是农村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来的深层焦虑所在,从这个角度看,铁凝这部作品其实是一座桥梁,它其实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写作中的城乡关系问题放在了新时期以来的语境中加以展现。高加林(《人生》)所不能解决的难题,在香雪的姐妹们(而不是香雪)那里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哦,香雪》以一种以虚击实的方式,无意间构筑了不同时代同类写作的桥梁和对话性关系。也就是说,这一小说提出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具有超越特定时代规定性的特点,指向后来的创作并与之构成对话关系。这是一篇没有结局的敞开文本,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经典性与时代性的辩证关系来。
    二 “关系”与“底色”
    虽然说铁凝此后的小说创作在风格和题材上屡有变化,但《哦,香雪》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她曾用“不变的、坚实的底色”来形容这种重要性。这一“底色”某种程度上指向着铁凝小说写作的整体倾向,即她并不指向具体问题的提出及其解决,而是在内心的维度上建构主人公与世界的想象性关系:通过主人公的内心建立起其同时代的对应关系。铁凝曾说“小说可以……是‘一个国家宣泄感情的痉挛’,小说家更应该耐心而不是浮躁地、真切而不是花哨地关注人类的生存、情感、心灵”,有研究者把这样一种倾向称之为“心灵风景”。这一说法虽然抓住了铁凝小说的核心意象,但并不能凸显其叙事动力特征。我们认为用“内心的逻辑”更能说明问题。即是说,时代只有作用于个人的内心,才能显示它的伟力和存在。可以说,正是这内心的逻辑,使得铁凝的小说与现实问题之间构成一种奇特的对应关系。它不是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一一对应的直接关系,而是一种以内心机制上的作用/反作用为表征的间接对应关系。
    在一次讲座中,铁凝特别强调了小说中的“关系”的重要性,“关系”在她那里,是指她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她而言,另有两种关系可能更为重要,那就是她的小说主人公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她的作品同时代的“关系”。这是更高一层的关系。比如说《哦,香雪》中,通过对香雪与她的姐妹们关系的表现,表达了铁凝对个人与时代之间关系的思考。凤娇们和香雪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对城市的思考方向和态度的不同上,凤娇想到的是对商品的占有,而香雪想到的则是对知识的占有。虽然铁凝没有对哪一种态度做出判断,但从她把焦点和视角聚焦香雪无疑可以感受到她的情感上的倾向。香雪与她的姐妹们的不同体现在,香雪是一个不满足消费而有着个人奋斗目标的“个体”,她的姐妹们则是仅仅停留上物品所带来的消费的满足上。显然,联系那个时代,香雪更具有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精神:现代化的伟大承诺(四个现代目标)中是没有消费这一栏的。这可能就是铁凝小说的关键所在。她关注的是一个时代的主导精神,或者说一个时代的重要的思想命题,而不仅仅是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时代精神的命题,在她那里不是以问题导向的方式提出,而是以内心机制上的作用/反作用的方式提出。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是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性”:“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更确切而言,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联系。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同时代人,之所以如此,确切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审视它;他们不能死死地凝视它。”简言之,在铁凝那里,她是以偏离的方式努力接近她所属的那个时代。
