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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论、审美反映论与文化研究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型的一个考察(3)

http://www.newdu.com 2018-11-06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邢建昌 参加讨论

    三 从审美反映论到文化研究论
    由审美反映论所开启的文学解释路径,蕴含着理论与批评的巨大潜能。从审美反映论出发,文学这一神秘的内宇宙被认真打量。而情感、直觉、非理性、符号、语言、形式等关键词也才真正进入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审美反映论将审美从被忽视、被压抑、被排挤的地位当中解放出来,恢复了文学艺术的本来面目。这在当时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的强调,凸显了文学的价值维度。这一视角的转换,具有革命的、解放的意义。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以审美反映论为核心所形成的审美文论,是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思潮,不仅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并推动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思想解放运动鸣锣开道,为人的觉醒奋笔疾书,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摇旗呐喊,构成了审美文论在20世纪80年代最动人的乐章。二是审美反映论将文学从功利论和认识论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让文学回归自身,这是带有转折色彩的。从对于文学审美特征的强调出发,文学自身问题的探讨才成为可能。
    审美反映论作为一个命题,其积极贡献在于对“审美”的重新挖掘和阐释尝试。第一,文学艺术以美为特征,这意味着文学艺术是具有审美性质的特殊感性,而不是概念的和认识的对象。对艺术的审美接受,就是一种情感评价。在反映论的视阈里,情感是被贬抑的。即使涉及,也是在认识论的框架里完成的提问。贬抑情感或只是在认识论的框架里讨论情感,理论对文学的解释是没有效力的,还可能造成文艺作品的概念化弊端,人物了无生气,情节干瘪乏味,意境呆滞无趣。肯定情感的意义,重视艺术情感活动各种心理机制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楚地认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这一变更包含着审美文论从认识论立场向价值论立场转变的因素。价值论,是文学理论一度忽视的。第二,澄清了在文学反映对象上的模糊认识。文学反映的对象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不同,文学的对象是美的领域,是人的美的生活。正因为对象不同,相应的艺术形式才有了区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这个问题,是文学反映论所忽视的。
    然而,审美反映论仍然是一种认识论文论,只不过这种文论把认识论主客体关系从过去向客体一极的倾斜,转向了向主体一极的倾斜。与反映论一样,审美反映论也是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中寻找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定的。文学与生活,是二元性的。审美反映论虽然也是在认识论框架里看待文学,但采取了更为符合文学特征的方式,更加重视创作主体的主动性。但是,就知识型而言,审美反映论仍然是有局限的,因为它没有摆脱二元性的制约,跳不出艺术与生活的二元框架。我们事实上还可以从更为开阔的知识背景去理解文学艺术的特征,例如形式主义文论对于“陌生化”的强调、新批评对于“文学性”的认识、中国美学对于意象的理解等,都可以说是不同于反映论视角的文学理解方式,是值得重视和吸纳的思想资源。
    强调审美反映论仍然是一种认识论文论,丝毫不掩盖审美反映论在“审美”旗帜下对于文学丰富性的探讨和对于文学理论建设的巨大贡献。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审美反映论赖以支持自身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审美反映论的主要理论资源,一是古代文论中主情的文论传统,二是现代文论中的审美情感说,三是俄苏文论以布罗夫为代表的审美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除此以外,对文学艺术的经验感受也是审美反映论的一个动力。建立在这样一个知识背景上的审美反映论,其命运是注定了的——只能担当起从旧文论向新文论发展的“过渡”的角色。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艺术事实,面对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的互动,审美文论显得有些被动。其实,文学艺术的复杂性,远不是“审美”二字所能概括的。我们可以试着提出问题,如果不是从本体论或认识论的角度看待文学,那么文学该是一副怎样的面孔呢?本体论或认识论是不是观测文学的唯一视角或最重要的视角?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文学作为对象如何存在,不仅取决于对象自身的定性,也取决于解释者对于文学对象的解释。换句话说,我们关于文学的知识绝不是本然存在的有待认识的知识,其实也是一种体现认识者知识背景和理论筹划的有待建构的知识。文学是一个多棱镜,从任何一个角度进入都会折射出不同色彩。
    “角度”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知识型。在那种以“总体性话语”为特征的文论系统里,知识的角色意义是不明显的。这种文论只需一个未经检验的逻辑前提就可以行使话语宰制的功能,建构出本质主义的文论体系。正因为如此,反本质主义者把反映论和审美反映论一概指责为本质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文学生态和历史语境吁求新的文论解释模式。面对越来越不明晰的社会变革形势,面对大众文化或大众消费文化的迅猛发展,面对图像文化对于话语文化的僭越,也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实图景,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急需转换自己的形式,从审美反映论走向文化研究论的呼声日益高涨。
