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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的诗歌史证明，社会天平和诗歌内在性之间并不是孤立的。社会性和内在性的咬合和彼此纠正成为每个时代诗歌发展的内在性动力和平衡机制。 在新的时代节点上，诗人和诗歌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回应者，因为诗人的使命就是发现、命名和创设——而这正是“新时代”之“新”对诗歌提出的恒定要求。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我们对诗歌的考察不只是对其内在的语言史和修辞史生成过程的内在逻辑的揭示，也是对诗人精神生活、思想能力以及诗歌与社会互动的动态结构予以综合考察的。也就是说语言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野是我们面对这40年诗歌所离不开的。 四十年来的诗歌可以用风起云涌和大起大落来形容。 从1978年冬，北岛、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所掀起的新诗潮开始——而这正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文化层面的对应，“朦胧诗”的热潮以及围绕着“三个崛起”的相关争论都代表了一个诗歌民主时代的到来。诗歌重新回到了个体、回到了生命、回到了人性，这也是真正诗歌精神的回归。此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热浪以及轰轰烈烈的校园诗歌运动在1986年的现代诗群大展中达到了高峰。而诗歌的运动化也使得诗人的浮躁心理全面爆发，这导致的结果是运动大旗倒掉后的烟消云散。运动大于诗歌，这是历史的教训。 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尤其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对诗人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重新做一个诗人成了最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和写作难题。而新世纪以来，诗歌从当年的运动向活动转化，诗人的美学分野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众树歌唱”、“众声喧哗”的诗歌分众化的时代开始了。 新世纪以来，诗歌媒介超常速度的发展和革新使得诗歌生态近乎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巨变，诗歌的形态、生产、传播、接受和影响无论是在渠道还是在广度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诗歌的日常化时代正在到来，而这正是诗歌碎片化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形成的巨大挑战是碎片化时代的个人写作还有意义吗？如何在一个碎片化的个体时代重新找回具有总体性和方向感的诗人？ 40年的诗歌史证明了，诗歌不单是个人生活的显影，诗歌还是时代屋顶上伸出的针尖，在第一时刻感受到幽微的社会变化以及群体剧烈的颤动，“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北岛《回答》）从社会学的层面以及诗歌整体性的发生机制来说，时代构成了一个显豁或潜在的要求。天平倾向于哪一边，孰轻孰重，谁予以校正和拨动，都是历史法则的，都是有其规范和调控的。而从长远的整体性来看，一个时代也许只是一瞬，但这一瞬却与每个人乃至群体、阶层和民族发生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吉奥乔·阿甘本） 四十年来，我们总是带着疑问面对我们的汉语诗歌。 北岛当年的“回答”代表了启蒙话语、英雄主义和精英知识分子的登场，那时的诗歌无论是在个人空间还是在广场、公园、礼堂、校园和工厂等公共空间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效，那时的朦胧诗人成了社会回音壁中最响亮也是最持久的声音。那时的诗歌受到的社会关注度是前所未有的，诗歌的大众化、公共性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诗歌社会化的高峰期总是使得后来的读者、诗人和批评家们心向往之，而对今天诗歌的个人化、小众化、私密化和卧室化心存不满，对今天诗歌越来越失去了社会功能和轰动效应而满怀疑惑。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诗歌的历史和当代、个人与社会、大众和小众等问题呢？ 40年的诗歌历史证明，社会天平在很多重大社会转型期对诗歌提出了诸多现实的要求，而诗歌也做出了程度不同的回应。但是有一个基点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这就是诗歌的内在规律和本体性法则。无论诗歌回到个人还是面对社会，最终都是要回到诗歌和语言的内部来完成，反之，如果只是高分贝地呐喊或近乎呻吟的自语都只能是违背了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良知、语言道德和诗性正义。回头看看，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引起公众的急切关注，之所以诗人能够成为振臂一呼的英雄，也有很多不正常的成分在发挥作用。