    比如说铁凝的另一篇影响颇大的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1982)。安然当然是这一小说的核心主人公,但若以为小说只是通过对安然和她的班主任韦婉的对比,来表达对个性的尊重,则有简单化的嫌疑。某种程度上,小说作者是把视角人物安静放在同韦婉对应的关系位置上加以表现的。也就是说,安静和韦婉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隐蔽的镜像关系:不仅韦婉不能理解安然,安静也并不真正理解她。爱与被爱的关系,阻碍了安静对安然的客观审视和深入理解。在这里,人物之间的关系,当然是铁凝的这部作品的“文眼”,但这样的关系的表达,其实是服务于更高一层的关系,即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的。在韦婉给安静的诗中出现了“奔四化”的说法,这三个字无疑是小说的重要线索和作者意图的暴露。小说通过对三个人物的塑造及其她们之间关系的表现表达了如下思考:四化建设,所需要的是安然这样的有个性、有思想、能独立思考的个体,还是相反?这种问题,在那个倡导以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针对桀骜不驯的个体展开“规训”的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是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是很少有人涉及的,但铁凝提出来了。这是铁凝具有超前意识的表现。此一小说虽不属于彼时方兴未艾的改革文学,但能说它无关乎改革、无关1980年代的时代精神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麦秸垛》(1986)是铁凝的小说中另外一部影响较大也是争议较大的作品,其在当时遭致批评,与小说表现出的与时代的偏离有关:“一部端村史,就是麦秸垛里发生的一连串性爱和婚姻的悲剧与喜剧史”,“重大社会矛盾被挤到偏僻角落里去了。”小说中,杨青之所以在回城后表现出对陆野明的“淡漠”,很大原因就在于,当回到相对正常且宽松的社会环境,压抑不再时,她那种潜在的“驾驭谁的欲望”也就随之消失了。这也说明,此前陆野明、沈小凤和杨青三人之间奇怪的情爱关系,表现出来的其实是特定年代对人的压抑(性的压抑、个性的压抑),小说其实是从反面提出了对正常人性的吁求和复归等命题。而这,恰恰是1980年代特别是19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所热衷讨论的命题,铁凝与他们的不同在于,她是把这一命题放在内心的逻辑层面加以表现,因而也就显得更为深入而深刻了。
    铁凝的另外几部重要作品也是如此。《玫瑰门》(1987)可能是铁凝的小说中最为关注个人与时代之间关系的一部。司猗纹就读新式学校,倾向进步,然后同革命青年华致远恋爱,但就在她努力融入时代中去的时候,又表现出犹豫和不彻底来,这种矛盾使她失去了华致远。1949年后,为响应新婚姻法和争得自身的权利,她毅然离开庄家和有名无实的婚姻,与另一个男人朱吉开同居,但她同样是不彻底的。她并没有在法律上结束和丈夫的婚姻关系,结果换来的是朱吉开的入狱。这一不彻底,在1960年代前后那个革命年代,则表现在她与街道办主任兼邻居罗大妈的关系中。她想通过讨好罗大妈的办法表现出她的革命性,但这种讨好显示出来的其实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内心较量。她的革命姿态具有某种程度的表演性特征。可以说,不彻底而又工于心计,使得司猗纹的一生具有了悲剧的意味。她并不是不想融入时代,只是这种“想”并不总能契合她的内心,加之自身所受传统文化的限制,她缺乏对自己内心的审查,但又受到时代的推动或鼓动。这使她看似勇敢,实则懦弱,两者的悖论式共存,就成为她的失败人生的写照。她的不彻底,造成了与时代的若即若离和悲剧人生。时代在她那里,体现在她同他人的内心较量或内心“格斗”上。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内心的较量,就具有了一种关系的文化政治学内涵。这可能就是铁凝所说的“思想的表情”和“表情的力度”与“深度”。她是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来表达对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这一命题的独特看法。个人既无法脱离时代,又无法挣脱内心的力量的制约,宿命式的失败可能就是一种人生常态。
    《大浴女》(1999)中尹小跳的人生也是这样一种状态。她辗转恋爱多次,却总是无法走入婚姻。这里的症结,某种程度源自于她的内心的“扭结”:她受内心的逻辑驱使却无法真正面对和审视它,她深爱自己的父母却总是感到别扭,如此种种皆因那里潜藏有某种不可告人“原罪”。这样来看,小说中尹小跳和尹小帆两姐妹之间那种互相依存而又互相折磨的关系,就不难理解。在这里,作者是把时代施加给人的影响放在两个人的“扭曲”关系及其内心的较量中加以表现的。固然,尹小帆的矛盾性格形成让人费解。因为小说的视角人物是尹小跳,我们无法窥探尹小帆的内心,而只能通过行为加以解读。但若换一个角度看,这样一种两个人物之间的内心较量,不妨看成同一个人内心镜像的象征:她们是一种互为他者的镜像关系。两个人的互相否定和彼此依存关系毋宁是一种移情和投射,表现出来的实际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和批判。
