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78到2018，中国走过了改革开放的40年。40年间，中国的文学也从僵化的一体化格局走向多元化的开放道路。在与世界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对话中，中国作家建立了文化自信。莫言作为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见证了时代的发展，也彰显了40年的文学成绩。为了总结40年中国文学的成就和宝贵经验，思考当下文学存在的问题，2018年11月10-11日，由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莫言与世界文学艺术”研究中心（筹）主办的“莫言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召开。 开幕式由山东大学青岛校区曹现强副校长主持。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永兵为首都师范大学张志忠教授颁发了兼职特聘教授证书。山东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邢占军对所有参会嘉宾表示了欢迎，他说莫言与山大有缘，山大也将莫言文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的举办，能让各位有识之士各抒己见，碰撞思想，获得更多更新的学术灵感。张志忠教授做了《莫言与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的主题发言，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成就了中国文坛的黄金一代。作为莫言曾经的同事、好友的山东大学贺立华教授则以莫言与山东大学的密切关系为切口，讲述了他眼中这个与山大“渊源颇深、故事很多”的莫言，以及莫言获诺奖后在山大任教的趣闻。贺立华回忆了莫言受聘为山大硕士生导师时的激动与忐忑，还记着莫言的话：“作家写不出好作品，臭的是自己，而教授教不好学生，却是误人子弟。”来自国内外5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和有关单位的老、中、青三代学者百余人共聚一堂，围绕着“莫言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会议议题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背景中的莫言研究、改革开放背景中的作家个体研究和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三个层面。此外，会议期间还专门组织了学界与期刊媒体的专题对话会。 一、改革开放背景中的莫言研究 莫言研究是整个会议的中心。莫言1981发表处女作，至今仍笔耕不辍，他是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创作与改革开放的历程几乎同步，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彰显了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成绩。与会学者认为，要从时代的角度让莫言研究回归历史与现场，将莫言研究与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探讨，以期推动莫言研究向纵深发展。 第一，关于莫言研究的再思考。近年来，尤其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关莫言的研究蔚为大观。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丛新强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国内研究文章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展开：（一）莫言获奖的原因、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以及“翻译”的角色问题；（二）莫言作品的世界性，主要集中在莫言与马尔克斯、福克纳以及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等作家的比较研究；（三）莫言与中国叙事传统的渊源，尤其是莫言对《聊斋志异》的精神与鲁迅传统的继承创新的研究，与本土当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也受到关注；（四）回归莫言作品本身，立足文本细读和辨析，从创作整体、文本叙事等层面进行再解读。丛新强坦言，莫言研究存在大量的重复，作为一个学者要不断发现新的学术观点，不断寻找新的学术阐释。 与国内莫言研究的再思考相对应，山东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宁明对诺奖之后国外莫言研究进行了考察，认为英语世界的莫言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回应有关莫言获得诺奖的政治性解读、研究莫言作品与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文化视野下的文学审美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视阈下的研究。同时认为，文学翻译存在误读，而正是误读促进了作品的海外传播和接受，因此是有价值的。 山东大学副教授史建国对“莫言与地域文化”研究进行了再思考，他认为，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许多成果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通过问题的分析，史建国进一步指出，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应当注意区分文化共性与个性。