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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是穆旦生平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按照王佐良的说法，此前的穆旦置身于北平清华园里，写的是“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三千里步行”让穆旦“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诗风也硬朗起来”。这个以文学史概念为根据的“转变”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穆旦研究的通行结论，迄今仍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为了打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类文学史概念的束缚，笔者曾从现代性精神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从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途中，穆旦看到的不是“中国内地的真相”，而是“祖国的风景”。诗人从个人主体性出发，通过沿途所见的风景，反过来更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作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体性。“三千里步行”并没有带来“转变”，而是“让穆旦更深地卷入了现代性个人主体性精神的奠基性结构”。 不过，也正因为两者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所以现代性大框架里的“不变”说在厘清枝蔓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个人主体性精神结构的历史性。特定的历史存在塑造着个人，把个人主体性变成了具体的、社会的物质形式。具体的、社会的物质形式，反过来抹去了现代性的历史踪迹，把个人主体性变成了普遍的精神结构。但另一方面，这些具体的、社会的物质形式，也可能蕴含着个人从普遍的现代性精神结构中挣脱出来的偶然性、片段性。对穆旦这样一位始终在矛盾和冲突中展开写作，而且不止一次地陷入“沉思”，呼吁“诗”之外的力量直接介入的诗人来说，这些偶然的、片段式的个人经验，虽未能得到充分的展开或书写，但却有可能关联着流行的“诗”装置涵盖不了的历史经验。无论是反思穆旦的文学史形象，还是反思流行的“诗”装置，因而都离不开这些偶然的、片段式的经验。 这里要讨论的《小镇一日》，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片段。它一方面有助于推进王佐良的论断，搞清楚穆旦究竟如何“看见”了“中国内地的真相”；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个人在物理装置的作用下，从现代性个人主体精神这个宏大的奠基性结构中挣脱出来，进入特定历史情境的可能。 “风景”与“现实”中的主体问题 如前所述，在《出发》和《原野上走路》两首特别标明了以“三千里步行”为对象的作品中，诗人实际上自始至终置身于现代性个人主体性精神结构内部，从自己的想象和期待出发，把旅途所见、所闻转化为风景，让风景反过来印证并强化了这种想象和期待的正当性。两者互为前提和结论，在循环中彻底抹去了“路”的作用和踪迹，把从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变成了一次顽固地无视现实的封闭旅行。 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解释中世纪旅行者何以会顽固地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毫不关心时，描述这种封闭的旅行说：“他们在出发时就充满了一些他们信以为真的传说，他们随身带着他们的幻想和天真想象，在背井离乡的环境中将他们的梦境化为现实，以至于他们比在出发前更多白日梦”。准此，我们也可以说：在《出发》和《原野上走路》两首诗里，穆旦从他的浪漫主义激情出发，随身带着他的幻想和天真想象，在旅途中把他的梦境化为风景，以至于他最后的浪漫主义激情比出发之前更多、更强烈了。 