    文化研究论还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表征着这样一个从不同知识学模式进入文学的研究思潮,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的努力:一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实践,二是文化诗学对审美诗学的超越。
    英国学者阿雷斯·鲍尔德温等人在《文化研究导论》中认为: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一种新的研究文化(the study of culture)的方式。许多学科——其中主要是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研究、人文地理学及社会学——长期以来已把它们自己的学科关注带入到对文化的研究之中……在过去的20年或30年间,有一种新兴的对文化的研究兴趣已跨越了学科的边界,随之而产生的活动——文化研究,已经作为知识活动富有魅力和令人激动的领域而出现,而这种知识活动已经对人类文化的特征做出了、并承诺继续做出新的重要阐释。[17](P3)
    在这段权威的关于文化研究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文化的方式;这种新的研究文化的方式被众多学科(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研究、人文地理及社会学等)所关注、所应用。文化研究已经成为“知识活动富有魅力和令人激动的领域”。循着文化研究的方式,有关人类文化获得了新的阐释和理解。
    从研究对象看,文化研究表现为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庶民的文化、受压抑的文化、不入流的文化,是亚文化或俗文化,也是包括视觉文化、图像文化、城市景观、空间文化和网络文化在内的现代文化。如雷蒙·威廉斯对“日常的文化”的关注和研究,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状况的研究,霍尔对流行文化特别是流行艺术的研究,汤姆林森对于“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强调,基尔罗伊对黑人状况的调查及其对文化杂交性的阐释等,都表征着一种新型的文化研究兴趣的涌动。从兴趣焦点来看,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文化包含着的权力、阶级、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的隐型叙事,也关注身体政治、青年亚文化、城市和乡村以及视觉文化等隐藏的文化信息。从旨趣来看,文化研究的旨趣,一是反本质主义,一是跨学科。与对本质主义的警惕相联系,文化研究倾向于维护差异,承认人们获取身份的多样性。这种态度导致了文化研究从来不把文化研究的结论普适化,而倾向于看成是高度语境化的文化阐释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文化研究没有自己的专业阈限,它是一个众多学科大联合的事业,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研究、人文地理学等,均因对同一文化问题的关切而产生合作互动和交流的情况。文化研究强烈反对为自身划定学科范围,其研究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划分实际是代表了知识的生产和学术权力的合谋,也包含着居于支配地位的民族、阶级和性别集团的利益诉求及其有利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生产。专业化的学科建制,将大批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狭隘的专业领域,结果是使知识分子因过于狭隘的专业关注而疏离了与社会公共空间的有机联系,以至于面对现实发言的能力日渐弱化。实际上,在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情景下,面对同一问题,不同学科会因为本体论承诺、价值关切等的差异而带来解释方面的差异,因此,学科内部生产的知识都不过是局部视角产生的结论,并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因此,学会跨学科的合作而不是故步自封、画地为牢,是摆脱学术研究盲见和臆断的最好方式。所以,文化研究强烈反对被学科收编,也拒绝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文化研究更愿意把自身看作一个场域,一个话题,是一个调动或整合了多方面学科知识而产生的文化批判的力量。
    可以看出,文化研究是一个与传统的关于文化的研究并不相同的知识探求领域。文化研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术关注的兴趣和领域,也带来了西方人文学术领域知识生产的分化和组合。而对于文学理论的贡献,最主要的一点,是摆脱了文学本质主义式的思考方式,把任何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神话(包括审美反映论)置于被解构的前台。
    广义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交叉,都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注重修辞策略和意识形态症候解读的理论批评实践活动。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并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但确实存在着研究旨趣上的分野。审美诗学关注文学以审美为特征的意义结构,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审美反映、心理体验、自由超越、乌托邦冲动等,以细读文本为切入点展开文学的意义生产;而文化诗学强调一切构成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文本的意义,以反思性视角进入文本或互文本的意义生产,更加注重文本或互文性的修辞策略,注重对于文本间的“症候式阅读”。文化诗学的思维方式是反本质主义的,那种先在的本质或未经批判的前提,在文化诗学这里是不起作用的,反映论式的或镜像式的理论思维让位于特定知识型模式下的提问。如果说理论研究强调问题和问题意识,那么文化诗学的问题和问题意识就是特定知识模式下的问题和问题意识。文化诗学的理论资源是和一系列西方思想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福柯、拉康、罗兰·巴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萨义德等。这些思想家从不同层面启发了文化诗学的言说。