这一论述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从文化角度进行莫言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对莫言研究现状的梳理、对“莫言研究热”的“冷思考”是必要而有意义的。目前，莫言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哪些研究是重复无效的？还有哪些可供开掘的学术空间？对莫言研究的再思考，显然有助于将这些问题推向深入。 第二，关于莫言作品的整体性研究。在文学观方面，西藏民族大学教授胡沛萍对莫言否定自己早期作品的现象进行解读，做出积极的价值阐述。湖北警官学院讲师周文慧通过考察莫言的演讲、访谈及创作谈，对莫言的文学创作观念从语言的使用、结构的安排、故乡背景的设置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宗刚从文学教育的角度对莫言成长为作家的内在肌理进行分析，莫言走向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外国作家、外国精神导师的引领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同时莫言还具有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吸收整合的“核心技术”。作为呼应，曲阜师范大学讲师李晓燕提出了莫言创作源动力的问题，认为莫言文学在典型人物创作、开辟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新历史主义书写等方面皆呈现出鲜明的原创性特征，莫言原创力的渊源体现在生命天赋、故乡文化、时代资源、阅读经验等方面。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洪岳和山东理工大学副教授唐长华则分别从宗教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莫言的整体性研究。前者认为，莫言从上世纪80 年代刚刚开始创作时的“天马行空”，而且“痛恨所有的神灵”的亵渎和反叛姿态，到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好谈鬼怪神魔”，再到新世纪作为创作主体开始不断地萦绕着悲悯、罪感和忏悔意识的演变过程，正是莫言宗教情怀和信仰维度在创作中的体现。后者则从齐文化的角度解读莫言小说的抗争和反叛精神，梳理了莫言小说中先民反抗的精神图谱，进一步阐明了莫言小说所蕴含的精神底蕴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第三，从接受、影响、批评、传播的角度切入莫言研究。作为一个跨越了改革开放40年的作家，莫言文学的接受状况如何？在当今“浅阅读”“轻阅读”和“碎片化阅读”的趋势下，莫言文学的接受又面临怎样的挑战？莫言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乔世华认为，莫言作品在年轻读者群体中存在误读现象，这与年轻读者缺失近现代历史教育、生活经验以及阅读经验有关。如果读者不能理解莫言作品的文学书写，那么，莫言文学作品的接受动力又从何而来呢？在这个基础上，乔世华进一步提出了成为经典的传统作家如何对待作品接受的问题。应该说，这样的探讨是有危机意识和现实意义的。 宁明则提出了莫言作品在海外的接受问题。她认为，9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广，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化的批评方式拓宽了莫言文学研究的边界，有助于向异质文化中的读者传播中国文化。由于宗教文化是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让外国读者更好更客观地理解莫言文学，宗教文化可能是打开认识之窗的一个途径。 批评与创作本就是一体两翼，两者相互促进，密不可分。山西省孝义市文联主席马明高对莫言的三种新作（小说《故乡人事》、戏曲剧本《锦衣》和现代诗《七星曜我》）进行了探讨，引出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新作从语言、思想深度及人物塑造等方面回应了之前批评家对其作品的质疑，肯定了莫言新作中体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和民间立场，认为批评家的批评为莫言创作提供了滋养。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李彦文则用回归历史现场的方式，还原80年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考察莫言在文学新人期受到文坛主流的影响情况，从创作与批评相互影响的角度对莫言创作风格的形成做了阐释。山东理工大学讲师张相宽通过对《丰乳肥臀》不同版本的对校、汇校和谱系分析，指出《丰乳肥臀》版本的历次修改充分体现了莫言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特征，反映出莫言创作观念的嬗变、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这种回归史料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值得肯定。 第四，莫言作品的文本分析。许多学者的批评仍然围绕着文本展开。张学军提出了庙宇神像在莫言作品中的独特存在，认为神像意象反映出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民俗意象，提升了作品的文化蕴涵。潍坊学院莫言研究中心主任王万顺对莫言作品中出现的红歌曲目进行系统地统计和梳理，结合具体文本对莫言之红歌书写的叙事功能展开了细致分析，认为红歌书写反映出了相应的时代特征。枣庄学院副教授裴争探讨了莫言小说中的痴狂者形象，她将痴狂者形象分为懵懂无知的痴傻儿、敏感叛逆的癫狂者和民间的动物精灵三种。