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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这么说吧，马拉的《金芝》是我期待已久的一部小说。这句话还有个前提，就是当你连着读完马拉的《东柯三录》和《未完成的肖像》，基本会下这样一个幽灵互窥的结论，他有多大的才华他就有多大的缺陷。以我个人的有限阅读经验，没有缺陷的才华容易令人起疑，这个连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例外。马拉的叙述轻逸亦随意，他不是那类势大力沉的重力型作家，更像一个金匠师傅拿着诗性的锤子敲敲打打，那些金箔质地的语句随之织缀成一件光色俱佳的锦衣。 《金芝》徒有家族叙事的壳子，核心却是金芝一个人的故事，作者对故事偏重个人遭际的谋求，生成了一个反抗世俗的主题，那就是孤独。本雅明说“小说形成于孤独个人的内心深处，”讲金芝的故事，马拉先给了一个铺垫，几个“非常无聊”的哥们儿喝酒时感到太无聊了，其中有人提议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我一直怀疑的是，孤独是抑郁症的病因之一，否则，人类怎么会发明小说呢？当几个哥们儿聚酒时无话可说竟然要以讲故事打发时光时，我突然觉得21世纪具有19 世纪的属性也不是不可能，很可能我们与巴尔扎克在同一条时间轴上。 一本不足13万字的书，以旧瓶装老酒的手法，让我们喝出了新味道，不得不说，马拉在对小说的出发点和使用的标准上，的确和别人不那么一样。如果不是他经济的讲述方法，《金芝》的厚度起码在30万字。我可以这样假设一下，马拉将至少五个人写过的小说又重写了一遍，那五个人或以家族叙事逞名，或以暴力美学示众，或为结构主义效力，或受困于修辞的瑰丽迷宫，但马拉的刀法太简练了，砍掉所有可能引发阅读麻烦的繁琐枝叶，将故事粗暴地压进了纯叙述的秩序中。也许这很合乎他的傲慢脾性，流行的小说那一套原则及标准，他倒谈不上反抗，不过他可以很机智的另搞一套逻辑。 从《金芝》中仅仅看到个人命运的悲情是肤浅的，那根本不是马拉的本意，就像这几个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哥们儿一样，按博尔赫斯在《南方》里的说法：“这种孤寂的强烈程度甚至让人感到含有敌意”。他不断地做减法，和陈忠实、余华们家国同构意识形态战术里的个人命运不一样，马拉的书写是“祛魅”的，他有意剥离了时代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所以在这本书里所谓大时代都被他轻轻一笔带过，包括抗战、解放战争和文革等，或者说他不屑于运用这一历史的叙事方法。他削减修辞，让叙述得以从容自如地应对金芝一生的故事，甚至连细节都不要了；他将对话作为叙述的装饰元素和叙述捆绑在一起，依赖于方言式的腔调，像建筑的视觉，小说做到了恰到好处的分布取舍；他的线性时间叙事结构也简单，白话地方性知识以凸显出异质性，甚至于让人以为他在反抗文学本身。他的种种一刀切所为，正如贡布罗维奇去世前所写下的自我追问般的话语：“我对形式的攻击带给了我什么？还是形式。……结果却让我变成了一个作家。”不知道他会不会也像贡布罗维奇那样说，“我简直有愧于自己。” 《金芝》里金芝命运的转捩点发生于金芝上了卖藕人的小船，但那一段却是抒情语式的。就像一开始表明的态度一样，马拉的《金芝》是我期待已久的一部小说，我的意思是我眼睁睁地读了一夜，看着马拉把一个故事一夜之间变成一部独特的小说，仿佛我就是那几个喝酒哥们儿中的一员。当人们以为马拉要写一个复仇母题的小说时，这是对他最大的误解，复仇除了技术实践还需制度方案，勾践的卧薪尝胆式“身体技术”对金芝来说几乎没用，但制度化复仇更像理性设计的文明产物，比如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本身就是鼓励复仇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金芝和傻子马天人的离婚看上去一是实现了金芝的人类报复的本能，二是伸张了金芝的司法正义，有点像中国传统戏剧的套路。 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小说会设计一个相应的反抗命运的实践方案，这似乎成为了作家的一种普遍义务，马拉反其道而行，他使用了短篇小说技术，抵抗了这种诱惑。激烈的反抗命运叙事太像小说了，而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其实是随波逐流的，就像《金芝》里金芝上了的那条江船，胡光头被镇压，丹尼的离去，这才是在悲剧与喜剧之间的超现实主义式的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