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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首的本质 《说文·叙》：“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这实际上表明了部首并不只是形体问题，部首就其功能而言，是对字义的系统化和类别化，就形体而言，是对字形的系统化和类别化，所以部首是汉字构形系统化的重要表现，这即是部首的本质。 二、部首的功能 部首的功能总体上可分为单义功能和类义功能两类，一般部首都兼有这两种功能。单义功能是指部首以单一的、具体的意义参与构义，一般是其本义。类义功能是指部首以类别性、抽象性的意义参与构义，以《说文·牛部》为例， 部首“牛”以单义构字的有： （1）犊，牛子也。从牛，渎省声。 （2）犙，三岁牛。从牛，参声。 以类义构字的有： （3）牡，畜父也。从牛，土声。 （4）牝，畜母也。从牛，匕声。 以单义构字的部首“牛”是以其本义来构字，而以类义构字的部首“牛”则是以“牲畜”义来构字。 三、部首形成的途径 我们的研究发现，汉字构形中对字义和字形的类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现象，汉字构形就等级而言，存在初、高两级：初级构形是仅专注于字形个体及其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高级构形是关照到字形群体的系统化和类别化，以及对字形群体的表现对象进行分类。初级构形是汉字早期阶段的特征，高级构形是汉字后期阶段的特征，汉字构形系统经历过由初级构形向高级构形的发展过程，作为字形字义类化标志的部首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 分析早期的汉字构形，可以发现一批构字量较多的构件，如口、耳、止、人、女、示、鸟等，那么是不是汉字构形一开始就有了字义和字形类化的意识？其实不然，早期汉字的这种现象并不是由字义和字形类化的意识决定的，而是依据物象构形产生的自然结果，依据物象构形，熟悉的物象易被选用，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些多用构件虽不是部首，但却是部首形成的基础，这是因为部首的主体形成方式就是使初始的多用构件更加多用，也即增加多用构件的构字量，使其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展。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使更多的单字形体归属到多用构件下，从而以多用构件为分类标志，使整个单字群体形成有限的形体类别。当这种多用构件的使用范围扩展到一定程度时，汉字构形系统的部首体系即正式形成。部首形成的具体途径主要有添加、选定、改造和新生四种。 四、构形功能的发展 在早期汉字形体中，构件的构义功能都很具体，多为单义构件，后期字形则多为类义构件，后期除新生字形采用类义构件构字外，对早期字形单义构件的改造是构形功能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方式主要有两种：转化和替换。 4.1 构件由单义转化为类义 原是单义的构件，在字形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为表示类义的构件，当这种转化完成之时，部首即正式产生，如甲骨文的牡、牝、牢、牧等字，各有不同形体,这些不同形体的字义是各有差异的，从牛从土者为公牛，从羊从土者为公羊，从豕从土者为公猪，以“牡”“牝”为例，当汉字发展到只以“牡”“牝”表示公母，而其他字形被淘汰时，“牡”“牝”中的构件“牛”即由原功能“牛”发展为“牲畜”，“牛”也由单义构件转化为类义部首。 4.2 单义构件替换为类义构件 凤字甲骨文形体的左旁是凤的整体象形形体，为单义构件，小篆形体改从鸟，替换成了类义构件。鸡字甲骨文形体的右旁是鸡的整体象形形体，为单义构件，小篆形体改从隹，替换成了类义构件。 五 部首的发展阶段 部首是汉字造字时就有还是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个问题尚无人探讨。我们曾以汉字最早的大批量字形甲骨文为对象，尝试归纳其部首系统，结果是不成功的，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甲骨文有众多不具备构字功能的象形独体，即没有作为构件参构过其他字形的独体。 第二，部首系统不完善，存在大量未派生字形。 第三，甲骨文字形大多构件的位置不固定，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没有主次之分，没有构件能够体现字义字形的分类功能。 第四，甲骨文许多字形的构件的数量和种类不固定，难以确定部首。 第五，甲骨文构件基本是单义构件，少有作为部首首要特征的类义构件。 字形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缓步完成的，部首体系的建立亦然。类义构件的成批量出现是部首体系开始建立的重要标志，经我们对商周汉字形体的普查，发现在西周中期，类义构件产生的现象较为突出，另外西周中期出现了加义符形体如“蜀”等,因此可以认定西周中期是汉字部首体系明显开始建立的时期。以前我们曾论证过，在汉字形体由表示物象转向表示词的音义之核心力量支配下，西周晚期开始，汉字形体由象形发展为字形表面象形而实质不再象形的亚象形阶段。虽然部首的建立和形体象形性的降低并不完全同步，但一个中期，一个晚期，相距不远。 春秋战国时期是文字纷乱较为严重的时期，但令人意外的是战国晚期的秦系文字字形却相当规范，表现在： 第一， 基本没有异体字，而同时期的楚简文字则异体较多。 第二，增加了大量合体字。据统计，属于战国晚期的睡虎地秦简与此前的文字材料相比，新增合体字达524字（包括同一单字的新形体），这些字大多是为区别词义而增加义符形成的分化字，实际上是进一步完善了字形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对应关系。 第三，睡虎地秦简单字形体与此前的秦文字同一单字形体区别明显，显然经过简化和类化等改造。 从以上特征看，我们认为战国晚期秦国对秦文字确实进行过整理和规范。 秦国从公元前230年兼并韩国开始，历经10年统一了全国，我们知道，由于分裂割据，战国时文字从字形到字用各国皆有差异，所以兼并异国之后有推行秦文字的必要。但是，要推行一种文字，其文字系统本身必须相对规范，不然则会给推行造成许多麻烦，不宜顺利推广，我们认为这就是秦国对秦文字进行整理和规范的动因。由此推断，秦文字的整理和规范应当在兼并韩国前后的秦王政时期。从秦系文字历史看，整理的幅度不是很大，且属于众诸侯国并立之时的一国之事，故未被充分重视，正史缺载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次文字整理实际上并非没有记载，只是以前一直当传说看待，没有特别重视。张怀瓘《书断》上：“蔡邕《圣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隶文。”《说文·叙》：“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左书，即秦隶书,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据段注)结合字形系统的变化来看，东汉时著名学人许慎和蔡邕所言不虚，秦整理过隶书是不应怀疑的。以上材料说明秦整理隶书是在秦始皇时期，由于秦统一全国后只记载整理过小篆，无疑秦整理隶书是在秦统一之前的秦王政时期。“始皇帝”虽是秦统一后定的称号，但后世称谓往往统一前后不加区别。 如果以上论证属实，那么，文字学上一直存在的一个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个疑问就是秦统一全国后既然整理文字，为什么不同时对广泛使用的隶书进行整理？因为从秦统一全国后，即书同文后的大量出土简牍看，秦书同文后普遍使用的依然是统一前即已通行的隶书而非小篆。我们认为，秦统一后不整理隶书是因为隶书已经整理过，没有必要再进行整理。小篆的整理更多的是为了凸显地位和权力，就同秦统一后“王”改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等类似。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  王贵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生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带头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月刊主编。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字学报》《中国文字研究》《简帛语言文字研究》《励耘语言学刊》等刊物编委。代表作有《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说文解字校笺》《汉字与出土文献论集》《汉字与历史文化》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藏汉文古字书集成与整理研究” 首席专家、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史”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