有一个未必确有其事，但却深入人心的说法，在说明诗人勤奋好学的同时，无意中为“三千里步行”的无视现实提供了佐证：途中的穆旦，“每天从一本小英汉词典上撕下一页或几页，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也就把那词典的一部分丢掉。据说，到达目的地昆明时，那本词典也就所剩无几了。” 而事实上，一个人也的确可以在出发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目的地和行程表的引导和支配下，无视旅途中遭遇到的任何实在经验，通过旅行成功地抵达并再一次印证那早已经确定了的想象和期待的正当性。中间遭遇到的一切，都只是他达成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独立的事物。道路越宽敞越好，交通工具越便捷越好，在路上耗费的时间越短越好，与目的无关的所见、所闻、所想越少越好。一句话，阻碍他达到既定目的实在因素越少越好，帮助他达到既定目的实在因素，则越多越好，越强大越好。只有这样，他才能尽可能毫无阻碍地从自己想象和期待出发，迅速而准确地抵达他的想象和期待，尽可能多地保持在自己的主体性精神世界里，按照主体愿望随心所欲地安排和展开他自己的生活。 在这种情形之下，旅行方式、交通工具等技术性之物，变成了服从并服务于他的主体性精神，让他可以毫无阻碍地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待来观察世界，把自己的幻想变为实在的，最后又可以随时随地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待“舍筏登岸”，将其抛在一边的透明性存在。技术手段越发达，遭遇到的“现实”越少，他就越是可以无忧无虑地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和期待之中，保持着无所不能的现代性主体幻象，成为自身和世界的主体，——就像当代诗人于坚讽刺的那样：“在机舱中我是天空的核心 在金属掩护下我是自由的意志”。 换个角度，也可以说：“路”越透明，技术手段越发达，“现实”越是尽可能地消失在他的视野之外，旅行越是封闭在出发之前的想象和期待之中，旅行者也就越是固执地沉浸在他的主体性幻象之中。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就用“南辕北辙”的成语故事，道出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这条技术与人的沉沦之路：作为手段的技术越发达，人就越是固执而迅速地进入他的错误本质。和穆旦同时的废名，则以坐飞机旅行为例，道出了同样的意思：“从甲地到乙地等于一个梦，生而为人失掉了‘地之子’的意义，世界将来没有宗教，没有艺术，也没有科学，只有机械，人与人漠不相关，连路人都说不上来，大家都是机器中人，梦中人。” 《出发》和《原野上走路》中的穆旦，虽然不至于彻底沦为废名所说的机器中人，但却脱不了“梦中人”的气息。军山铺、太子庙、石门桥、桃源、郑家驿、毛家溪等在《出发》里一闪而过的地名，表明了诗人抒写的是一段被重新组织和重新编码之后的回忆，而不是直接面对“现实”的沉思。这些实有其事的地名，其实只是旅行地图上的符号，被沅江、丘陵地带之类抽象的名词覆盖和吸纳之后，才进入到诗人的梦幻情境中的符号。而《出发》的结尾，本身就写出了诗人不是走在“现实”情境，而是走在梦幻，走在自己的想象和期待之中的事实： 我们有不同的梦，浓雾似地覆在沅江上， 而每日每夜，沅江是一条明亮的道路。 不尽的滔滔的感情，伸在土地里扎根！ 哟，痛苦的黎明！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走过 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 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的两旁。 《小镇一日》则不一样。在这里，诗人无视现实的想象和流畅的浪漫主义激情，遭到了“路”的阻碍和扭曲。不是他的想象和期待顺理成章地把诗人引向了风景，而是物质性的“路”反过来控制和引导着诗人，让他看见了他的想象和期待之外的“现实”。“路”暂时取代了穆旦的主体性透视装置，成为了引导和支配诗人之“看”的主体。 被“路”引导的“看” 一开篇，穆旦就有意识地让“公路”凸显出来，取代常见的“我”或者“我们”，成为了观察和行动的主体。“公路”把诗人带到，并且刚好在“这里”慢下来，停下了，从而决定了诗人究竟能够在什么样的位置上“看”，究竟能“看”些什么。