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家炎，1934年11月14日出生于上海（原江苏省宝山县），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文学学科第二届、第三届评议员。曾任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严家炎先生一辈子与学问打交道，他也一直相信，学问与人生是密不可分的，不但治学的目的是为了有益人生，治学态度也是人生态度的表现。中国传统文人多将“立德”置于“立言”之先，为学做人都当需一点“傻子”精神，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耐得住寂寞，还要勇于承担。严家炎先生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时校长舒同写给学生的告诫：“工作向上看齐，生活向下看齐。”70岁那年，严家炎告别了大学讲台，却仍一直在学问和人生路上继续坚守信念。正如他所钟爱的那句姚雪垠留下的诗句：“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邓林亦壮哉！”这位痴情者还在为文学事业冷静思考，热情勉励。 文才初露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第九集团军军长张治中率部与日军在长江口激烈交火。住在宝山县的农民严锺榖夫妇带着少量衣物、炊具和4岁的儿子逃难，数月后返回。他的父亲严伯勋曾是清末秀才，其时年岁已高，就留在杨行镇严家巷村的老宅里。适逢乱世，四处横行的除了日本兵，还有一些趁机浑水摸鱼的土匪盗贼。一年后严伯勋不幸在与盗贼搏斗过程中遇害。严锺榖也因为长期胃溃疡导致胃穿孔，在1946年去世了。 尽管乱世生活艰苦，但幸而家境还算殷实，那个坐在篮子里跟着父母一同逃难的孩子严家炎还是健康地长大了。从两岁起，祖父就开始教他识字，到4岁时，他已经能认得上千个汉字。回到严家巷后的第一个冬天，父亲请私塾老师给村里的孩子们教授《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但严家炎可以直接从《孟子》读起，读完《孟子》又学了半部《论语》，继而是《史记》。上过两年私塾后，严家炎到二里外的大庙小学接触了“新式教育”。因为基础较好，他直接从三年级开始读。如很多现代文学家一样，童年的严家炎偷偷地读起了在传统观念看来是不务正业的小说，这些书家里是不缺的，祖父和父亲留下什么他就读什么。“甚至在课堂上，老师在上面讲，我就在下面偷着看小说。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杨家将》，第二部是线装的《三国演义》，初中以后我的阅读面就宽了，冰心、鲁迅和巴金的书我都开始涉猎。那时候能接触到的西方小说不多，直到初三才看了一些。”从那以后，严家炎就成了一个痴迷文学的人。高二时，因为在《淞声报》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他更是坚定了一生要与文学结缘的志向。为了圆文学梦，他甚至违背家里的意愿，在高中毕业后没有就读正规大学，而是走进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一心想搞创作，自以为上生活这所大学最需要”，半年结业后做了土改干部，经历了6年劳动锻炼的艰苦生活。 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动员知识青年读大学、读研究生，严家炎便以同等学力参加考试，于同年9月报考北京大学，次年2月入学，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即硕士研究生），从创作转向研究之路。1958年10月，因为中文系急缺教师，他被提前调去为苏联、东欧、蒙古、朝鲜等国20多位留学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因为要从头做研究，他采取了从疑点入手的研究方法。“这种方式是一种舒卷两便、灵活可行的模式，它能适应多种不同的范围。大到一场文化运动的评价，小到半句文学口号的理解，都可采用这种方式应对。我的有关五四的多篇论文，便是这样产生的。”这一年早些时候，严家炎、胡经之和王世德受到《文艺报》邀请，做了业余评论员，经常接到编辑部交来的任务。虽然近似“命题作文”，严家炎仍然坚持从纯欣赏者的角度去读第一遍作品，来为批评建立起比较牢靠的审美基础。因此，在当时多位评论家赞许《创业史》中的新人形象梁生宝时，他提出了不同看法。1961年6月，《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严家炎指出：《创业史》里最成功的形象不是别人，而是梁三老汉，他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谐趣，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诚挚感情。这篇文章当时也得到了作者柳青和作协领导邵荃麟的认可，自此初露头角。 20世纪放眼望 正像现实主义文学从来不是对现实的纯粹记录，文学史也从来不是对作家和作品的纯粹记录。那时，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条件还不很具备，东北从1948年开始就对萧军的作品进行批判，左翼文学内部也存在着宗派主义，都影响到对作家、作品的正确评价，很多问题在编写过程中只能回避。