    再来看《无雨之城》(1993)。其所关心的仍是“内心深处的花园”(小说中章节名),比如说普运哲,他虽有抱负,但其实是一个没有内心深度的人,他的内心被陶又佳开发,他重新发现了自己。但这种发现其实又极具惰性,或者说受实用理性支配。当这种发现有碍于他的事业或与实用性不符的时候,他会毫无犹豫地退缩。也就是说,他抛弃陶又佳这一行为表现出来的,其实是对自己内心深度的追求的放弃。他实在是一个平面和单向度的人。而这,其实是触及了小说创作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初的核心命题。这是一个放逐精神的时代。这里的放逐,并不是通过欲望取代精神来完成的,恰恰相反,是通过对欲望的满足,及其因之而来的对内心的精神性的发现,来达到对精神的放逐的。精神被欲望启蒙,普运哲的内心被陶又佳唤醒,但带来的却是另一重失落。这可能是铁凝这部小说显得格外深刻的地方。她在这里完成的是双重的放逐:在一个精神被放逐的年代,内心(也是一种柄谷行人意义的“风景”)被发现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它的再度丧失。关于这点,在小说中,是通过普运哲和他的妻子葛佩云的关系的变化加以表现的。葛佩云的变化——显得“贤惠”和善于交际——使得普运哲重又认同了她。这是多么的反讽啊!一个没有内心深度的人,是不需要内心的深度来拯救的,他所需要的同样仅仅是没有深度的生活。
    《笨花》(2005)是历史小说,但并不是新历史,也无意延续此前的革命历史小说写作传统。作者既无意隐去大历史的线索(小说中出现了孙传芳等军阀形象),也无意反写日常生活(即不是以日常生活的表现来颠覆大历史的叙事)。而是以平和手法,甚至看似笨拙的方法来表现历史语境中的“人”的真实性或本真性:个人既不能挣脱内心的逻辑所加诸自身的影响,也不能摆脱历史和时代对自己的强加式塑造。比如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向喜,他本是一介武夫(将军),但在对待妻子和家人时的那种谨慎、无力和无奈,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人”之为“人”的渺小与卑微。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的写作,总是处于为反写而反写的循环之中,预设的理念制约下,很难做到雍容自如。铁凝的这部小说可以说展示了某种新的可能性:这可能就是历史的原生态。铁凝以这部作品告诉读者,个人总是不能超越自己及其自己所属的时代的限制,不论是对历史人物,还是普通大众,都是如此。她写出了时代限制和个人内心双重塑造下的历史个人。这恰好与《玫瑰门》构成某种对照关系:对《玫瑰门》而言,是个人的不彻底,使得她的主人公在处理个人同历史的关系时进退失据。对《笨花》来说,则是时代的限定性使得个人终究无法挣脱历史的重负。这两部作品告诉我们,个人总也逃脱不了历史加诸个人身上的影响,问题只是,个人如何处理同历史时代的关系。有可能,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铁凝才始终与时代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因为她深知,个人无法摆脱所属时代的限制,她所能做到的,是如何把这种关系更加生动地,而不是趋同式地表现出来。
    三 表象与深度
    这也使得另一个问题被凸显,即人物的内心逻辑与外在情节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外在情节的表现而言,铁凝最喜欢且常用的做法是外在情节的“事件”化。简言之,就是让外在情节以孤立的、无关联的和并列的“事件”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说“柴油机的声音很大”/“陆野明攥得很死”(《麦秸垛》),“木樨地没有木樨”/“木樨地有过木樨”(《木樨地》)“司猗纹懵了”/“司猗纹恍然大悟了”(《玫瑰门》)等等。这是铁凝的小说中常见的句式。我们并不知道两个事件的过渡关系,我们只知道它们完成了。铁凝的这一做法颇类似于福斯特意义上的“故事”说:两个事件之间并无内在的逻辑上的关联,而只是“按时序排列的事件”。但它们之间是否真的没有关联?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两个事件之间的并列,旨在一种对照和突转效果的营造,对于这种转折,铁凝采用的是内心的逻辑的做法,也就是说,两个事情只有在主人公内心产生影响这一点上才能建立起联系。即是说,两个事件若不能在主人公的内心造成冲击或影响,这样的事件(即使是历史事件)在铁凝那里也不具备表现价值。而这,可能也是她始终与文学主潮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重要原因。她表现的重点在事件之于主人公的内心的冲击这一节点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她的小说虽然也会表现历史事件,但却很少去做正面的强攻。