质言之，不是诗人的主体性想象和期待，而是“公路”的走向和节奏，引导并左右了诗人的“看”，把诗人的眼睛放置到了此时此刻的“这里”： 在荒山里有一条公路， 公路扬起身，看见宇宙， 像忽然感到了无限的苍老； 在谷外的小平原上，有树， 有树荫下的茶摊， 在茶摊旁聚集的小孩， 这里它歇下来了，在长长的 绝望的叹息以后， 重又着绿，舒缓，生长。 这种引导和放置，把“这里”从地图上的一个黑点，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世界。从现代性个人主体的角度看，就是：诗人被“抛掷”进了“这里”。不管他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这里”的一切构成了他此时此刻的生活世界。“幽暗的屋檐下穿织的蝙蝠”，“一脸的智慧，慈祥”的杂货铺老板，古堡似的村落，以及村落里的“微菌，疾病，和生活的艰辛”，成了他无法回避，必须“看见”的事实。即便他要“回避”，要有意识地“看不见”，也得是在“看见”之后再展开的二次转换。 第二天，又是这条“公路”按照它的轨辙和节奏，让诗人重新回到既定的目标和方向上，把诗人从“这里”带到了另一个地方，让他逃离了“这里”封闭、落后和不幸的生活世界， “从一个小镇旅行到大城”，“走进了文明的顶尖”，抵达了他最终目标。尽管只是短暂的“一日”，但“这里”的遭遇，却打破了他的主体性幻象，扰乱了他的想象和期待，让他开始了反思，注意到了“中国内地”的存在。 在重构中划分“中国” 穆旦之所以会走在这条“公路”上，并且被放置在“这里”，甚至之所以会有这条“公路”，根源“祖国”这个共同的先在理念。结尾处的“同一的天空下”、“祖国的深心”等语句，道出了这一点。《出发》里的“祖国的心脏”、“广大的中国的人们”，以及《原野上走路》里的“祖国土地的宽长道路”、“中国的道路”等，同样道出了这一点。没有这个先在的同一性观念，诗人也就不会有从北平一路辗转南下长沙，再从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再往深处说，没有这种先在的同一性观念，也就不可能有京滇公路、西南公路的修筑。 质言之，包括西南公路在内的战时中国“公路”，起源于现代中国的国家共同感，反过来又通过“公路”的修筑、维护、使用等历史实践，把“祖国”这个先行而在的同一性观念，转化成了直观、具体的历史实践。齐美尔的论述，虽然还残留着观念论的抽象痕迹，但也可以用来说明先行而在的同一性观念与西南公路之间的关系： 最先在两地间铺设道路者可谓创造了人间一大业绩。兴许他们经常往来于这两地间，因此，在主观上人们已将两此地相互联系。但只有当地面上出现一条清晰可见的道路时，这两地才客观联系起来。那么，联系的愿望就构成了该事物的造型，而构成的造型又是该愿望的再现……并非道路的奇迹发生作用，使行动凝结出固定的形体；其实，形体源于行动，行动趋向形体。 先行而在的同一性观念，导致了“路”的诞生；而“路”反过来，把这种先行而在的同一性观念，转化成了无可置疑的物理事实。两者交互循环，把“路”变成了抗战时期现代“国家共同感”最重要、最直观的物理形式。“公路”沿途的自然事物，因此而变成了“祖国的山水”。修筑“公路”的农民，因此变成了中国“国民”。对穆旦来说，就是：“这里”这个封闭、落后、愚昧的小镇，也变成了“祖国”的一部分。 综合相关作品和史料来看，《小镇一日》中的“这里”，还有一个地图上的特殊位置，那就是刚好位于“祖国的心脏”地带，是“祖国的深心”所在。这个特殊的位置，反过来强化了“这里”与“祖国”之间的亲密关联，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同一性。所以，尽管诗人在第二天快乐地逃离了“这里”，逃离了那个贫穷、愚昧的山间小镇，但最终仍然没有走出“祖国”的同一性： 从一个小镇旅行到大城，先生 变换着年代，你走进了 文明的顶尖—— 在同一的天空下也许 回忆起终年的斑鸠， 鸣啭在祖国的深心， 当你登楼，憩息，或者躺下 在一只巨大的黑手上， 这影子，是正朝向那里爬行。 但也正是这种先在的现代“国家共同感”，反过来把“这里”的小镇从黑暗里托举出来，使之变成了和远方的大城截然不同的差异性存在。“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在把“这里”的小镇纳入“中国”的同时，又以这种同一性为基石，把“这里”和“那里”，把“小镇”和“大城”彰显成为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公路”不是简单地把现成之物，简单地把“自古以来”就“在那里”存在着、等待着的“中国”联结起来，而是：只有在“公路”的联结之中，“中国”才获得了它的形式。