值得借鉴的从历史实际出发的文学史教材还没有出现，比如1958年以后出版的文学史中，甚至连丁玲、艾青、冯雪峰、姚雪垠、黄谷柳等作家的名字都属缺席之列。 在编写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严家炎顾虑重重，这套教材是从1961年3月开始编写，最初由北京师范大学主持，但因为进展不顺利，后交由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唐弢主编。本来9月上旬时，严家炎刚接到通知，要接替冯钟芸先生赴布达佩斯教书，结果等了5天也没有消息。“教育部人事司在电话里说了，下个星期就要我走，国际火车票已经预定好了。我专程拜访冯钟芸先生咨询去那边教书需要准备些什么。结果车票始终没有到我手里，后来布达佩斯那两年也没有派遣中国教师做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其实是唐弢先生跟教育司商量将他留下，继续从事教材编写工作，还规定了几条编写原则：一是采用第一手资料，二是利用期刊已登的其他同题文章，三是吸收已有学术成果，四是复述作品内容时力求简明扼要，五是采取“春秋笔法”，褒贬在叙述中流露。 在对现代文学史的范围裁定上，严家炎的观点是开放性的，他认为将来在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也可以将旧诗文容纳进来，比如鲁迅和郁达夫的旧体诗就写得相当好，不能要求传统文体在现代一概废除，只要它的思想是现代的，当然可以在现代文学里占有一席之地。而现代文学史在晚清的开端，相较于王德威所认可的戊戌变法前后，严家炎认为应该提早到10年前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里提到“言文一致”、肯定“俗语”观念出现之时。他说：“它就是我们20世纪文学史的发端。那里面提出要让广大的国民群众——‘农工商贾妇女幼稚’都有文化，文学也应该让国民都能读，这是在1887年。”这时刚好中国最早的现代报纸《申报》诞生不久，现代传媒为现代文学打开了通向大众的通道。对于现代文学而言，现代出版方式和现代传媒都是重要因素。 同时，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也意味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是学造船专业出身的陈季同，他一开始读的就是西学，读书期间学习了8年法语，法语老师要求学生们读法国小说和其他法国文学作品。陈季同在法国居住了16年，身份是驻法大使馆武官，人们称他为陈季同将军，但他又从事文学写作和文化研究工作。陈季同用法文写过7本书，介绍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这些书近年终于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形成了“世界的文学”这样的观念。陈季同既反抗西方人那种看不起中国文学、认为中国除了诗就没有文学的偏见，也反抗士大夫历来鄙视小说、认为它们“不登大雅之堂”的陈腐观念。他提醒中国同行一定要看到大时代在一日千里地飞速发展，一定要参加到“世界的文学”中去，提倡大规模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之后，大约在1980年下半年到1981年上半年之间，严家炎发表了《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提出“现代文学”是“与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这一观点。 在严家炎的学术生涯中，他认为写作最艰苦、投入时间最长的一项工程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这与其间他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工作不无关系。《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是新中国以来该学术领域的第一本书，没有其他同类史籍可供参考借鉴，又要求鲜明的原创性，必须贯穿作者的发现和识见。书中论述的八个流派都包含着作者的心血，其中初期乡土派、“革命小说”派、社会剖析派、后期浪漫派都是由他命名的，新感觉派在被埋没几十年后，也被严家炎重新发掘出来。尽管如此，他并不赞成把研究称作“划分流派”，因为流派是自然形成的客观存在，不是人为地主观划出来的，更不应该给作家排座次。严家炎希望这部小说流派史能表现出不同流派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状况，从而显示出错综复杂的立体关系，他一直坚守着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来的原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最初严家炎写作这部著作的动力来自于60年代后期编教材时的思考，在1962年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上，吴组缃先生发言时说：“刘呐鸥写的小说我读不懂。”这引起了严家炎的注意，不久后，他从唐弢那里借来《都市风景线》来读，才体会到它真的有些特别，于是有了兴趣对刘呐鸥周围的几位作家进行研究，写就了关于新感觉派小说的论文。