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家、资深文学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这三重身份只要有一种，在文坛就足以“权重”。而李敬泽集三重身份于一身，他的重要可想而知。当然，李敬泽的重要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身份”。他首先是以一个文学批评家名世。现在批评家并不紧缺，几代批评家济济一堂，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知识资源、不同的研究对象等，使批评家在文学领域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但是，当细数我们的批评家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有个性、有特点、卓然不群的批评家，又是那么地屈指可数，甚至寥若晨星。而李敬泽就是这寥若晨星中的一个。
    李敬泽的“不一样”，首先在于他的“陌生”。我们知道，在学院的学术建制内，学院批评家的理论资源虽然多有不同，但他们的文章写法区别不是太大。有人取笑说——都是西方东亚系的毕业论文。文章的引文、注释、内在逻辑、论点或论述过程等，都没什么毛病，可读过之后就是不生动，没意思。更有甚者说，这些文章什么都有，哲学、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等，就是没有文学。这样说不免夸张。但也从一个方面极端化地表达了当下学院派文学批评的某些弊端。学院批评在90年代做出过重要贡献，它在纠正庸俗社会学批评，使文学批评更加专业化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它一经“体制化”之后，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是学院批评的重要问题所在。在学院学术建制中，李敬泽是“陌生”的。他的文章不那么讲求“学术规范”，不那么引经据典，他也不“贴着”文本大段征引。而是面对他的对象似有若无、蜻蜓点水、王顾左右。但他的文章就是有才情，艺术感觉极其发达。作家或作品，一经他的点拨或评价，那个作家或小说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李敬泽的本事。
    他评莫言的《生死疲劳》时说：“这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小说，关于人与土地的小说，关于人与灵的小说，关于生与死的小说，关于苦难与慈悲的小说，也是关于白昼和夜晚的小说。《生死疲劳》中很少写到太阳，但月光下的世界写得极为诡谲华美，这让人想起你的山东老乡蒲松龄：夜色降临时，万物苏醒，大地恢复了灵性，白昼属于人和历史，黑夜属于灵，属于大地。小说中的人物‘蓝脸’，是把夜印在脸上，印了一半，有点像脸谱。”
    他评毕飞宇的小说集《玉米》时说“所以在这本名为《玉米》的书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难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秘密的、暧昧的、交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玉秀如妖精，闪烁、荡漾，这火红的狐狸在月光中伶俐地寻觅、奔逃；玉秧平庸，但正是这种平庸吸引了毕飞宇，他在玉秧充满体积感的迟钝、笨重中看出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觉。”
    学院派的批评家不大会这样用水漫金山式的感受方式写评论，当然也不见得有这样的艺术感觉和修辞能力。他的评论在作家那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和礼遇。我们知道，文学史和文学评论，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最重要的是“合宜”。袁宏《后汉纪·顺帝纪》中说：“礼制修，奢僭息，事合宜，则无凶咎”；唐代著名诗人姚合《题凤翔西郭新亭》诗：“结构方殊绝，高低更合宜。”合宜就是合适、适中，不高不低，不偏不倚。合宜，说说简单，做到实在太难。特别在当下的批评风气中，大家宁高勿低，尽可能往“大”了说，往“高”了说。“大师”、“经典”满天飞。作家、作品因随意“拔高”也早已“超标”。经常参加作家作品研讨会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未被言说的秘密。当然，文学评论和文学史并不完全一样，文学史是盖棺论定，合宜最为重要。文学评论要切中要害、一语中的，但也要合宜。李敬泽的评论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尽可能“合宜”的。作家李洱有一篇文章《高眼慈心李敬泽》。他自己在夸赞李敬泽的同时，也没忘了转述毕飞宇的评价：“就我所知，他对毕飞宇的评论，被毕飞宇认为是少有的能切中要害的评论。在同代人中，毕飞宇已是个‘庞然大物’，其作品几近佛家所说的‘真俗不二’之境。这样的人，似乎是很难说谁一声好的。前年秋天，在南京秦淮河畔的一家茶馆里，毕飞宇嚼着爆米花，敛住笑，对我说，你想不到李敬泽的哪段文字会一下子击中你，让你不得不停下来想一会儿。”一个批评家能得到作家这样的评价，会让批评家同行感慨万端拍案而起。按说，李敬泽因批评文字——天下谁人不识君，但是，在学院学术建制内，他仍然是“陌生”的。我发现，每年海量的博士、硕士论文，引用李敬泽文字的并不是很多。他的那些文字，比如上述征引的他的评论文字，即便作为引文写进博士硕士论文里，接下来的话，征引者也未必能接上。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圈内人称那是“敬泽体”。