认为痴狂者形象谱系正是西方文化中的非理性、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和民间神秘文化杂糅的产物。此外，与会学者还围绕莫言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残缺美学”、女性人物形象等主题展开了探究。 通过对文本细读的研究，很多学者获得了新的发现。丛新强指出，《食草家族》这部缺乏重视的作品，其实是莫言小说的最核心的文本。他通过《檀香刑》与《金瓶梅》的比较，提出了莫言小说中蕴含的世情小说的叙事传统。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郭洪雷把《透明的红萝卜》作为讨论对象，结合作品中的许多细节，指出了莫言创作与麦卡勒斯、茨威格、卡尔维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创作之间的关联，进而得出莫言并非原创性特别强的小说家，而是一个生发型的小说家的结论。吉林大学教授王学谦对莫言的《锦衣》从民间的角度进行了细致解读。德州学院副教授刘耀辉对《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形象的创作原型进行了探源。这种回归文本细读以发现新问题的学理思路，对莫言研究富有启示意义。 第五，比较视阈下的莫言研究热度不减。武汉轻工大学副教授喻晓薇从文体学角度探究莫言小说与明清笔记小说的关系；湖北警官学院副教授彭宏从审美角度探讨了莫言与马尔克斯笔下英雄形象的异与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教、韩国学者薛熹祯对比了莫言与韩国作家玄镇健的创作；中国文联出版社总监蒋泥从创作手法的角度比较了莫言、阎连科与黄国荣的长篇小说。此外，莫言与赵树理、张炜等当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也引起学者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学者从文学的共性与个性、作家的民族性与国别性等角度拓展了莫言及当代文学研究的维度，向我们呈现出了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的莫言”、“东亚的莫言”。这对于推动莫言文学的海外传播与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改革开放背景中的作家个体研究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文学呈现出众声喧哗、百家争鸣的景观。探讨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学，离不开作家的个体研究。在莫言研究之外，大会还围绕40年间中国文坛有影响力的作家展开了探讨与争鸣。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赵黎波围绕高晓声的创作及30年来有关高晓声的评价展开探讨，认为新世纪以来，随着“底层写作”热的不断升温，高晓声这个在上个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被严重“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作家又重新被提起。近30 年来有关高晓声小说评价前后相异甚至大相径庭的结论，昭示着文学界思想资源、批评路径及价值立场的变化动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韩鲁华就贾平凹的新作《山本》做了历史叙事方面的探讨。他认为该小说是具有历史总结与反思的大作品，它终结了以往的历史叙事，不仅从人、佛或上帝的视角审视历史，而是采取了天地神人相融会的视角。这对已有的历史叙事和当代文学叙事的规约性构成了挑战。与之相呼应，岭南师范学院副教授周显波也谈到了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的历史叙事问题。他指出，贾平凹长篇小说常常以游荡人物的游踪作为文本结构，生活的空间虽然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现，但是历史建构的深度却遭到搁浅，并进而提出当代小说作家的历史观与历史书写等相关问题。菏泽学院程娟娟对贯穿贾平凹创作的神秘主义色彩进行了论述，指出《山本》中的神秘主义书写是对民间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家在虚实相生的美学境界中表达了万物有灵的朴素信念，但神秘主义的过度书写削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崔志远从主题原型的角度对张炜的《你在高原》进行了解读，认为，《你在高原》的主题原型有橡树路、阿雅、田园、流浪与行走等，这些原型富有深刻的寓意。现代社会的人们面对着如何既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又不失人文精神的艰难甚至无望的悖论选择，《你在高原》系列小说的思考超越了地域和民族，是一种对于人类危机和救赎的更为形而上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王爱红提出了张炜作为“海上丝路文学”范式新构者的理念，探讨了张炜笔下“徐福东渡”的书写艺术，认为徐福的形象及其文化意蕴，对于理解张炜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太原师范学院教授傅书华围绕张平的新作《重新生活》展开论述，认为该小说从细节、场景、情节、人物言行等方面都做到了艺术真实，是近距离关注社会现实生活的一部小说。然而作品也体现出了作家人生经验的局限性。傅书华从张平的创作出发，对50后作家的创作局限做出了比较有见地的批评，认为当下“50后”作家创作辉煌表象的背后其实暗含着隐忧，他们原有的价值心态和情感心态都不足以应对新的语境，如果不能完成自我超越，想有突破是很难的。这样的反思体现了学者可贵的问题意识。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刘永丽围绕王安忆的《长恨歌》探讨了上海怀旧作品中的器物描写。