在他看来，新感觉派小说的主要特点是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病态生活，刻意追求主观感觉印象，对小说形式技巧花样翻新，建立了一种开掘潜意识、隐意识的心理分析小说。这个流派尽管在倾向上有一些问题，但仍不啻为第一个真正在小说领域把现代主义方法向前推进的独立流派。 正如严家炎所说，他的研究始终是从疑点入手开始进行，实际上他对“文学现代化”的判断也是在对一系列现代作家的重读与批评中产生的。这个问题源自于对鲁迅的重读，他认为“文学现代化”概念是从二三十年代的郁达夫，40年代的朱自清和冯雪峰那里提出来的，而自己只是重新捡起来加以运用而已。除了论述鲁迅小说的文章，还有《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也鲜明地提出了严家炎对“文学现代化”的理解。在写完为萧军平反的文章后，严家炎开始研究丁玲作品。他在读《在医院中》时，连续读了三遍，每次都被主人公陆萍的改革精神所感动。严家炎认为，《在医院中》正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揭露小生产思想习气同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的。丁玲在延安要把五四启蒙精神引进解放区应该是她的功劳而不是罪过。严家炎评价她是“充分地受到五四精神洗礼，用心灵去创作，有独特的思想锋芒，有充沛的人格力量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家”。 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的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但2001年《复旦大学学报》开辟的专栏仍然引起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极大关注。从21世纪向20世纪回首望去，文学史分期首先要从文学自身的实际出发，而不是通过简单地根据政治事件进行划分。比如现代文学只能从“文学革命”算起，而不是民国；当代文学也不应以新中国的建立作为分水岭。从1919年起到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间内，文学的发展并没有内部一以贯之的规律，为了避免过于含混、不确切，严家炎主张还是用“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相对稳定的概念为好。而对于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是否已经“逐渐与五四文学新传统产生距离”，他持保留意见，因为五四新文学和90年代文学都相当复杂，不宜过于简化。 如今20世纪已成历史，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21世纪正在到来，严家炎对全球化时代给予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也有忧虑，但不悲观，他相信全球化可以给文学和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动力。首先电脑技术和信息网络的发展可以方便学者们查找资料，学术上封闭、垄断的情况也可能进一步得以打破。更重要的是，它将促使我们从深层次上改变过去遗留的某些褊狭观念，让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若干薄弱环节得到加强和突破。此外，全球化时代也将促使我们更好地确立大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宽广视角，改变旧有的中国文学资源只存在于中国本土的观念，树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意识。当然，全球化时代也对文学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严家炎认为，信息公开化不等于个人隐私可以毫无顾忌地公之于众，文学批评的多元化并不等于否定共同价值标准。“全球化进程不仅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赋予我们重要使命，那就是努力捍卫文学的尊严和纯洁。” 没有五四，何来金庸 大陆最早对金庸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冯其庸，80年代中期他就在《中国》上提到了金庸的小说。1991年，严家炎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10个月的访问学者，期间大量阅读了金庸的作品。因为自幼接受各种通俗文学作品，严家炎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十分有趣。也可以说，他后来从事金庸研究与他要求将现代文学的含义扩大到“现代以来的文学”，尤其是应当包含通俗文学在内的观念与之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严家炎在通俗文学商业化的问题上有所保留。 在严家炎看来，金庸小说首先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其次用通俗的文类、通俗的形象写出了现代的精神，甚至接续了五四文学的传统。