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文学的创作和存在方式，空前拓展了文学发表的空间和传播途径，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生态和审美趋同。网络文学、数字杂志、手机文学、数字报纸等的流行，使得文学的传播、交流和互动更为便捷，文学的价值观念、审美追求更为自由多元，文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与“繁荣”。与此同时，文学“准入”的门槛降低，文学创造成为文学生产，价值观念混乱、审美趣味畸形、制作草率粗糙、类型化和同质化等一系列问题如影随形，出现了“海量”与“速朽”齐飞、“过剩”与“稀缺”并存的狂欢图景和迷离景观。柯勒律治有诗言道：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全媒体时代文学的精妙隐喻——文学作品如恒河之沙，却没有多少可以直接饮用的清甜淡水。从情感深度、精神力度以及人类的普适价值等方面来看，全媒体时代的文学拒绝深刻，追求平面，沉湎世俗，崇拜平庸甚至沦为庸俗，与传统文学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尽管偶尔也有差强人意的作品，但总体上呈现出精神上的贫困和艺术上的平庸。这种全媒体时代的“市场焦虑”与文学的“艺术正向”之间的悖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全媒体时代审美的深刻变形以及畸形，已经不是康德《判断力批判》中所谓的纯粹形式问题，也不是文体、叙事、风格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复杂社会内涵的文化和审美问题。在所谓现代性的规训和市场丛林的操纵之下，我们已经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面人”，人文承担、责任承担、艺术承担等严重缺席，精神层面的内在活力和紧张已消失。在现代性水过而地皮尚未湿的尴尬情境中，我们又被所谓的后现代洗劫一空，成了实实在在的橡皮人和空心人。我们的生活和世界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整体，个人很难抽身而出，但其本身却是支离破碎，个人也是原子化的。我们接受大量过剩的信息，却对实际发生了什么了无兴趣。越来越多的大众话题，越来越少的个人意识，使我们处于精神涣散、杂乱无章的境地。每个人都想从大海沉船上救出自己，但都找不到、也抓不住一个“稻草”。中国的人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各种不同文化和价值撕成如此不堪收拾的碎片。精神深度、道德关爱、责任担当、终极关怀等传统文学所承载的深度模式，被世俗化、大众化、平面化、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等调侃、解构乃至摒弃，削平高度和取缔深度内化为社会主潮，文学的审美认同标准和价值厘定尺度漫漶不清甚至完全消解，文学呈现出可技术复制的平庸特征。如何在自由写作中承担责任，如何通过审美对象来把握自身命运和现实的关系，如何超越现实生活的碎片化和强制性，如何将日常生活重压下潜藏的东西呈现出来，构建生活及存在的意义，成为全媒体时代文学的中心问题。
    相较传统写作，全媒体时代的文学在创作、发表、阅读、互动等方面更为自由和便捷，但在责任担当、精神自律、意义建构和艺术探求上，出现了严重的空位和缺席。在一些作者看来，“我的地盘我做主”，写作可以无拘无束，可以自由自在，可以游戏调侃，可以低俗庸俗，可以嬉笑怒骂，可以秽语连篇，“我写故我在”，只要自己悦心快意即好，只要能取悦大众就行。因而，欲望性爱、政治八卦、血腥暴力、打斗猎奇成为其鲜艳标签，同时也成为其鲜明症候。精神品质、思想内涵、心灵抚慰、存在勘探等文学所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被无情放逐，文学成为大众通俗甚至低级庸俗的欲望狂欢。在他们看来，鲁迅所谓的“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或者“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式的写作，不过是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是孔乙己式的迂腐多情。于是，“文艺的精神品格和价值承担、人类的道德律令和心智原则，终于让位于个体欲望的无限表达，在线写作的修辞美学让位于意义剥蚀的感觉狂欢，失去约束的主体在虚拟的自由里失去的是现实的艺术自由，得到解放的个体最终得到的只能是消费意识形态的文化表达，导致许多网络作品创作者淡化或者放弃了所应当担负的尊重历史、代言立心和艺术独创、张扬审美的责任。”(陈竞：《网络文学：繁荣背后的问题与反思》，《文学报》2009年5月14日)我们看不到精神的磨砺，灵魂的冲突，艺术传统的赓续以及新的美学上的探索，诸多消极的、畸形的精神暗面、人性弱点和价值追求被无限放大，欲望化、物质化、犬儒化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方式被高度肯定，文学成为一用即抛的速食快餐和消遣纸牌，这些都使得全媒体时代的文学出现星星多而月亮少、砂砾成堆而珍珠近无的可怜窘状。全媒体时代的写作，如果不能建立积极而自由的写作主体性，建立文学与现实生活的依存性关联，建立强健的精神品质，挖掘思想深度，提升艺术高度，就很难突破目前的“海量”与“速朽”齐飞、“过剩”与“稀缺”并存的矛盾悖反。
