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真正接触普希金,是从《普希金文集》开始的。这是六十多年前父亲从北京给我买的，现在，市面上已经见不到了。1947年，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10周年，戈宝权和苏联友人罗果夫共同编译了这个文集，并于当年12月出版。（符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果夫，1909—1988,俄罗斯人,苏联共产党员,从1937年起任塔斯社驻中国记者,一直致力于中苏文学的交流事业，与郭沫若、茅盾、曹靖宇等中国作家，都有密切的交往。）1954年,时代出版社根据1947年的版本修订并再版（我手中的这本书是1955年的再印本），据戈宝权先生言，截止1957年，共印九次，发行12万4千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近几年不时看到有关普希金的文章，同时又发现了戈宝权先生生前（1913-2000）的几个新的选本（如《普希金诗选》、《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等），为了对照，便又把自己保存的这本已经发黄的的旧书翻了出来。
    自1903年从日译本翻译为中文的《上尉的女儿》在中国问世以来，如今，几乎所有普希金的作品都已被翻译过来。据统计，今日，普希金作品的各类中译版本已多达千万册，仅全集就有三种。译者之多，版本之繁，装帧之华美，足使读者眼花缭乱，甚至无可适从。每位译者，无论新老，都会在译作的前言后语中说明自己重译或再译的理由，言下之意不外是：此前的译本皆不尽人意。笔者非俄语专业出身，更非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本无资格，而且也无意来对各种译本进行评论；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一个俄罗斯文学的爱好者，尤其是普希金作品的忠实推崇者，我只能有这样的表白：对比我手头上所有的几种新译本（包括戈宝权先生以外的译者），这本《普希金文集》仍是我的最爱。
    它的部头不大，总共334页，除抒情诗40首，长诗三首，戏剧两部，短篇小说四篇外，后面还附有普希金的生平简介及苏联当代和普希金同时代的作家、诗人的评论。普希金的作品种类繁多，卷帙浩瀚，仅抒情诗就有800多首；而通常的选本总是单录一类，如诗选，又分抒情诗选、长诗选等；小说选，又分分诗体小说选、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选等。一般说来，这样的分类是清晰而分明的，但是，一个单一的选本实难概括普希金作品的全貌。这本《普希金文集》则不仅有诗歌（抒情诗、故事诗和童话诗），还有小说及戏剧。编者着意通过有限的篇幅，选取尽量多的门类，以全面地展现作者集诗人与小说家和戏剧家于一身的卓绝才华，从而将读者引入普希金所独有的文学世界。随着阅历和知识的增长，今日读来，自有一种不同于少年时代的滋味。
    文集收录的都是我国老一辈翻译家的作品，除编者戈宝权先生外，还有水夫、磊然、耿济之等；而尤令人注目的是，其中还有瞿秋白的遗作——《茨冈》。作为苏俄文学的积极推介者，瞿秋白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翻译果戈里、高尔基等作家的作品；1923年还曾与其在俄专（1917-1919）的同窗耿济之（1899-1947）合译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1933年，在离开上海去苏区的时候，他将未完成的《茨冈》手稿交给了朋友。1935年6月，瞿秋白牺牲。1937年，这部未完成的手稿曾发表在诗歌期刊《五月》上；1939年，上海万叶书店又发行了单行本。此后，直到1954年,时代出版社在修订《普希金文集》时，才收入了李何的补译（原诗569行，瞿秋白先生翻译到433行，而此前，人们只能读到蒋锡金先生的散文补译）。据丁玲回忆，在上个世纪20年代，她曾跟着秋白先生学俄语，秋白为了让她们更快地领略普希金诗句的美，曾特别用俄语来朗读和讲解普希金的诗。鲁迅先生也说，瞿秋白“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1936年，在瞿秋白被害的第二年，鲁迅抱病编印了瞿秋白200多万字的译作——《海上述林》，以寄哀思。