海德格尔分析“桥”说： 它不只是把已经现成的河岸连接起来了。在桥的横越之中，河岸才作为河岸而出现。桥特别地让河岸相互贯通。通过桥，河岸的一方与另一方相互对峙。河岸也并非作为坚固陆地的无关紧要的边界线而沿着河流伸展。桥与河岸一道，总是把一种又一种广阔的后方河岸风景带向河流。它使河流、河岸和陆地进入相互近邻的关系之中。 借用这个分析，——只是把单向度线性色彩过于强烈的“连接”换为更有立体感的“联结”——也可以说：只有在“公路”的联结中，“中国”才作为“中国”而出现。进而，“这里”的小镇也才成为了“中国内地”小镇。而“远方”的大城，也才作为与“这里”，与“中国内地”相对的“文明的顶尖”而显现出来。“公路”把“这里”和“远方”，“小镇”和“大城”联结成为“中国”这样一个亲密整体的同时，又以亲密整体的同一性，把“大城”和“小镇”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大城”在“小镇”的衬托下成为“大城”，“小镇”在“大城”面前显现为“小镇”。 站在被“公路”联结为同质化亲密整体的“现代中国”的角度看，“这里”位于“祖国的心脏”地带，是“祖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用《出发》的话来说——“住着广大的中国的人民”。依照这种亲密整体的“国家共同感”，“这里”的一切，理应——理所当然地应该——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有着同样的感情，有着同样的命运，过着同样的生活。而事实则是：小镇“这里”的一切，和诗人即将要去的大城“那里”，完全是两个世界。 时间上，“这里”没有现代性进步-发展的线性时间，而只有循环的古代性时间。相应地，也就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划分，“古代”完好无损地保存在眼前的现在时态里，而未来则一如既往地封闭在“古代”的循环和绵延里。“一脸智慧，慈祥”的杂货铺老板，像夏夜、星星之类的没有时间性的自然事物一样，和他个人生命史上的过去，和亘古不变的荒唐传说生活在一起： 从年轻的荒唐 到那小庙旁的山上， 和韦护，韩湘子，黄三姑， 同来拔去变成老树的妖精， 或者在夏夜，满天星， 故意隐约着，恫吓着行人。 他的两个勤苦、纯真的女儿，则将循着同样的轨辙和节奏成长，走入几百年前就已经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着她们的“古代”的未来： 一个渐渐地学会插秧了 就要成为最勤快的帮手， 就要代替，主宰，我想， 像是无记录的帝室的更换。 一个，谁能够比她更为完美？ 缝补，挑水，看见媒婆， 也会低头跑到邻家， 想一想，疑心每一个年青人， 虽然命运是把她嫁给了 呵，城市人的蔑视？或者是 一如她未来的憨笑的婴孩， 永远被围在百年前的 梦里，不能够出来！ 现在的一切是“古代”的持续绵延，未来的一切即将被“古代”所吸纳。小镇“这里”于是乎一直就没有时间，一切都是“无记录的帝室的更换”。 空间性质上，“这里”完全是一个异乡人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异质性空间。“公路”之外的田野、树林、村庄里，隐藏着属于“迟归的胆怯的农人”的另一个世界。对包括诗人在内的被“公路”带到，并且放置在“这里”的旅行者来说，这个世界“是美丽，信仰的化身”，同时又是“他们”的世界，一个由“微菌，疾病，和生活的艰苦”构成的“他们”的世界。 “理应”如此的“国家共同感”越强烈，事实性的差异也就越加触目惊心，“公路”之外的“那里”，距离“我们”也就越远，越是成为“他们”的世界。“公路”把“祖国”联结为同质性整体，把“国家共同感”塑造成了生动、直观的物质形式的同时，又将这个同质性整体呈现为触目惊心的差异性存在：“他们”的世界在“这里”，隐藏在“公路”之外的树林、田野和村庄里，“我们”的世界在“那里”，在“公路”尽头的“文明的顶尖”里。 “路”把不同的事物聚集为亲密的同一性整体，又通过这种聚集，让不同的事物在亲密性整体的托举之下，清晰、尖锐地呈现为不同的事物。同一是差异的前提。海德格尔卑之无甚高论的老生常谈，恰好可以直接搬过来，说明这个道理：“所谓比较，就是用相同的东西来衡量不同的事物，从而揭示出差异。”穆旦自己的诗行，则从反面说出了同样的道理：“相同和相同融为倦怠，/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诗八首》）。 没有这种同一性前提，不同的事物就是不同的事物，就只能是习焉不察的透明性存在，不可能被“看见”。