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的队伍太庞大了，水平整齐，实力强劲 ●为什么福建盛产文学批评家？ ●一大批福建的小说作家正在专注地端详社会生活 文学地理的一个涵义即是，将地图上名山大川的标识置换为作家或者诗人的名字。例如，可以将福建的武夷山置换为柳永。“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许多人背得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柳永的籍贯是武夷山。柳永屡试不第，二十来岁离开家乡不再回返，自称“白衣卿相”，浪迹于京城与江浙一带。尽管如此，他仿佛在这一片土地播撒下了诗歌的种子。那些闽籍诗人字斟句酌地推敲自己的诗作时，不知是否记起了这位1000多年前的先辈？ 20世纪以来，福建著名的现代诗人首推冰心。她的《繁星》是公认的五四时期文学经典。迄今，围绕《繁星》的各种评论不计其数。然而，简约地概括《繁星》风格的毋宁说仍然是浓缩了她笔名的那句诗——“一片冰心在玉壶”。余生也晚，无缘领略五四时期冰心的魅力。当20世纪80年代，慈祥的“冰心奶奶”再度作为文学大师现身时，她已不再写诗。冰心发表第一篇作品的时候，福建的另一个著名诗人蔡其矫刚刚出生。蔡其矫生活坎坷，经历曲折，曾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耄耋之年，他仍然保持了诗人的形象：这一位诗人头发卷曲，面容黝黑，目光炯然。我曾经听到他以浓重的闽南口音朗诵自己的诗歌：“一切都因你而生动，波浪啊！”作为一个诗歌外围分子，那一刻我被深深地打动。 最近40年，福建最有影响的诗人显然是舒婷。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舒婷与北岛、江河、芒克、食指、顾城等诗人共同成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一场激烈的诗学辩论之后，“朦胧诗”的美学地位获得了认可。舒婷的《致橡树》等诗作入选中学课本。根据我的观察，许多人与舒婷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我是读着你的诗歌长大的”。她时常被一大批崇拜者突如其来地包围，镁光灯不由分说地亮起来，然后一大堆诗集堆在桌子上，签名、签名、签名。当然，各种世俗的荣誉无法迷惑真正的诗人。面对矗立于长江三峡的神女峰，舒婷的感慨是——“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我不再逐一罗列舒婷之后的福建诗人，这个队伍太庞大了。他们隐藏于大街小巷，优美的诗句时常出其不意地逸出一个个幽暗的窗口。月明风清的夜晚，他们或许会聚集在江滨公园一个简陋的舞台周围，兴致勃勃地朗诵自己或者他人的诗歌。如同“新生代”或者“口语派”一样，福建诗人偶尔也热衷于为自己的美学风格制造一两个特殊的称谓。相对来说，“闽东诗群”不是多么响亮的名称，根据地域命名而已。然而，这一批诗人水平整齐，实力强劲，“闽东诗群”的一个代表人物汤养宗刚刚荣获新一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 人们从“朦胧诗”诱发的诗学辩论之中发现，闽籍批评家构成了主力军。福建盛产文学批评家，坊间有“闽派批评”之称。王蒙当年曾经戏言，文学批评界“京派”“海派”“闽派”三足鼎立，这个概括令人鼓舞。所谓的“闽派”并未集合于福建的某个学术机构，亦不曾拥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批评家之间明显的共性毋宁说是“闽籍”。一批闽籍批评家汇聚于首善之区北京，声名远扬，例如谢冕、张炯、童庆炳、陈晓明；若干闽籍批评家分散于各地，佼佼者如上海的潘旭澜、李子云、朱大可，广东的谢有顺。当然，更多的批评家驻守于福建大本营，孙绍振、刘登翰堪称代表人物。众多闽籍批评家的成长背景如此不同，文学观念各执一词，彼此之间甚至出现各种程度的争论。 回到文学地理的主题，人们宁可关注这个奇特的现象——为什么福建盛产文学批评家？“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每一个批评家都拥有激动自己的话题，但是，这一片土地为什么赋予他们相近的文化性格？坦率地说，我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尽管我亦属这个队伍的一员。“闽人好辩”仅仅是哪一位大佬的戏谑之言，历史无法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写出《诗人玉屑》的魏庆之和写出《沧浪诗话》的严羽均为宋朝人士，二人可视为闽籍批评家的先贤。至于朱熹、李贽、严复，当为闽籍思想家的楷模。尽管如此，这些历史人物阐述的是普遍的义理；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在福建的地域文化内部埋藏了特殊而强大的理论种子。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主题是解放，许多闽籍批评家感受到启动思想的迫切愿望——除了这个不那么充分的解释，我没有想到更多的内容。有趣的是，这个小小的悬案迄今还在持续：我与刘小新共同主编的“闽派批评新锐丛书”证明，更为年轻的一批闽籍批评家已经迅速地跟上来了。 梨园戏、莆仙戏、闽剧、歌仔戏——多少人听过福建的地方戏曲？福建的地方戏曲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曲调宛转优雅，风格亦庄亦谐，喜欢的人时常痴迷其间而不能自拔。除了传统剧目，福建的地方戏曲新作不断，陈仁鉴、王仁杰、郑怀兴等均为一流剧作家。地方戏曲依赖方言叙事。方言使这些戏曲韵味十足；同时，方言也限制了这些戏曲的传播范围。戏曲是农耕社会的文化产物，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戏曲的节奏、表演程式、符号体系多少有些力不从心。福建倚山傍海：沿海一条狭窄的平原，西部的武夷山脉犹如一圈翠绿的屏风。福建各地的风俗民情迥然不同，这种状况不仅可以追溯到沿海地带与山区不同的生活经验，还可以追溯到不同的方言区域。福建居然存在四种不同的方言体系：福州话、闽南话、客家话、莆仙话；这些方言互不相通，并且分别拥有各自的文化脉络。现今的福建居民多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原移民，中原文化层层叠叠地压缩在地域文化内部；同时，海峡的对岸即是台湾，两岸之间的历史演绎出无数的爱恨情仇。古往今来，这一切无不汇入这一片土地的日常现实，斑斓多变，充满了内在的张力。 我相信一大批福建的小说作家正在专注地端详这种种的社会生活。进入21世纪，福建的小说有异军突起之势，杨少衡、林那北、须一瓜的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们与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的成功合作更扩大了影响。尽管如此，众多小说作家仍然在持续地探索。我隐约地觉得，小说作家正在进行某种紧张的文学围猎，他们试图捕捉这一片土地的真正神韵，使之充分地展现。杰作正在无声地酝酿，未来可期。 我愿意邀请散文压阵。这个文体行云流水，不拘一格，“虽好却小，虽小却好”。提及福建的散文，多数人首先想到了郭风与何为两位文学前辈的名字。郭风的创作以散文为主，他还钟情于一个特殊文体“散文诗”。《叶笛集》的标题沁人心脾。何为同样以散文名世，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次考试》与70年代的《临江楼记》均脍炙人口。郭风与何为之后，专事散文写作的作家不多，名声在外者如章武。然而，福建的散文作品为数众多。诗人、小说作家、批评家乃至一些企业家或者官员不时踅过来一试身手，而且佳作频出。事实上，福建的散文作者数量巨大——这正是我邀请散文压阵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