我们曾经有过一段诗歌和人性的冰冻期，而当1978年的社会大潮发生了转向的时候，被压抑太久的人性的呼声和启蒙的呐喊声才真正得到了近乎火山喷发般的释放。那时的诗歌运动和民刊运动以及民主化热潮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那一时期的文学阅读、诗歌写作和文学活动的热潮是人们重新找回自我、找回生命、找回人性、找回文学的社会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仍是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来实现的。90年代以来，诗歌逐渐回到正轨，诗歌和诗人都安静下来的时候，“诗人远离了时代”、“诗歌远离了读者”的不满之声就接踵而至。实际上，诗歌是真正的带有小众特质的独特文体，它们回应社会和时代的方式也是极其个人化和特殊化的。诗歌不同于小说和纪实文学，诗歌往往是向内的，尽管也曾有过朗诵诗和广场诗的热潮，但是那更多是一种政治文化行为。 重说历史正是为了面对当下乃至未来。 对于新时代整体情势下的当代诗人而言，最大的挑战必然是时间所带来的“未完成性”以及具备新质的时代经验。这不只是与个体时间、命运遭际、现实场域和历史法则有关，也与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当代性与变动性有关。从动态景观来看，一个个阶段构成了新旧交替。与新时代相应，必然发生一系列连锁的先导性反应，比如新文化、新思想、新青年、新经验等等。这些中心地位或边缘区域的新质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驱动力。与此相应，时代的新变，新现实、新思潮、新动向、新生活、新题材、新主题，都对诗歌提出了必然性要求。既然每个人都处于现实和社会之中，既然新的甚至日新月异的景观对写作者提供了可能——甚至这一过程将是文学史历史化进程的一部分，那么，写作者就有责任有必要对比予以承担。 我们还必须从“传统”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新时期、新时代与诗歌的内在关联。从精神世界的维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文化和文学形成了一种穿越时间的传统。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能够穿越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经受得起时间淬炼的精神传统和诗学传统。而新世纪、新时代、新世代所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精神传统也许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由此来看，评价一个诗人的个人才能必须放在历史装置和传统谱系中予以确认。也就是说，诗人的写作和时代评价都必须具有历史意识，具有对一个时代风景的整体性关注和扫描。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诗歌的常识和文学史内部的构造机制——诗性正义。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就是诗歌的内在性规定，任何流派、主义、思潮、运动、群体、社团的发展以及生息起落又无不遵从文学史的规律。任何新经验的挑战和时代的紧迫性命题都不能忽视诗歌的自律性以及内在生成的规律。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殊的诗歌发生学机制，而在不断强化诗人现实话语和当代经验的吁求中，在诗人与空间和公共世界的互动上，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如何通过赋形和变形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成为了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命题。 无论是从个人精神生活还是从时代整体性的公共现实而言，诗人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者。无论是个人之诗和日常之诗，还是回应整体性历史命题和时代要求的大诗甚至现代史诗，都必须在文学自律性内部进行和最终完成。具体到个体，其面对“新时代”的感受是有区别的，这进而体现在诗歌写作的差异性面貌上。山峰之所以成为山峰，是因为其周边有洼地、沼泽、河沟、土坡、平原。这些地貌对应的也正是文学景观。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大诗人，其千古卓绝的独特个性和文本样貌是任何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 改革开放40年的诗歌史证明，社会天平和诗歌内在性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任何单向度意义上的“整体写作”和“个人写作”都是存在问题的，而且往往是彼此交叉、叠合和相互发现、互动的动态结构。社会性和内在性的咬合和彼此纠缠成为每个时代诗歌发展的内在性动力和平衡机制。尤其是在新的时代节点上，诗人和诗歌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回应者，因为诗人的使命就是发现、命名和创设——而这正是新时代之“新”对诗歌提出的恒定要求。与此同时，诗歌内在性又呈现了每一个写作者的差异性的心理结构和文本精神。四十年的诗歌史也证明在每一个时代，“反映时代”都不是一句空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