    狭义的文化诗学,是由童庆炳先生在1998年“扬州会议”上提出的。之后,童先生发表一系列文章③,就文化诗学提出的背景、文化诗学的理论主张、文化诗学与相关理论流派之间的关系等做出了说明。按照童先生的观点,文化诗学主要是为了回应文化研究带来的文学理论学科品格淡化的现实困境而提出来的。文化研究作为对现实的一种回应,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行进过程中发生了偏移,已经从解读大众文化现象,蔓延到对广告、模特表演等的解读。结果,解读的对象就离开了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在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旗帜下,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了为消费主义摇旗呐喊的工具,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诗意的和反诗意的社会学的批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文化研究必然就不仅要与文学、艺术脱钩,要与文学艺术理论脱钩,而且为新的资本阶级制造舆论,成为新的资本阶级的附庸”[18]。正是基于对文化研究负面影响的担忧,童先生提出了文化诗学的设想。
    文化诗学认为“文学的诗情画意”乃是文学生命的魅力之所在。因此,与文化研究无视文学艺术“诗情画意”不同,文化诗学的第一要务是确定批评对象美学上的优点:“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19]
    从确立“文学的诗情画意”出发,童先生强调以文化诗学的立场研究文学,应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种呼吁”。所谓“一个中心”是指文学的审美特征。文化诗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审美。如果一部文学作品经不起审美的检验,那么就不值得我们去评价了。“审美”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的“遗产”,是可以发展的,却是不能丢弃的。不但不能丢弃,而且还要作为“中心”保留在“文化诗学”的结构中。所谓“两个基本点”,一点是分析文学作品要进入历史语境,另一点是要有细致的文本分析,并把这两点结合和关联起来。要抓住文本的“症候”,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以历史文化的视野去细细地分析、解读和评论。历史语境是文化诗学构思中面临的一个基本点。“历史语境”植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历史发展观。“文本细读”强调的是,无论是研究作家还是研究作品,都要抓住作家与作品的“症兆性”特点,然后把这“症兆”放置于历史语境中去分析,那么这种分析就必然会显示出深度来。“一种呼吁”,强调文化诗学要从文本批评走向现实干预。关怀现实是文化诗学的一种精神。[20]
    可以看出,文化诗学是在回应文化研究挑战过程中提出的一种主张,核心是坚守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审美论的理论遗产,又有了新的发展。文化诗学不再纠缠于文学审美反映论或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张,也不再提出新的文学本质的命题,但作为一种批评实践活动,充分体认艺术文本的审美特性,坚守文本细读和语境分析的策略,不仅开阔了文学审美论的眼界,也拓展了面对现实的文化批评空间。
    罗兰·巴特曾经说过:“结构主义这一名称今天应该留给特别强调与语言学有直接联系的那种方法论的运动。”这里强调的是作为知识学模式的语言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按照乔纳森·卡勒的理解,语言学作用于文学批评,带来了对于文学的新的理解:首先语言学的模式有助于丢弃建立在因果解释基础上的文学史和传记批评的传统;其次,语言学提供了一系列可以应用于文学的概念,如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横向组合和纵向组合关系、等级系统的层次、分配性和综合性的关系、意义的区别或差异性本质等,运用这些术语有助于文学结构的关系分析,并产生出意义;再次,语言学为符号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原则。显然,结构主义诗学与其被理解为文学理论基于外部社会、政治因素的促动所产生的变化,而毋宁说是作为知识学模式的语言学应用于文学的结果。“不把文学看作为一种再现或交流,而把它看作一系列的语言形式”,阅读不过是“参与文本的游戏”,“不解之谜、间隙、躲闪便成为快感和价值之源”等思想,正是结构主义诗学在知识学模式上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变化。[21](P370-380)约略考察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思潮的更迭演绎,我们几乎都可以发现其背后的知识学根据。所谓现代文学理论,也就是依托特定的知识所形成的文学理论。正如特雷·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所言:“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下述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亦即某种仅仅源于文学并仅仅适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本书中所勾勒的任何一种理论,从现象学和符号学到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并非仅仅与‘文学’作品有关。相反,它们皆出现于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并且都具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意义。”[22]伊格尔顿这段话恰恰说明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特点:总体性或同一性的文学理论消亡,而基于相关学科(知识)的或跨学科的文学理论正活跃在文学理论的中心。
    这样看来,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再到文化研究论,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知识增长的一般路径,从某种意义上,也回应了西方理论从总体性叙事向依托于特定知识模式下的提问转向的思潮,是值得重视和分析的理论遗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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