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小被阿姆用三百斤番薯丝买来，从未见过养父，六岁到了香港，临青春成长，一切感受格外尖锐。屈抑时不免思念生父生母。少年人的心思因文艺熏染启蒙而渐渐倾向左翼，遭遇香港反英抗暴风潮，他撰文，印刻传单，和一个领袖气质的男同学一个女同学组成三人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电灯泡，却在风暴退潮后意外地被那女生选择，结为夫妻。妻子的个性和阿姆一样强，在阿姆过生后，他离婚了，找到生母并购屋为她养老。他成为副刊的主编，文艺的心复活，几番女子倾心，又各归各位，好比搭在子时零点的末班车上，绰约见晨曦微露，却是人家的明天了。他独自旅行去南国，忽见红豆，所有的恩欠，困囚，他的蛊，忽得一个名字——相思。
    王安忆《红豆生南国》，原载《收获》2017年第1期。
    “香港的故事，愈说愈长，愈说愈乱，到底该怎么说，香港的故事？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什么位置说话。”
    ——也斯《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
    另一种“香港的情与爱”
    “香港使我想起人生中的某个时刻，这时刻被漫长的时间过程稀释了，变得比较柔和，不那么刺人心肺，成为一种几乎可说是滋养性质的阵痛，点缀我们的生命。……我是要写一个用香港命名的传奇，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1993年，王安忆在《“香港”是一个象征》中如是说，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香港的情与爱》正是作家为“香港”量身打造的“传奇”。“上海-香港”的双城镜像为论者津津乐道之余，王安忆以“外来者”（outsider）的眼光对香港进行的“纪实与虚构”，并非没有引起香港本土评论界的隔膜与质疑——其中的倒错，则恰好为王安忆独特的“香港书写”情结开辟空间。大概是名字起得太好的缘故，“香港的情与爱”后来竟逐渐脱离小说本身，演绎为香港城市书写的母题一种。以“情与爱”起事的“外来者”王安忆，却偏偏以寓言的方式击中了某种“香港传奇”的精髓：这“传奇”，上起张爱玲《倾城之恋》，后有施叔青《香港三部曲》，黄碧云《无爱纪》，李碧华《烟花三月》等等，遍地开花。此后，更在王德威处得到进一步阐释：“香港的地志学不妨与香港的情欲学相提并论；香港的历史就是香港的罗曼史。而在所有的香港想象中，又有什么比虚构叙事更能托出香港情与爱的征兆？”
    因此，在时隔二十四年后的2017年，王安忆在最新发表的中篇小说《红豆生南国》里再次挑中香港，很难不牵动有心人的联翩浮想——更何况这则以“红豆生南国”为题，以“相思”为文眼的故事，很可以视为“香港的情与爱”母题的又一番演绎。
    《红豆生南国》的人物大多没有姓名，主人公仅以“他”相称。自幼以“三百斤番薯丝”的“极贱”的价钱卖给养母，“他”在六岁时随养母从闽南偷渡到香港寻找“卖猪仔去了菲律宾”的养父，寻养父不得，便在香港扎根下来。从风云激荡的五六十年代到人心栖遑的世纪末，主人公在香港度过了童年与青春；经历了学运，恋爱，婚姻，丧母，离异，寻亲等一系列浮沉，一晃眼已是中年。不难发现，和《香港的情与爱》相比，王安忆在《红豆生南国》中的突破，首先在于选取了一个更为内部、在地的视角介入香港：虽然主人公仍有割不断的闽南原乡，政治上属于少数派的香港左翼（这恰是王安忆的匠心所在）；但以粤语为母语，几乎在香港度过了大半个人生，我们的主人公即使不同于本港生人，也已和曾经候鸟般的“逢佳”（上海新移民）与“老魏”们（旅美华侨）有了清晰的身份分野。其笔下的香港，也就不再仅仅是一方中转的港口，一座不夜的璀璨商场，甚至不再是一个传奇般聚散无期的“大邂逅”。在更多细致平朴的叙述之余，不乏睿智的观察，与体己的人间烟火气。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说的，“这城不会泄露它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掌纹一样藏起来，写在街角、在窗格子里、在楼梯的扶手上、在避雷针的天线上、在旗杆上，每个环节依次呈现抓花的痕迹、刻凿的痕迹、涂鸦的痕迹。”在《红豆生南国》里，王安忆如何追随者主人公“有情”的一生，有效地“介入”香港，遂成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换句话说，发现时间与人文在空间里留下的“痕迹”，再现香港，让城市自己开口说话。