但是，1936年10月，鲁迅就逝世了，竟未能看到他付之心血的《海上述林》下册的出版。1939年，蒋锡金先生曾在《茨冈》单行本的后记中说：“秋白先生译这首诗，是一个庄严的‘第一次用最普通的白话写诗的的尝试’……是秋白先生曾经思虑过许久的诗歌口语化问题的实践。”《茨冈》的重复出版，说明秋白先生的实践是成功的——它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而且不只是一代读者。我们在《茨冈》中，既可见秋白先生所欣赏的普希金诗歌之美，亦可领略其驾驭汉语的不凡功力。
    “一大群热闹的茨冈，沿着柏萨拉比游荡。他们今天过夜，就在那河上搭起破烂的蓬帐。……”
    流水般活泼的文字，歌唱般跳动的旋律，令人感叹不已。
    戈宝权先生既是编者，又是文集的主要译者。文集中的诗歌几乎全是戈宝权先生翻的（除了《茨冈》）。鄙人仅粗识俄语，对俄语诗歌的韵律一窍不通，但是，在读戈宝权先生的译诗时，对照普希金的原诗，竟发现戈宝权先生的文风与普希金的诗句是那样的契合，丝毫不感觉有任何生硬和雕砌。译诗的语言朴素而流畅，因此极易上口和吟诵。当年对这本文集的阅读印象是那样深，以致如今看到戈宝权先生自己修改过的版本时，我依然固执地诵读着旧版。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改动的文字是更确切了，但总是难舍自己原本读得烂熟的诗句。
    附录几乎占了文集篇幅的三分之一（92页），包括普希金的传略和历代作家的评论，以及普希金的生平和著作年表。虽为附录，却是本书的一个颇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读者了解和认识普希金其人其作所不可缺的资料。其中，魏列萨耶夫（1867-1945，苏联著名作家和普希金的研究者）所撰写的《普希金传略》，是我迄今所见到的最简明，但也是最全面的普希金中文介绍。大约正因为如此，在2008年花城出版社的《普希金集》（刘文飞主编）中，也选用了这篇传记。这篇只有三万多字的传记，不仅对普希金从求学到被放逐幽禁和最后决斗致死的短暂人生作清晰的描述，同时也精辟地分析了其精神的成长和文学创作的历程。
    在学界有一种看法，即在苏俄时代，普希金被视为诗圣，因此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倾向。但是，魏列萨耶夫这篇传记却并未给人这种印象。他所描述的普希金是一个拥有血肉之躯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尊供人瞻仰的冰凉的青铜艺术品。在作者的笔下，这位诗人具有和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但又拥有和常人不一样的个性和思想。他是热情的，也是易冲动的；他是深沉的，又是率性的。也许，正是这种双重的气质造就了他的天才，同时也酿就了他的悲剧？
    作者赞美诗人的天才，但是也不回避或掩饰他性格中的弱点。作者曾这样描述普希金在1817年中学毕业后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在舞会上跳舞，闹恋爱，好游荡。喝起酒来，总要充好汉，表示不落人后。还有盛气凌人的向人家挑衅。在戏院里，他就像他后来所写的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一样，‘踏着人家伸在座位当中的脚上，’或者就站在一排排的座位中间，挡住观众的视线。要是有人要他让开，他就口出狂言。他可以为了每一件极小的事情向人家挑战决斗。”
    人们会感到奇怪，就是这样一个花花公子似的普希金，刚二十岁出头，竟然在1820年3月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诗《露丝兰和柳德米拉》，从而震惊文坛。他哪儿来的那么多时间？哪儿那么多灵感？轻松典雅的诗句，朴素而不避通俗的语言，优美而艺术的画面，使其成为俄罗斯诗歌史上的新起点。老作家们感叹不已：“是怎样的诗呀！他的天赋像魔鬼一样地苦恼着我！”（茹科夫斯基）