    对人物内心深度的表现应该是铁凝小说的主要特点。比如说《玫瑰门》。这种内心的深度表现为司猗纹的内心搏斗——“女人与自我的搏斗”——上:她竭力融入时代社会,但始终不得门而入,这使得她的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焦虑、惶恐和无所适从之中,她的内心搏斗就体现在这种融入和抵制的冲突中。但铁凝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内心分析的写法,她很少采用西方式的深入人物内心的做法,《大浴女》应该说是一个特例。更多的时候,铁凝是通过外在行动来表现内心的冲突,两者之间是一种张力关系。
    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内心的深度表现之下,会使得小说忽略情节之间的逻辑链条关系的考量。比如说《麦秸垛》中杨青和沈小凤为什么会独独纠缠于陆野明,而不是别人呢?再比如说《闰七月》(1986),七月随喜山逃出之前,他们之间彼此并无直接的交流,如果有交流,也仅体现在彼此的观察和揣测上。可以看出,铁凝的小说中,推动情节展开的并不是事件之间的表面的逻辑关系,而是内心的逻辑。她看重的是内心的逻辑的力量。也就是说,内心的真实的逻辑下,她会忽略事情间的正常的起承转合。比如说《闰七月》中七月和喜山的关系的变化:七月跟随喜山逃到喜山的老家,然后又离开了。然后被人看到,“据说”嫁给了富户。这里用的是“据说”一词。因为在铁凝看来,是不是事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内心的真实与否。
    这种情况下,传奇笔法就成为铁凝所常常喜欢采用的叙事策略。传奇情节的出现,大都是主人公内心的逻辑演变下的结果,比如说《请你相信》(1985)、《谁能让我害羞》(2002)和《晕厥羊》(2004)等。《请你相信》中主人公之所以晕倒在房管科办公室里,是因为内心的持续的紧张和一连串的误解所致。《谁能让我害羞》中送水工本无意抢劫,他只是想引起女户主的注意和应有的尊重,但他越是努力,越是显出他的笨拙来:“抢劫”就是在这样一种错位下发生的。但终究,铁凝是温婉尔雅的。她让她的主人公们互相折磨,但又并非那种残酷的和毫无节制的,这可能是铁凝的小说与很多作者的不同之处。她一方面追求内心的逻辑和情节的突转,但又不想把情节和人物的关系推演至极端,一切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比如说白已贺和葛佩云,作者甚至设想出他们之间产生一点点同情和理解,但她明白,他们之间终究是敲诈与被敲诈的关系。对于这样一种关系,要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颇有难度的,为了不使他们的关系超出可控范围,作者最终还是以白已贺的一次意外车祸结束了这种危险关系。
    温婉尔雅的铁凝,她的小说并没有向凌厉尖锐发展,而是驶向内蕴深厚与醇厚的方向,所谓“丰盈而节制”“致力于挖掘人的隐秘内心”“意旨的蕴藉”正是这个意思。这在她近几年来的小说中表现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咳嗽天鹅》(2008)、《春风夜》(2010)和《海姆立克急救》(2011)就是格外给人感动和触动的小说佳作。内敛、节制而内蕴深厚,是铁凝的小说给人的的印象。这种节制能带来内蕴深厚与醇厚,但也有避重就轻的嫌疑。比如说陶又佳和普运哲的关系怎么发展?(《无雨之城》)杨青和陆野明的关系怎么结局?沈小凤的去向如何?(《麦秸垛》)诚然,很多时候,没有结局比有结局要意蕴深厚更容易让人产生遐想。但既然让主人公在一种戏剧化的情境中凸显矛盾,也似乎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矛盾发展方向。人物失踪(比如说沈小凤)、意外死亡(白已贺、《青草垛》中的冯一早和《海克里姆急救》中的艾理),或突然爆肥(《七天》中的布谷)并不能带来问题的解决,相反,它只是把矛盾暂时悬置起来。即是说,小说人物的意外情况并不总是必要的,其叙事上的功能并不明显。比如《海克里姆急救》,小说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以艾理意外窒息死亡的方式凸显矛盾,但却让矛盾于凸显的瞬间戛然而止。这或许正说明,铁凝不是张爱玲,也不是张洁,她是自己,她就是铁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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