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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批评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构成，具有着解读作家作品，促动文学创作，影响文学思想和思潮，推动文学的传播、接受与阅读的多重功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钩玄提要地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在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发展中，理论批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是此起彼伏的理论争鸣，推动了文学领域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是文学批评的奔走呼号，护佑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倾向的一路前行；是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的跟踪考察与持续评说，推动了一批精品力作走向经典化；是文学理论批评不断观察新倾向，深入探究新动向，促进了整体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在这样一个与创作密切互动、与时代同步前行的过程中，文学理论批评也在不断完善自身建设与学科建构。可以说，理论批评的如许历程与不凡实绩，本身即是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重要收获与主要成就。 为新人新作新追求鸣锣开道 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头几年，文艺界百废待兴，乍暖还寒。理论批评适应平反冤假错案、批判极左路线的需要，一方面以观点辨析、理论批判的方式，着力清算“四人帮”及其极左思想路线的文艺流毒，一方面以“共同美”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等系列文学论争，深入开展文艺理论思想的拨乱反正。经由这样双管齐下的理论批评工作，文艺界的环境氛围逐步回归正常状态，理论批评自身也获得了重新出发的蓬勃活力。 人们通常把一些文学倾向只看作是创作现象，实际上一种文学倾向得以命名，得到彰显，也是理论批评命名与阐说的产物。新时期之初，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刚一发表出来，理论批评家就从中看出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揭露“文革”创伤、反思左祸后果的思想倾向，在人们为之震惊又尚在迟疑之时，以及时而犀利的评论文章给予了旗帜鲜明的支持。如陈荒煤的《〈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冯牧的《关于〈班主任〉及其他》等文章。这些文章在力排众议，力荐新作的同时，实际上也引发了有关“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命名与研讨，推动了文艺创作的观念突破与艺术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展与深化，闭关锁国的状态得以根本改变，国外的文学文化思潮日益进入国内的文艺领域，并对文艺创作、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这时，一些领风气之先的作家在创作中开始尝试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某些手法写作小说，一度引起较大争议，如王蒙借鉴“意识流”手法写作的短篇小说，徐敬亚等人借鉴“象征派”手法写作诗歌等。理论批评界就此先后掀起“现代派倾向”问题、“新的美学原则”等问题的研讨与争论。虽然意见颇显纷纭，甚至相持不下，但大家都力求超越意识形态的框范，从艺术形式的“洋为中用”上去认识问题和讨论问题，这使得现代主义文学元素逐渐融入当代文学，成为创作中常态现象。也是由于理论批评的拓展与助动，“先锋派”文学、“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等新的写作倾向纷至沓来，源源不绝，使得文学创作日益打破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走向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以文学评论的方式扶持新人，品评新作，在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还表现为对“新生代”作家群、“70年代作家群”、“80后作家群”的关注与推介，以及对“新写实”、“底层写作”、“现实主义回归”等创作倾向的观察与论析，这种与创作现状密切互动的文学评论，实际上起到了为文学新秀鼓劲，为创新倾向扬帆的功用，使得文学创作以新潮迭起的形态，不断奋勇向前。 在关注倾向、批评偏向中激浊扬清 看似个体性的文学创作，因既与社会思潮相联系，又与审美取向相呼应，常常会在分散的状态中，显现出某些群体性倾向与思潮性动向，从而对整体的文学创作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在品评具体作家作品的同时，关注某些倾向，研判某些动向，乃至批评某些偏向，就成为理论批评界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新时期发轫之初及20世纪80年代，文学既面临着社会现状的诸多问题，自身也在复杂的境况中寻索前进的路向。在这个时候，倾向频出，偏向频见，都属于正常现象。对于理论批评而言，重要的是要及时捕捉倾向，发现问题，并通过理论辨析与批评说理的方式，来寻求共识和纠正偏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歌德”与“缺德”的争论，以及在一些小说与剧本中表现出来的狠揭社会阴暗面的写作倾向，在当时既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又有其明显的偏激性。当时，面对这些创作倾向，理论批评界经由文学真实性问题研讨、剧本创作座谈会讨论等方式，对这些现象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对其中隐含的偏向给予了批评，使更多的人们认识到，文艺的真实性内含着倾向性，文学写作只有真实性还不够，还需要由写真实走向现实主义。这些讨论都对文艺创作走出过于纠结纷乱的现实状态，走向“立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更高境界，提供了有力的助益。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在社会生活向经济建设大力转型的过程中，又面临市场经济大潮的强劲冲击，市场运作、通俗文学，以及个人化写作等新的文学思潮相继而来，文学场域呈现出较前更为混乱与复杂的丰繁状态。在这个时候，理论批评界开展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就市场化状态下文学人如何持守人文精神、文学创作如何避免庸俗与低俗等，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与建言。而针对当时在“新生代”作家和“70后”作家中兴起的“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理论批评在肯定其注重自我经验的积极一面的同时，不少评论文章也指出其耽于“身体写作”有意无意地“疏离时代”的消极一面，提出文学写作“不能放弃个人精神的高度”等意见。 进入新世纪以后，因为文学自身的分化、文学传播的变化、网络文学的兴起等原因，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常常出现这样那样的倾向与问题。面对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娱乐化”、“碎片化”、“快餐化”等种种现象，理论批评界以各种方式进行认真观察，并提出了有力的批评。这样的工作，尤以《人民日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主办的“文艺观象”栏目最为突出。这个栏目自2014年开办以来，就一系列文艺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笔谈式的评说与回应，除去一些理论原点、批评要点的言说之外，很多话题是对各种倾向与偏向的分析与论评，在文坛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与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理论批评界在新历史条件下着力于增强理论批评的战斗性与有效性的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