    不错，普希金是浪漫的，放荡不羁的，但他的作品又不得不让你承认，他同时也是深沉和严肃的。实际上，就在他整日花天酒地，游荡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的日子里，他仍在阅读，而且读得很多。他结识了很多具有民主思想的贵族青年军官和知识分子，甚至秘密的革命结社的成员，并有密切的交往。在这期间，他写了大量抒情诗，充满激情的带有强烈反抗精神的诗歌，很快就流传开来，但也招致了祸灾。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直接干预下，1820年，20岁的普希金被放逐到南方，四年之后，又被幽禁在他父亲的领地——普斯科夫省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度过了两年。
    无论是偏远的南方，或僻静的乡村，对于习惯了热闹的上流社会生活的贵族青年普希金来说，都过于寂寞了。然而，正是这六年的生活，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接触，尤其是与底层民众的联系，扩展了他的眼界，深化了他的思考，充实了了他的创作。他完成了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和《茨冈》，同时开始了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写作。在这期间，他写了约200首抒情诗。比起前期的作品，它们已经完全脱去了模仿和稚气，变得更加成熟和真实，却不失他一贯的明朗和热情。
    爱情和友谊是普希金诗歌的一个不变的主题。正如俄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言，普希金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人”，“他内心有着许多赤子似的和善、温良和柔顺的成分。这一切也反映在他的优雅的创作中。”至今仍在俄国，同时也在我国读者中流传甚广的《给凯恩》，就是他幽禁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时的作品。诗人借“那美妙的一瞬”，抒发了对“你”的倾慕之情，细腻而真诚。但是，一定不要忽略，就在这首诗中，诗人也流露着一种自己在幽禁中的强烈的落寞：
    “在穷乡僻壤，在流放的阴暗生活中，
    我的岁月就那样静静地消逝过去，
    失掉了神性，失掉了灵感，
    失掉眼泪，失掉生命，也失掉了爱情。”
    这种情感在《冬天的黄昏》（戈宝权先生在其后来的诗集中，将这个标题改为《冬天的夜晚》。下面引用的诗句亦为文集中的旧译。）中表达的更为直接和深沉。
    “风暴把烟雾吹蔽了天空，又捲颳得白雪满地飞旋。它一会儿像野兽在怒吼，一会儿又像小孩在悲泣，
    它突然捲颳年久失修的屋顶，把稻草吹得沙沙作响，
    一会儿又像一个迟归的旅人，在敲着我们的门窗。……”
    凄凉而愁闷，寂寞而孤独，陪伴他的只有他称之为自己“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的奶娘。“晚上听我的奶娘讲故事。……她是我唯一的女友，只有和她在一起时我才不寂寞。”普希金在给他的朋友信中说。不难想象，当他的中学同学和好友，后来的十二月党人普希钦（又译普辛）在1825年元月一个清晨专程来访时，会给住在荒僻乡村里的普希金怎样的惊喜！他甚至只穿着一件衬衣就奔到白雪覆盖的院子里去迎接。这年年底，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1826年，普希钦被判20年的苦役，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普希金写了《致普希钦》——
    “我的第一个朋友，我的珍贵的朋友；
    我歌颂过命运，就是当我孤寂的庭院
    盖满了凄凉的白雪时，
    响起了你的马车的铃声。……”
    直到1828年，普希钦才从另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穆拉维约娃那里拿到了这首诗。他后来回忆道：“普希金的声音在我心里引起了慰安的声响。”