比如在形象上，金庸的《笑傲江湖》用了很多象征手法，有几个典型人物塑造得非常成功，深刻地塑造了华山派岳不群这样一个伪君子的形象，他的内涵比左冷禅还要丰富很多。而到了《鹿鼎记》已经不是武侠小说了，有点浮世绘的味道。韦小宝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带有反英雄的色彩。金庸真正要写的是人性，他笔下的武侠世界渗透了对历史、社会的观察。他自己曾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严家炎说到：“就连《书剑恩仇录》这部利用民间传说写成的处女作也有一些不平凡的思想闪光。乾隆的皇帝地位，他的种种利害关系，都决定了陈家洛的天真幻想最终只能是个悲剧。金庸不是阶级论者，但他对历史的了解和深刻观察，使他相当成功地写出了陈家洛的悲剧。” 因此，读他的小说，除了能够得到消遣之外，也能得到思想的启发，感受到正义与邪恶、个人与历史之间的较量。但他又避免了抽象地讨论武林人物的正邪，避免空洞地讨论人性的善恶。金庸重视小说情节和人物性格，他相信“情节是性格的历史”，坚持从性格出发设计情节，所以他的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又自然合理。 新旧武侠小说的区别在于观念，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嫉仇嗜杀、热衷仕途、汉族本位、迷信果报乃至于奴才意识等印记，而金庸作品则对此进行了革新。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这类封建价值标准，他们的人生观里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令狐冲说：“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还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的爽快。”这正是个性主义精神的体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金庸又主张要为多数民众的利益着想，他赞美乔峰、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提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思想，强调侠士对国家、社会应负的责任。金庸是在小说中以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中华各民族关系的第一人，他小说中的一号英雄乔峰是契丹人，一号美女喀丝丽是回族人，一号明君康熙是满族人，这些看似巧合，其实在偶然之中透露出必然。 除了更新武侠小说的精神意旨，金庸也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中期以后，他的小说由重视浪漫主义想象转向重视象征寓意。传统武侠小说一般是浪漫主义的，像鲁迅用表现主义方法去写《铸剑》是很重大的发展。金庸从《神雕侠侣》开始，就在小说中增添了不少象征寓意的成分。绝情谷里的情花就是一例，它象征着多样、甜蜜又带刺的爱情，它既寓含了杨过和小龙女的终身相守，也包容了绝情谷主与妻子裘千尺的相互加害、李莫愁和陆展元的残忍和痴情。在严家炎看来，最能表现金庸小说象征意味的作品当属《笑傲江湖》，小说通过五岳剑派与日月神教的较量，象征性地概括了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它表面上看是一部武侠小说，其实又是一部长篇的政治寓言。故事没有点明发生在什么朝代，恰恰更增强了他所概括的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感觉，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上，似乎只有卡夫卡作品方可比拟。” 在语言使用上，严家炎不同意王朔的说法，他觉得这不能说是一种“死去的语言”，金庸写的毕竟是古代，他的小说一方面使用的是新文学白话文，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白话小说语言的长处，此外近代翻译小说也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金庸从小既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类古典小说，也喜欢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等西方小说，他还喜欢读‘五四’新文学家鲁迅和沈从文的小说，这些作品都成为他广泛吸收的艺术营养和宝贵资源。在金庸笔下，没有了侠客们腾云驾雾或口吐一道白光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的描写，他的武侠小说大大地被生活化了。”读金庸小说，读者常常会联想到《庄子》那样瑰丽恣肆的想象力，也会被其中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所感染。因为古典小说的影响，金庸很注重节奏的调整与变化，一场紧张厮杀之后，随机出现光风霁月、燕语呢喃的场面，这种一张一弛、活泼多变的艺术节奏给读者带来很大的艺术享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