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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主要内容 本课题的主要内容是先从“写本基本情况”“录文和校勘”两个方面对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进行辑录整理，在此基础上展开“综合研究”。 1.写本基本情况 前期已接近完成的准备工作是对5～11世纪的中国文学写本进行摸底清查，编制一份总目录，明确具体的研究对象。进而对这些写本进行逐一叙录，包括收藏编号、收藏地点、图版和著录情况、写本的尺寸、装帧形制、保存状况、行款格式，抄写的全部内容，包括题记、非文学文书、胡语文书、杂写等，还有相关研究和校录情况的综述。 2.录文和校勘 依据彩色或黑白图版、照片，对写本的全部内容进行校录(佛道经典除外)，尤其要关注过去研究者忽视的杂写、题署甚至涂鸦等信息，每篇作品尽可能准确定名，尽可能迻录完整而准确的文字，对部分缩微胶卷、影印图版、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IDP”)和中国敦煌文献库网站等主要图版来源中未收录的文献，则尽可能根据相关材料补全。 同一作品的不同写本，必须进行认真比较，不仅要校其文字异同，更要分析造成歧义的内在原因，不能用整理刻本的是此非彼的方式判断是非。举例来说，敦煌本孟姜女曲子有三件写本：P.3911、P.2809、P.3319，这三件写本异文较多。通过对这三件写本细致全面的分析，尤其是对其异文的分析，可判断P.3911是包含了调名、动作提示的演出用写本，P.2809是寺院僧人或学郎使用的文学写本，而P.3319则完全是学习浮躁的学郎抄本。再比如，敦煌出土的有关“悉达太子成道”讲唱故事的写本达20多件，对这些写本进行比较，发现在遣词造句、情景描写等方面有诸多共同点。有的是底本与抄本之间的关系，有的明显是把五言韵文改为七言韵文，有的则把唱诵的部分韵文改为散文，有的在散文部分后加上韵文，还有的用语明显是讲唱人的口吻、语气和套语。这都使我们感受到彼时彼地讲唱者使用写本的原始情境和气氛。如果用整理刻本文献的方式整理这类写本文献，就会忽略或丢失很多写本本身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 3.综合研究 首先是写本性质的判断。除了官方上层的写本外，下层的民间写本更具有特殊性。由于它的编者和抄写者是下层人民，他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随意更改，作品名称、作者、编者等信息缺失严重，抄写形制随意，讹俗字和错别字也极为普遍。从编辑者或抄写者的身份讲，或是下层文人为了抒发情感而汇编成集，即文人汇集写本；或是民间艺人为了参加某些民俗节庆仪式而备用的讲唱底本，即民间司仪汇集写本；或是为了传播当时民间的知识、信仰和思想而准备的教材，即艺人汇集写本；或是佛事活动中备用的讲诵词，即僧人汇集写本；或是学郎抄写的作业。这些写本的目的性各不相同，其共同特点是断章取义，为我临时所用，不顾及作者信息和作品的本义。 从文体的角度看，大量民间文学写本，可以分为“专写本”“汇写本”“杂写本”三大类型。“专写本”主要抄写文学作品，内容相对单一；“汇写本”是指抄写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以类相从的文范类或仪式应用类文献的写本；“杂写本”是指包含文学作品、又杂抄其他貌似不相干文书的写本，内容较为驳杂。 除此之外，“综合研究”还包括考察写本的抄写时间和抄写者，考证写本中涉及的人名和作品内容背景、同一写本中各篇作品之间的关系；从发生学和生态学角度对文学与敦煌民众的生活、经典写本与民间写本的关系、写本时代民间文学的生成、写本时代文学的传播、写本时代文学与仪式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研究。 (二)研究方向 1.中国藏5～11世纪文学写本整理与研究 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浙江各图书馆和博物馆、甘肃各图书馆和博物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等公私机构收藏的敦煌文学写本。 2.法国藏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与研究 敦煌藏经洞所出写本中，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部分最为精良。当初进窟挑选文献的伯希和是位精通东方文化的汉学家，有深厚的语言学和汉学功底，故经他精心挑选的敦煌文献普遍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其中的文学写本也不例外。由于伯希和挑选时特别关注带有题记的写本和非汉文文献，这就造成了法藏的中国文学写本有确定抄写年份和间杂胡语文献者相对较多。这两点对于整个敦煌文学写本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多个具有确定写本抄写时代信息的写本将为我们划定一个文学作品传播及应用时代的基本框架，为不确定抄写时间的写本提供编年的基本依据，这就如同考古界以基本类型判定文物时代；写本中夹杂的胡语内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敦煌汉文文学写本在其他民族传播使用的情况，对研究文学作品在各民族间所起到的沟通作用也很有意义。总之，我们在整理法藏敦煌文学写本的过程中将重点关注带有题记和间杂胡语文献的文学写本，以期对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产生和传播的社会生态有一个相对清晰而深入的认识。 3.英国藏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与研究 英国藏5～11世纪文学写本主要指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物收集品部等英国收藏机构庋藏的敦煌文学写本，初步统计约150件。由于斯坦因是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学者，所以他精心挑选过的敦煌写本完整者最多，有纪年题记者也较多。斯氏本人虽不通汉文，但精通中亚语言，精通田野考古学，因此英国藏品品相好的多，胡语写本也较多。 4.吐鲁番出土及俄罗斯、日本藏敦煌西域文学写本整理与研究 吐鲁番出土文书散见于世界各地，以中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俄罗斯藏敦煌西域写本数量多，碎片也多。日本的敦煌写本收藏比较分散，主要有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书道博物馆、京都有邻馆、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藏品，此外还有宁乐美术馆、天理图书馆、大谷大学图书馆、三井文库、唐招提寺、国立国会图书馆、九州大学文学部，以及一些私人手头的藏品。长期以来，日本藏敦煌写本的研究自成一体，与日本藏中国古籍写本的研究有一定差异，因此我们把它与“日本藏奈良平安时期中国文学写本整理与研究”区别开来。 5.日本藏奈良平安时期中国文学写本整理与研究 日本遣唐使归国，带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包括文学作品。这些典籍，以唐人所抄为主，也有遣唐使自己或者其他日本人的汉文写本，时代大致在奈良平安时期。这些写本，有些在中国境内已经散佚。这一研究方向研究的就是该时期的中国文学写本，不包括日本藏敦煌写本，也不包括底本源于唐抄本的后世写本。 以上5个研究方向，包括敦煌文学写本、吐鲁番文学写本、日本藏中国文学写本三大块，基本涵盖了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的主体。其中吐鲁番出土的文学写本，时间上稍早于敦煌文学写本，但数量不多，约50件，收藏地分散。俄罗斯藏敦煌写本，数量虽多，但碎片多，且文学写本少。日本藏敦煌写本也以经卷为主，文学写本不多。因此我们把上述三者统合为一个研究方向。日本藏中国文学写本以官方写本为主，内容多经典文学，故作为一个独立研究方向来专门研究。还需说明的是，研究方向主要按收藏地区分，除了日本藏中国文学写本、吐鲁番文学写本比较特殊外，其他几个方向中的敦煌文学写本都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因为同出于莫高窟藏经洞，所以有本是同一件写本而自然或人为撕裂，乃至于分藏于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收藏单位者；有内容相类而藏于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收藏单位者。这就要求研究过程中，各研究方向间必须协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尤其是在写本缀合、理论研究等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