    当然，全媒体时代不乏具有担当和自律的作家，但由于缺乏辽远的目光和宽阔的视野，无法穿透碎片化、物质化和同质化的生活，建立起对精神生活的整体性理解。他们可能对自己生活的土地和熟悉的领域有着深刻透彻的理解和书写，但缺乏超越性的精神视镜，局限一己小悲欢的咀嚼，无法反映整体性、普泛性和本质性的问题，从而局促了自己的精神领地和艺术探索。传统文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过全媒体时代由于写作的惟市场、惟大众马首是瞻，这个问题凸显得尤为严重和突出。我们这个时代虽然碎片化、娱乐化、物质化，但人类生活几千年来形成的基本价值尺度和精神理念并没有失去意义。无论是虚构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都需要呈现出生活中被遮蔽、被钝化、被忽略的敏感、疼痛及伤害。文学家的职责，即是在日常生活逻辑和文学伦理逻辑之间寻找这些差异，并能通过恰切的形式，传达出对世界万物和人类本身安身立命的东西。博尔赫斯说，“故事一页接一页进展下去，直到它展示了宇宙的各种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表层生活下的深层勘探和价值确认。倘若不能呈现人类和万物的“各种尺度”和基本价值，不能发掘出生活岩层下的神秘节点，不能阐发对生活的深沉洞见，那么这样的文学肯定是无力的。
    这就需要有灵魂的写作。精神是普泛的，而灵魂是个体的。作家必须深入到自己的生命里面去，看清自己，否则就无法去讲述；同时，又要超越自我，成为“他者”。就是在“我”的生命看见了“你”的生命，通过“我”的生命把“你”的生命故事讲出来。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呼喊的“我不能成为没有别人的自我。我应该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发现别人”。在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文学书写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卡夫卡所说的“人在自我中永远地丧失了”，或者是社会表象的浮泛再现和社会学分析，或者是刚下潜到人性的深处，却很快露出水面。文学当然基于个体的体验，但这种体验如果不能同他人、人类、世界建立积极的沟通和联系，也就很难唤起不同读者对生活世界的多层面的理解和想象。如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里克谢耶维奇，“看遍了他人的痛苦”，她自己亦“活在其中”。读她书中那些不同人群、不同声音讲述的奇异而残忍的故事，我们麻木的心灵恢复了感觉、疼痛和被撕裂的感觉，仿佛看见了我们自己、我们兄弟姐妹的命运。一切好的文学，实际上都是“从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在自己身上发现他人。”文学家的使命，就是用精神、价值、理解、沟通等作为材料，建造“自己”与“他者”互相通达的桥梁，区别只在于桥的大小、宽窄、承重，更多的弄文学的人一辈子也搭建不起来。对于全媒体时代的文学而言，只有深入自我又超越自我，看见“自己”又能沟通“他人”，基于个人体验而能到达远方，做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才有可能逃脱“速朽”的厄运。
    不可否认，全媒体时代为文学卸下了与之无关的种种辔头，为文学创作的自由、多元、丰富、繁荣提供了空前的可能，为文学与读者的接近与互动提供了很大的便捷。与之相随，大众化、世俗化、商品化和消费化的浪潮又使得文学丧失了审美品格和精神关注，繁荣的表象下潜藏着危险的暗流。正如本雅明在《经验与贫乏》中所言，“随着技术释放出这种巨大威力，一种新的悲哀降临到了人类的头上。”这种“新的悲哀”，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的贫乏，“也是人类经验的贫乏，也就是说，是一种新的无教养”。这种经验贫乏，并不意味着人们不渴望新的经验。反之，“他们试图从经验中解放出来，他们渴望一种能够纯洁明确地表现他们的外在以及内在的贫困环境，以便从中产生出真正的事物。”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只有克服外在的喧嚣与内在的贫困，冲出技术与市场的束缚限制，关注并反映具有整体性、普泛性、本质性和迫切性的时代困惑和精神问题，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事物”。文学固然要考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要求，但不能牺牲其精神性和艺术性；固然要追求生活化和世俗化，但不能庸俗化和低俗化；作家要考虑读者的意见，但不能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完全被读者和市场左右。只有处理好了市场需要和文学追求之间的关系，解决了市场焦虑和艺术之间的困惑，拒绝时代的订单，内嵌光阴的力量，揪住灵魂的冲突，关切人类的命运，在精神和行动上与所处的时代缔结深刻的牢靠的联系，守护爱、美、善与良心，并能在艺术上赓续传统甚至羽化蝉蜕，才有可能为人类提供柯勒律治所谓的可以直接饮用的清甜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