在传统中国同心圆式的 “天下秩序”里，假定圆心是北京的话，“祖国的心脏”地带自然就只能是京畿地区。远离圆心的湖南不仅没有资格成为“祖国的心脏”，它的封闭、落后、愚昧也会被认定为理所当然的透明性存在，不可能作为一种反常事实被“看见”，更不值得为之感到惊讶。如果有，那也只能是为它居然不封闭、不落后、不愚昧而惊讶。只有预先接受了无差别的同质性现代国土观念之后，穆旦一路走过的湖南沅江沿途，才成为了“祖国的心脏”。只有预先把一切都纳入了“现代中国”同一性，小镇“这里”的封闭、落后、愚昧才有可能因为这个“相同的东西”而从看不见的透明性中浮现出来，成为令人触目惊心的差异性存在，反过来动摇着诗人的同一性想象和期待，让他开始了对“他们”的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在历史中重构“同一性” 在人类学的层面上，这种以同一性为基础的事实性差异，只能反过来强化同一性，将事实性差异重新纳入自身。“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在彼此互为前提的相互冲撞中，不断扩展天与地构成的同一性空间，把更多、更强的事实性差异，再一次归闭到自身的同一性之中。在人类学的普遍主义空间里，“分离”和“联系”两种元素互相冲撞，最终将如逻辑上应该有的状态那样，回到齐美尔所说的“分离”和“联系”两者共同组成的更大、更强有力的“联系”之中： 假若我们列举两种天然之物称之为“分离”，那么，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两者已经相互联系并互为对方的衬托了。反之，被称为联系的事物，当用任意方法分离后，它们正是为了相互联系才必须分离的。实际正如逻辑一般，联系本来并不分离的事物毫无意义，联系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均处于分离的事物也无意义。 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情况就不同了。人的选择和行动，决定了“这两种效应在人类的离合中以哪种形式存在”，决定了历史的形态和走向。尽管最后仍将归于永无休止的撕扯与循环，但人类的历史性命运，却要求具体的，因而也才是唯一可能的生存道路。人类学的、沉思中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无限丰富多样的“大地”，必须在选择和行动中成为个人的、历史的“道路”，人类才能获得自己的命运，才能在历史性的活动中造就自身的主体性。 回到穆旦的沉思，回到《小镇一日》上来，就是：只有在选择和行动中，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才能创造自己的命运，获得自身的历史性和主体性，而不是任凭命运奴役和摆布的空洞可能性。 穆旦的没有结果的沉思，实际上就是在“联系”和“分离”两种可能性之间展开的。第一种，当然是沿着“分离”的方向，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和期待中，把“路”尽头的目的地当作唯一值得关心的事务，把“这里”的一切当作风景而保持着“看风景”的旅行者身份，按照预定的日程表继续走向他想象和期待着的“那里”： 一个旅人从远方而来， 又走向远方而去了， 这儿，他只是站站脚， 看一看蔚蓝的天空 和天空中升起的炊烟， 他知道，这不过是时间的浪费， 仿佛是在办公室，他抬头 看一看壁上油画的远景， 值不得说起，也没有名字， 另一种是“联系”，是追随着“他们”的脚步进入夜晚的黑暗，耐心谛听、察看“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一切从黑暗中托举出来，成为不再被遮蔽的历史存在。“他们”和“我们”，因此而成为一个更大的、共同的“我们”。诗人这样写道： 如果你走过，你知道， 朦胧的，郊野在诱唤 老婆婆的故事，—— 很久了。异乡的客人 怎能够听见？那是讲给 迟归的胆怯的农人， 那是美丽的，信仰的化身。 他惊奇，心跳，或者奔回 从一个妖仙的王国 穿进了古堡似的村门， 在那里防护的，是微菌， 疾病，和生活的艰苦。 如同写诗一样，这样的谛听、察看，将“他们”从黑暗中托举出来成为一种可以被“看见”的历史存在，并不是直接的“改变世界”的历史实践。它不同于“看风景”的地方，就在于这种“看见”，隐含了重新塑造诗人的想象和期待的可能。即便他要沿着既有的姿态和意识继续在“路”上前行，也必须是在反思之后的决断，而不可能再是以往那种封闭在办公室里的“看一看壁上油画的远景”之类的无意识自动化反应。 