    “填海”的寓言
    高度浓缩了百年历史，建筑、街区与族群面孔皆驳杂的香港，确可谓“挤得灿烂”。无怪乎小说家往往从时间与空间落笔，信手拈来，热热闹闹，为香港想象踵事增华。香港学者黄念欣曾在评论《香港的情与爱》时指出，王安忆以北角为“边界”进行的虚构，其实将真正的香港人（甚或香港）排除在外。《红豆生南国》的开头，主人公与养母乘大木船登陆香港，第一个落脚点是九龙的新填地街。在此地度过的童年虽是“一段极苦的日子”，却为小说全文埋下伏线。与作为新移民社区，有“小上海”或“小福建”之称的北角不同，19世纪末由填海取地而来的新填地街，从半岛自身的文化肌理生长而出，再无所谓“边界”。王安忆了然“填地”二字的历史意涵，不仅在于以一处“无中生有”的土地安置“外来者”的命运，更牵连出香港独有的空间生成经验：填海取地，寸土寸金。百年海岸线因为人力工程而持续变迁，在人们为一座现代都会的璀璨与传奇性拍手称奇时（当年的王安忆也是其中之一），不断消失的滩涂，港口，码头与岛屿却很少为人注意。对于“填地”意义的指认与揣摩，到了90年代维多利亚港前的一幕，则更加引人深思：
    “填地日益增阔，地上物堆垒，天际线改变，变成几何图形，等到天黑，将大放光芒，此刻还封闭在新型建材的灰白里。汽笛声被夹岸的楼宇山峦吃进去，吐出来的是回声，海湾已成回音壁。这是香港吗？他都不认识了！”
    回声是被时间过滤了的声音。变迁的天际线与海港上空的汽笛声，主人公的喟叹，都提醒着我们这是两个时代的对话：五六十年代，与回归前后的世纪末。小说中的时间从来都是不均质的，在《红豆生南国》里，王安忆有意略去了七八十年代——而这恰恰是香港经济腾飞，改头换面为国际金融大都会的年月。于是猛回头，好一个“相遇不相识”。香港沧海桑田，甚至连汽笛声都无法穿透岸边坚实的混凝土森林，海湾已成回音壁。此处的城市景观（cityscape）或声音景观（soundscape），即是空间化的香港时间，也是时间化的香港空间，构成一则高度浓缩的香港寓言。这一回，王安忆像一个真正的闲逛者，绕到了繁华盛景的背面，看见了在扩张中消逝的莫可奈何，她所捕捉的“痕迹”，恰是对历史的敬重。关于填海与消逝的寓言，令人想起香港诗人也斯在诗歌中表达过同样的思考：
    “最繁盛的商业中心！”真没有意思……但我也不想说一切
    只有破碎，这儿一切只可以是
    矛盾和嘲讽的景象，说所有事物
    变化得这么快所以我们并没有
    历史。
    ——《大角咀填海区》，1994
    值得一提的是，《红豆生南国》的主人公自小是“文艺青年”，青春启蒙读物是戴望舒、徐志摩的五四抒情诗，这奠定了他此后一生与文艺纠缠的命运。即使是在狂飙的六七学运里，少年革命的情怀，也有着一颗“抒情的，诗意的，浪漫的核心”。在往往被刻板指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社会，如此旧文人趣味，自然令主人公显得格格不入。但也正因为这格格不入的文艺或诗意，能体贴入微，敏锐触碰到一个潜藏在市井中，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香港。从路边火油炉里的滚烫面线，新填地街的腐烂水果香气，到粤剧院里的男女丽人，“困窘的现实里，更需要开辟出另一个空间，存放截然相反的储藏”。最后汇聚到对“填海”的凝视中：王安忆在香港贯谈的“时间心结”之外，看见了“空间尽头”的焦虑，进而提出以边缘化的文艺抚平香港焦虑的可能性。这又令“填海”寓言开出新的层次来。正如小说中的李小姐对于“有形”与“无形”的理解：“地产是有形资本，艺术则是无形，有形资本已近饱和，不说远，只说近，香港的楼房，如同森林，向海湾取地，终有取尽的一日，而无形的——她做了一个向天空盛开的手势，有如舞蹈。”
    怎样的“南国”，生出怎样的“相思”？