    不在学院学术体制内，使李敬泽的文学批评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他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他凭着敏锐的艺术感觉触角，只需几句话便鸣金收兵。他的文章大多短制，很少长篇大论。其实，批评家大体相似，真的有见地的话、言之有物的话大概没有多少；另一方面，不在学院学术体制内，李敬泽也有了选择读书的自由。他有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小春秋》。《小春秋》涉及的几乎都是中国古典文献，经史子集四部都有涉猎。除了四部之外，他对古代诗词、话本、戏剧等，都有一定的阅读和研究。《小春秋》序言中，他引李商隐《碧城》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然后说：“义山诗中有大寂寞，是一个人的，是岁月天地的。”这种对古典文献的感悟以及将感悟作为方法，是李敬泽评论文体的来路。他坚持数十年读中国古典文献，终于将自己的文章和文字也纳入这个谱系中——他对本土的经典文献，真是读出了味道。他给流行的、强大的学院批评带来了另外一个参照：来自本土文化资源的批评，才有可能与强势文化国家构成对话关系。许多年前，李敬泽在读古典文献的同时，也在探究另外一种可能。于是他写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这部著作成了毕飞宇时不时要翻阅一下的“枕边书”。许多年后，李敬泽经过修订又增加三篇文章，一时成了洛阳纸贵的《青鸟故事集》。至2017年3月，此书发行逾2万册。在谈及它的写作时，李敬泽说：“这肯定不是学术作品，我从未想过遵守任何学术规范。”我困惑的是，为什么在封建专制社会完成的古典文献，李敬泽竟读出了文章写作的自由并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幻想。封建专制社会与自由的文体，这不同的系统是如何被他装置结合在一起的？
    李敬泽是一个批评家，也是一个被信任和尊重的资深编辑。20岁北大毕业后，他先后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做编辑，最后做过《人民文学》主编。30年的编辑生涯，使李敬泽有了相当高的衡文水准和经验。雷达说他是一个优秀的编辑，众多作家都相信他的眼光。于是在青年作家那里他也有了“文学教父”的美誉。作家李洱在同一篇文章中曾说，他通过一篇小说，“看出了我的‘写作能力’。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相信，我又看到了一个杰出的小说编辑。倒不是说他夸我几句我就摸不着东南西北了，就要拍马屁了。我其实是想说，一个杰出的编辑除了对文本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以外，还要能够以文及人，看出一个写作者可能会有怎样的发展。为此，一位杰出的编辑甚至能够容忍作者某部作品的失败，并给他以适当的鼓励，所谓高眼慈心。”另一方面，李敬泽又是一个“高傲”的人。毕飞宇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的文本一直‘好看’，你永远也读不到他公开发表的、署名的篇章是敷衍的。在私底下，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每当听他说起‘难看’的文本和‘难看’的语言时，他鄙夷的神情真的能杀人。关于文本，千万不要相信李敬泽的‘宽容’。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宽容’？——他的‘宽容’来自他的身份和职业，绝不是他本人。”当然，李敬泽对年轻作家还是“包容”，在年轻作家身上他看到了文学的未来。经他发现或提携的青年作家，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
    李敬泽是一个批评家、一个被信任和尊重的资深编辑，同时他也是一个有趣的文人。敬泽好酒喜烟。他的酒量惊人。我自以为是一个“饮者”，多年也曾经历过“豪饮”场面。但见过敬泽的豪饮后，我知道天外有天。他说有一天他曾面对他收藏的几瓶酒，真想一次就把它全喝掉，不然哪天医生通知我不许喝酒了，这几瓶好酒就全糟蹋了。一个豪饮善饮者的形象一览无余；敬泽喜欢吸烟，他云里雾里时神情享受无比。他也经常吸烟斗，那是朋友聚会时。公开场合他不用烟斗。他说在那些老爷子面前吸烟斗，和“犯上作乱”差不多。他说：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当一个批评家，30岁以前我都没怎么正儿八经地写过评论文章。一个人30岁以前可做的事情是很多的——谈恋爱、喝酒、看闲书，为什么非要那什么呢，是吧？他说：“我基本上就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批评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东西，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我的理想还是做一个无所事事的读者，而不是读一本书就要想着我怎么写批评文章。”文人李敬泽，除了开会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之外，私下里放松从容，随心所欲。起码表面上，他还有那么一种慵懒甚至“颓废”的样子——尽管他经常变换脖颈上的围巾。他是一个“慢”的人，讲话不疾不徐，文章不急不躁，喝酒慢条斯理，玩笑适可而止。这种人生状态，与那些想尽快出人头地爆得大名的文学中人不大一样。我想，这与敬泽的家庭环境、与他读过的经史子集和自我期许有关吧。就他读过的书而言，他确实是见过一些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