诗人必须反思自己，考虑再一次将两者“联结”起来的可能；就像他必须反思自己，在沉思中找到听任“分离”而将自己保持在“公路”上，将“他们”继续保持在黑暗中的正当性。这种反思，甚至在谛听、查看还在进行的时候，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插了进来，在诗人的现代性进步时间轴线上展开了争辩： 皱眉吗？他们更不幸吗， 比那些史前的穴居的人？ 也许，正因为有晚歇的壮汉 是围在诅咒的话声中， 也许，一切的挣扎斗殴休止了， 只有鸡，狗，和拱嘴的小猪， 从它们白日获得的印象 迸出了一些零碎的 鼾声和梦想。 因为是在齐美尔所说的“联系”和“分离”两种互为前提的愿望中展开的争辩，所以穆旦这里的争辩，自然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互为前提的普遍逻辑，注定了它只能是一次发生在诗人自我意识内部的纷扰，不可能真正触及，更谈不上“改变世界”，解决“他们”的问题。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在《祝福》中做过了同样的思想实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最重要的是：作为透视装置的“公路”，也不允许穆旦继续停留在“这里”，逗留在他遭遇到的现实情境中。如果说《祝福》中的鲁迅是自己耸身一摇，硬生生地用“福兴楼的清燉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把自己拉了出来，因而还免不了暗中受到诟病的话，穆旦这里则根本无需操心这个问题。“公路”让他来到“这里”，停留在“这里”，让他“看见”了这里的“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在“微菌，疾病和生活的艰苦”中挣扎、流汗的事实；第二天，“公路”又带着他离开了“这里”，心情愉快而理由充足地逃离了小镇，按照早已经预定好了的日程，走向了远方的“那里”。 “看风景的人”在他的主体性装置里，“看见现实”的穆旦，则在“公路”这个特殊的透视装置里。在更宏大的语境里反思或解构“公路”，那是动辄把“彻底”挂在嘴上的怨恨理论的事。这里仍然回到《小镇一日》，继续看“公路”如何庇护着诗人，为他提供了“看见现实”并继续自己的沉思的可能： 所有的市集的嘈杂， 流汗，笑脸，叫骂，骚动， 当公路渐渐地向远山爬行， 别了，我们快乐地逃开 这旋转在贫穷和无知中的人生。 就像鲁迅有意识地用“福兴楼的清燉鱼翅”把作为叙述者的“我”也放置到了被反思、被批判的位置上一样，穆旦也用“我们快乐地逃离”，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曾经离开“公路”，离开“我们”而追随着杂货铺老板，追随着古老而美丽的乡村传说而进入“他们”的世界里，“看见”了“他们”的“现实生活”的观察者和沉思者，再次回到“公路”上来，回到原来隐去了的“我们”之中，按照预定的行程离开了“这里”，离开了小镇上的“他们”。 在“公路”和“我们”的庇护下，事实上的“分离”，把诗人的思路扭转到了“联系”，也就是同一性的轨道上。“快乐地逃离”的反讽，实际上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同一性问题，提出了严肃的思考。按照同一性的道德要求，“我们”不应该选择“逃离”，更不应该带着“快乐”而“逃离”；但对“我们”而言，无论是既定的旅行日程，还是个人的真实遭遇带来“文化震撼”引起的不适，都意味着回到“公路”上，继续自己的旅行是一种快乐的真实体验。在这个意义上，穆旦等于是把“我们”和在此之前嘲讽过的“看风景的人”放在同一个层面上，用自己对自己的道德审判，向“理应”的同一性法庭购买了合法“逃离”的单程票。 这种申购合法性的道德诉求，反过来在更高的层面上，强化并承认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理应”该有的同一性。伴随着新的“理应”，新的同一性的建立，诗人的反思和追问，也进入了新的高度。“公路”向远山越升越高的爬行，恰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诗人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他们”命运的契机： 我们叹息着，看着 在朝阳下，五光十色的， 一抹白雾下笼罩的屋顶， 抗拒着荒凉，丛聚着， 就仿佛大海留下的贝壳， 是来自一个刚强的血统。 抽象地看，这里好像仍然是在重复此前的老问题，——“他们更不幸吗，/比那些史前的穴居的人？”