    1826年9月，普希金得到了沙皇的特赦，回到了莫斯科。表面上，他似乎恢复了自由，而实际上，这只是沙皇镇压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之后，对普希金这个十二月党人的同情者，但同时又是当代的文化名人的怀柔之举。普希金可以尽享灯红酒绿之乐，却不能任意发表他的作品。在当局眼中，他始终都被看作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煽动者，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沙皇政府的“监护”之下。在这部传记里，魏列萨耶夫对诗人和沙皇本人及其政府间的微妙关系的分析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普希金最后十年的生活和结局。
    这个时期的普希金，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都充满了矛盾。作为一个贵族知识分子，一方面，他追求自由，强烈地反对专制主义；但另一方面，又对代表专制政体的沙皇缺乏认识。对沙皇个人，尼古拉一世，甚至还抱有幻想。他曾天真地期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得到赦免，期待着自己自由写作的空间……。然而，残酷的现实不给他任何希望。文稿一次次被禁出版，一次次因作品接受审讯；且家庭生活也受到各怀恶意的社会因素的干扰，徒添烦恼。
    普希金感受到一种无形的黑暗势力的的压迫。他写道：
    “乌云又重新在静寂中聚集在我的头顶上；
    羡嫉的命运又重新要拿灾厄来把我威胁……”（《预感》）
    他又一次陷入了孤独，但是一种不同于被幽禁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孤独。曾经的的孤独是一种既无眷属可亲，又无朋友可乐的形影之隔，是一种只身独处的寂寞；而今的孤独却是一种身处喧嚣的精神上的苦闷和超然。他问自己：
    “我要对命运保持蔑视吗？
    或者就用我骄傲的青年时代的
    不屈不挠与忍耐的精神，去和它相抗？”（《预感》）
    但这时的普希金，意气风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因为狂暴的生活而疲乏，正平心静气地等待着风暴；也许，我还会得救，
    重新找到避难的埠头……”（《预感》）
    实际上，到了20年代后期，在其而立之年，普希金对待生活和写作的态度都发生了改变。虽然他仍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但已不像年轻时那样热衷和疯狂。在这个时期，他的不少诗歌都流露出一种回归家居生活的愿望。1830年在题为《茨冈》的短诗中，他隐秘地暗示，——
    “他忘记了那漂泊的夜宿生活和旧日的恶作剧，只为了乡野的安逸
    和家居的宁静。”
    他的创作更加严谨和朴素，题材也更为广阔和坚实。在放逐归来的头几年，他写的很多，且效率很高。长诗《波尔塔瓦》短篇小说集《拜尔金小说集》等，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1831年3月，普希金如愿与他心仪的女孩举行了婚礼，然而，这个新建的家庭并未成为他所期望的平静港湾。在婚后几年里出版的几部重要作品，如长诗《波尔塔瓦》、戏剧《波利斯·戈杜诺夫》，甚至后来被公认为最辉煌的杰作《叶甫根尼·奥涅金》，都遭到了批评界的冷遇。孤傲不驯的普希金激愤地写道：
    “诗人，不要重视群众的爱好。狂热的赞美的喧声，瞬息就会消逝；
    你一定会听到愚人的批评和冷淡的人的嘲笑，
    但你应该坚决、镇静和沉着。……你要独自生活下去，
    你要随着自由的心灵的引导，沿着自由之路前进，
    ……”（《致诗人》）
    他不肯媚俗，他有足够的自信坚持既有的立场。嫉妒、诽谤接踵而来，而最令他不能忍受的则是因为其美貌的妻子而招致的屈辱——来自宫廷，亦来自上流社会。
    面对无形的凶恶的攻击，他的对抗是那样无力。几乎在绝望中，他喊道：
    “是时候啦，我的朋友，是时候啦，心儿要求安静——
    ……在世界上没有幸福，但却有安静和志向。”（《是时候啦》）
    他不能容忍挂着贵族头衔的无耻之徒挑逗自己年轻无知的妻子，更不能容忍来自上流社会蓄意的恶毒侮辱。终于，普希金走上了决斗场。他倒下了，只有37岁。
    我一直在猜想，在他握枪赴死的时刻，也许会记起农奴暴动领袖普加乔夫讲的故事：宁可学鹰食取鲜血，仅活30年，而不愿像乌鸦那样食取腐肉，长生300年（《上尉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