认为，对繁华上海器物的怀旧言说透露出全球化语境中民众的焦虑，体现了去民族化、亲殖民化的倾向，体现了传媒语境下娱乐消费为主导的文化特征。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徐洪军对铁凝早期作品《哦，香雪》进行了再解读，同时对该部作品的批评史进行了反思。认为该部作品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憧憬的一个新起点，批评界对它的解读开拓了文学研究的阐释空间，也显示了不同时期文学话语权的嬗变。 北京大学博士赵路平就格非小说中的自杀书写做了探讨。认为在格非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自杀”一方面是其文体实验的一种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时间与历史意识的体现，是对注重整体性、理性和线性发展的现代历史宏大叙事的瓦解，这种书写使得历史与记忆发生错乱零散。赵路平通过文本的分析，进一步指出，这种自杀书写也隐含着知识分子优势地位丧失以及价值观念改变等寓意。 温州大学教授孙良好对余华的《活着》与张翎的《死着》做了对比。他以文本细读为基础，从“生死”命题、人物形象、叙事艺术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了两个作品分别蕴含的生命哲学，进而将两个核心人物福贵与路思铨相互参照，最后从叙述结构、叙述者、叙述视角三个方向探究饶有意味的叙事艺术，凸显《死着》相较《活着》在“生死”命题书写上的突破和创新。 以上作家个体研究涉及贾平凹、王安忆、张炜、铁凝、张平、格非、余华等当代文学比较重要的作家，他们多为“50后”“60后”，文学底蕴深厚，创作历程较长，是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与会学者从作家创作现象、经典作品及新近作品入手，立足文本，又不囿于文本，将作家放到时代与历史的背景中，借助作家作品反思时代，获得了较为宏大的批评视野。与“50后”“60后”作家个体研究形成对比，“70后”“80后”作家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群体性上，如枣庄学院副教授马芳芳对“80后”叛逆叙事演变的研究，山东师范大学讲师祁春风对青春叙事的研究等。除了小说家的研究，与会学者还围绕诗人林莽、欧阳江河及旅日作家李长声的散文随笔做了相关方面的探讨。 三、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出现了三个重要的维度。第一是从宏观角度探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在文化和社会学层面梳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以总结经验教训。第二是对40年文学局部特征的概述，从某一文学现象入手，以局部观整体，发现当代文学的一些共性，以揭示创作规律。第三是从文学理论建构的层面不断深入，对当下作家的创作困境及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文学问题做理论层面的探讨与回应。 第一，张志忠就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做了宏观阐述。他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改革开放时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40年间文学整体创作环境良好，作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情。以莫言为例，莫言的创作历程不是没有坎坷，也曾受到批评、质疑，然而良好的创作环境使莫言充分发挥了他的创作个性。因此，作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受惠者。（二）创新与探索的时代精神，认为这是一个劳动、创造、发现、进取的时代，文学也要创新。他以莫言、余华等作家的创作为例，指出他们的创作探索性明显。文学表现时代，不仅表现在作品里，也表现在创作探索的过程当中。（三）“黄金一代”作家创作的成长特点：从倾诉到自我反省与审视。张志忠提出，这代作家经历了从青春到知天命再到耳顺之年的写作历程。他以莫言为例，认为莫言早期的作品大多采取儿童的视角，但是新作《故乡人事》，不仅有当年孩子的视角，还有耳顺之年“我”的视角，审美风格从青春的张扬转向了“沉郁顿挫”，创作姿态也从“倾诉”转向了“自我反省与审视”，这是这一代作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在铁凝、贾平凹、王安忆、苏童等作家的创作中都有体现。（四）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宏大叙事和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张志忠将“黄金一代”作家同“80后”作家的特点进行比较，认为这代作家的人生际遇决定了他们普遍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命运连在一起，作品关注历史，体现出宏大叙事的特点。同时指出“黄金一代”作家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梳理作品的人物形象对总结、概括和阐述40年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成就是必要的。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勇对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进行了症候式分析和全景式扫描。他认为40年可以分为新时期文学20年和新世纪文学20年两个时代。这两个20 年之间具有错位呼应的对应关系，即新世纪文学前10 年，同20 世纪90 年代之间具有承继关系，后10 年代则同80 年代具有对应关系。