——而且暗中使用刚刚申购得来的单程票，继续为自己的“逃离”建构道德合法性。“我们叹息着”，但也由此发现了“他们”的另一面。摆脱了同一性“理应”的道德重负，“逃离”中形成的空间距离，变成了“我们”重新发现“他们”的审美距离，“他们”的世界因此而在阳光和白雾之中，呈现出了美丽和刚强的一面。而“他们”的另一副面孔，又引发了诗人关于新的同一性“理应”，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差异性的思考，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永远不会终结的思想的不及物循环。 而事实上，历史已经在这里介入了穆旦的写作和思考。《小镇一日》因为这种介入而不再是一次单纯的思想实验。“内地的发现”中，伴随着诗人对民众力量的发现，和对中国抗战前途的思考。结合同时期的《赞美》等相关作品来看，他对小镇抗拒荒凉的刚强力量的赞美，既不是理论，更非审美，而是历史。齐美尔关于“联系”与“分离”永无终结的循环论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久合必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说，在这里变成了历史的选择问题：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究竟是站在同一性的“理应”一边，还是站在差异性的“事实”一边？ 抗战时期的社会历史语境，让穆旦选择了前者。小镇上的人们丛聚着，抗拒着荒凉的悠久的“刚强血统”，因为这种选择而成为了制造和维护“现代中国”，制造和维护“理应”的历史动力。反过来，“这里”的“小镇”也在制造和维护“现代中国”，制造和维护现代性“国家共同感”的历史实践中，把自己变成了和“远方”的“大城”一样的同质性存在，成为了“现代中国”亲密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公路”，则以联结而又将“这里”和“远方”，“小镇”和“大城”呈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方式，召唤着穆旦对内地小镇“刚强血统”的发现和赞美。 不管是因为先有了“理应”之后才看见了小镇的“刚强血统”，还是小镇的“刚强血统”让他反过来选择了同一性的“理应”，事实是：诗人虽然走进了远方“文明的顶尖”，但并没有走出“祖国”，仍然固执地认定自己与“这里”的小镇处在“同一的天空下”。而观念性、情感性的“同一的天空”，反过来衬托出了“这里”的与“远方”、“小镇”与“大城”之间的巨大反差，为诗人站在“理应”的情感同一性立场来消除“实在”的事实差异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历史动力。 放大了看，这也正是抗战文学“内地的发现”及其书写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的烽火让原本生活在平津、沪宁等“口岸中国”的文化人，在现代国家意识的引导和驱动下，沿着这样或那样的“路”，经由“内地中国”进入以“大西南”为中心的“边地中国”。根源于现代“国家共同感”的“路”，一方面在“目的-手段”结构中，为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待，抵达早已经在“远方”的目的地提供了技术支撑。但另一方面，“路”上短暂的停驻，甚至是被迫的阻碍和滞留，也会打断他们的想象和期待，把他们从“目的-手段”结构中抛掷出来，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口岸中国”、“内地中国”、“边地中国”之间的巨大反差。前者让他们像朱自清所说的那样“发现内地的美丽”，增强了抗战的信心，同时也让他们更深、更彻底地卷入了现代个人主体性精神结构。而后者，则让他们发现了“中国内地”、“中国边地”的落后、野蛮。这种发现，同样也让他们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把个人引入了民族国家这个更为宏大的现代镜像，个人、“路”、“祖国”等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存在之间，也因此而在战时“国家共同感”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迄今仍然有待深入的历史-思想旋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