    小说结尾，我们的中年主人公从一场又一场的相亲会上出逃，如同自我放逐般出门旅行。“就像一个中情蛊的男子，走也走不远，走也走不久，还是在南亚，同一气候带上，台湾。”行至宝岛最南端的垦丁，看见了丛丛簇簇的红豆，俗称“相思豆”。心惊之余，主人公有如大梦初醒：“他的恩欠，他的愧受，他的困囚，他的原罪，他的蛊，忽得一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王安忆如起兴般早早引出“红豆生南国”的诗题，却按而不发，直至最后才揭开谜底，如同抖落藏在袖笼中的一枚红豆。台湾之旅的故事遗世独立，意在言外，兀自将情蛊、恩情、原罪与相思一股脑统统抛出。但又如禅机故事，虚虚实实，参悟与不悟，中蛊与解蛊，有情与无情，只在一念之间。为何是台湾？为何一个香港故事要以台湾做结？穿针引线的“情蛊”的故事，“受恩”与“相思”又当作何解？以上种种，怕要交给读者自行裁夺。但颇为值得玩味的是，正因为结局这节外生枝的一笔，的确将作为人文隐喻与身份地理学的“南国”推到了舞台上来。
    稍加留意的话，《红豆生南国》暗中牵及了一连串地理坐标。无论是气候带上的南亚，文化上的岭南与闽地，还是“阿爹”走失的南洋菲律宾，“南国”始终是复义的。在南国的土壤里生出的身体，亲缘与国族因此也是复义的。“南国”当然可以是王安忆念兹在兹的香港，是作为镜像的台湾，却也可以是主人公的原乡闽南，那操持着不同的乡音，尚存一息的母国温情。当我们在想象南国，谈“情”说“爱”时，其实是在不断面对陌生化了的边界（boundary），情感（affection）与认同（identification）问题。当生母和养母孰轻孰重成为一生的困题，当对于受恩与近昵的拒绝，对于界定身份的恐惧，一再驱使着主人公逃离，及至发出“放过我吧！”的呼告——而他确乎是执着于报恩的。“在他的身份处境，所谓至亲，都是有隔阂的。有亲无情，有情却无亲，情和亲都是有恩。”对主人公而言，最后也许无法决定自己能够“成为”什么，却至少可以决定自己“不成为”什么，“不成全”什么。在这种宁缺勿圆的姿态里，我们实在很难不从中看到香港主体的困囿。帝国印记，破殖民的迷思，还有如阿巴斯（Ackbar Abbas）所说的“消失/失踪”（disappearance）的本土焦虑，都以如同幽灵般在《红豆生南国》里游荡。何其辽阔，又何其暧昧，究竟是怎样的“南国”，生出了怎样的“相思”？这“相思”又要赋予谁？
    《香港的情与爱》曾这样言说逢佳与老魏的关系：“他们的关系与其说是凭‘爱’，不如说是凭‘良心’”。那么到了《红豆生南国》里，大概可以改写为“与其说是凭‘爱’，不如说是凭‘恩情’”罢。虽然小说也写到了主人公与诸位女子的情感纠葛，但这一次，“香港的情与爱”已经完全超越了男女情欲的书写。又或者不妨说，从“良心”到“恩情”，在王安忆的笔下，香港的情与爱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罗曼蒂克。其实自1983年初次访港后写下散文《美丽的香港》开始，王安忆对香港着墨次数虽不多，却始终饱满充沛。如同作家的创作，从80年代起就表现出的对于时代浪潮的分外敏感，这一系列香港书写，亦不断出现症候性的新变。可以说，《红豆生南国》的出现，为王安忆本人三十余年的香港文学想象补上了“后九七”的拼图。至此，是传奇也好，寓言也罢，王安忆的香港故事被连缀起来，浮出水面。这个故事横跨了香港文学-历史上关键的“回归”时分，在现实时局与文学虚构的并线发展中，作家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中，成为了一个值得继续探究的论题。
    如罗兰·巴特所言，城市是一种话语与符号建构，此番“接地气”的视角及其所能“看见”的“香港”，自然为王安忆打开了重绘香港想象的入口。这种讲述香港“本土”故事的尝试，是否包含王安忆对于“外来者”讲述香港故事的合法性的回应，我们不得而知。但仅就身份、时间与空间而言——对香港历史的嵌入、对特定空间的着墨都落到实处。这些绵密的人文历史，与主人公的“少年心事”和“罗曼蒂克消亡史”暗中精密贴合，读来让会心者惊喜；但又能在讲故事的表面做到不着痕迹，这自然是王安忆多年写作的功力。换句话说，王安忆的故事是有层次的，对话的声音亦是有层次的。即使对于叙事中的“香港”没有自觉体认，抑或不感兴趣的读者而言，仅作为演绎恩情、人性与人心故事的《红豆生南国》依旧成立、圆融——但那会是这篇小说的另一种读法了。
    2017/4/20 于美国杜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