他以底层写作为例，认为底层文学写作贯穿了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和新世纪前10 年的文学思潮。进入新世纪文学的第二个10年，底层写作的精神倾向性加强，开始偏离90 年代所主导的欲望化写作，同20 世纪80 年代形成了隔代的精神对应关系。渤海大学教授刘广远提到了作家的代际关系问题，认为探讨时代文学无法脱离同时代的作家，把握不同代际作家的创作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交融碰撞，可以成为管窥40年文学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个窗口。同时指出了不同代际作家缺少交流互动的问题，认为观察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传承模式、生成形态、发展趋势，能更好地理解当代文学和中国文学。 第二，部分学者从当代文学的局部特征及某一文学现象入手，围绕着审美与文化精神展开了深入讨论。武汉大学教授樊星提出了当代文学中的“寻根”现象，将1980年代的“寻根热”与1990 年代以后的“寻根”力作联系在一起，认为“寻根”现象并未随着“寻根”文学思潮的消退而消失，它仍然是当代作家追寻民族魂的重要途径。不同代际的作家的“寻根”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也有不同的发现。如何将“寻根”的事业进行下去，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 集美大学教授罗关德提出了中国文学的草根性特点，认为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是草根逐渐地变成了主流，主流又不断受到新的草根的挑战。20 世纪鲁迅、赵树理、沈从文、莫言分别从草根走向主流的过程，隐在地表现了文学从传统的封建道德到现代思想启蒙的过渡，又从思想启蒙到以政治化、大众化为表征的政治文学的过渡，再到注重情感宣泄的疏离政治的文学和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多方位颠覆的过渡。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也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社会的审美价值的转变。 湘潭大学副教授龙慧萍认为，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在80年代以后作家普遍向西方学习的大趋势下并未断竭，在90年代的创作中有复兴的趋势，在新世纪重新获得了强大的感召力，这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当代作家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转化。通过论证，她进而提出“如何在古典与现代融合的基础上保持作家创作个性”的问题。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赵冬梅提出了以“荒诞”收尾的文学现象。她考察了韩少功、阎连科、贾平凹、王安忆等几位“50后”作家近年来的长篇小说，认为荒诞是作家在探求作品的艺术创新、隐喻寄托、民族或时代寓言时的一种书写策略，但更是某种写作困境的症候式体现，是创作主体把握历史与现实无力感的一种逃避方式。 第三，理论层面的探讨将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整体性研究推向深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段崇轩分析了当下“非虚构”文学潮流的局限性，提出了建构文学“虚构”诗学的问题。相对于非虚构写作，虚构是文学的本质特性。莫言虚构的“高密东北乡”和40年文学历史中杰出作家的创作都表明，小说要发展，必须建构自己的虚构理论。在对中西方文学虚构理论探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虚构诗学”建构的四个层面：确立文学的独创性；强化诗意性品格，要在坎坷的人生中写出生命的力量和精神的寄托；突出理想性因素，努力表现作家乃至人类的愿景和理想；体现文学的“总体性”特征，写出与转型时代相匹配的大作品。 山东大学教授孙基林提出了“诗歌叙事”的问题，认为诗歌原本是一种抒情的文体，自80年代初当代诗歌却出现了大面积叙事的思潮或倾向。从叙事角度观察诗歌可以为诗歌研究开辟一个崭新的空间。同时他也指出了诗歌叙事与小说叙事的不同，诗歌叙事不追求叙事的故事性、情节完整性以及逻辑关系等，而是具有间离性，这就增加了诗歌的张力与空间，带上了“反叙事”的特征。 此外，来自日本放送大学的金学文教授以及来自意大利巴勒莫大学的朱西教授也分别进行了发言。金学文谈到了中国对日本文学和韩国文学不同的接受度，阐述了自己对中日韩三国文学的关注与理解。朱西教授则提及了自己求学过程中最初缘何专注中国文学的经历，以自身的国际视角谈了莫言作品的研究与传播。 本次会议以“改革开放背景中的莫言研究”为中心，兼顾中国当代文学的其他作家作品，从文学外部与内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创作等多个维度展开争鸣，推动了莫言研究及改革开放40年文学研究的深入。进而，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经验与教训，从理论层面对社会转型中的文学问题作了回应，体现了明确的问题意识。本次学术会议的召开，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对于从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角度讲好中国故事、表达中国声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石立燕，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丛新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