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就知识型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和文化研究论的理论演进。这种理论演进既是现代以来文学理论学术史传统的内在逻辑使然，也与特定时代意识形态塑造和党派政治介入文学有关，还与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理论从总体性叙事向依托于特定知识型提问的思潮的转向构成某种互文关系。从知识生产多角度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状况及其理论演进，可以使我们获得对于文学理论作为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特殊知识”的深入理解。 关 键 词：反映/审美反映/文化诗学/知识型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项目编号：14JJD750002)、河北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领军人才培育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邢建昌(1963- )，男，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学、文艺美学、基础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化批评。 一 反映论何以成为解释文学的理论 20世纪80年代审美反映论诞生之前，文学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解释模式是反映论的。文学反映论的核心命题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通过形象达到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简称“文学反映论”或“文学形象认识说”。 文学反映论主要在三个层面完成了作为理论的自我辩护：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中，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并反映社会生活；在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比较中，文学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意识形态。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定位文学，主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论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P591-592) 序言被认为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集中表述，因此为历来研究者所重视。序言揭示了社会形态的一般结构，强调社会物质生活关系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强调“生产力状况”对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客观的物质关系的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提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上层建筑既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为其服务。 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相联系的，是恩格斯关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有关论述：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2](P308)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称之为愚昧。[3](P598-599) 理论界对于恩格斯这些话的引用，在于强调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区别于政治、法律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复杂性、相对独立性。不论怎样，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一观念不仅是文学理论知识讲述的出发点，也是党派政治和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关于文学的基本观点。 文学反映论是在意识形态框架下关于文学本质的定义。意识形态论在于强调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反映论则在于强调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是对于客观生活的反映。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言：“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P860)反映论是怎样进入文学理论知识讲述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西方，关于文学艺术的本质，有所谓模仿说的理论。模仿说强调艺术是对于“世间万物的模仿”，在艾布拉姆斯看来，模仿说“可能是最原始的美学理论”，模仿“表示两项事物和它们之间的某种对应”。柏拉图的模仿说强调“理式”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文学是对于体现“理式”的现实世界的模仿，而亚里士多德则在肯定一切艺术都是模仿的同时，着重从模仿对象、模仿媒介和模仿的方式理解文学。与模仿相似的术语大约有“反映、表现、摹写、复制、复写或映现等”。模仿说术语的混乱，带来了后人在理解上的分歧。艾布拉姆斯强调，在新古典主义美学时期，模仿说占据重要位置。但“这种观点在大多数理论中并不占统治地位”，文艺复兴以后，《诗学》和模仿说虽然还有市场，但批评家的“兴趣的焦点早已转移”。[5](P6-12)艾布拉姆斯这一段关于模仿说历史演变的描述说明，即使在西方，模仿说也不是始终占据支配地位的理论主张。 作为知识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并不是古已有之。文学理论作为知识，实际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其中，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后，经过《钦定学堂章程》(1902年)、《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新学制”的颁布，以学科划分为标志的现代大学制度得以确立。其中“文学门”下开设“文学概论”和“文学研究法”课程，这可以看作文学理论作为知识的最早的讲述形式。姚永朴之《文学研究法》1914年由京华印书局出版发行，讨论的问题虽然是起源、根本、范围、纲领、门类、功效、方式等传统文章学的内容，但在体例安排上已经显现出对现代分科之学的适应。周作人也在北京大学首开“文学概论”课程(1920年)。周作人虽未留下他在北大开设“文学概论”课程的讲义，但从《周作人日记》看，当时他所开列的授课参考书目有夏目漱石《文学评论》、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等，可以判断周作人北大讲授“文学概论”的主要理论资源来自日本。 20世纪20年代是文学理论思想的活跃期。各种文学观念竞相绽放，各种关于文学的定义层出不穷，文学研究处在一个自由探索期。据不完全统计，仅就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就有不下20种之多。这一时期，鲜有从反映论的角度讨论文学的。反映论作用于文学，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文学观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义”是在与各种“主义”交锋碰撞中得以确立自己话语优势的。唯物史观主张文学的社会学解释，强调对于文学在社会科学框架下的重新定义。1930年，戴望舒翻译的伊可维支《唯物史观的文学论》出版，这本书强调建立一种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艺术科学”，强调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解释文学。这是较早且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尝试。其实，在这之前，早有沈雁冰等人对苏联波格丹诺夫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介绍。任国桢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在1925年由北新书局印行，其中涉及苏联关于文艺领导权的论争以及苏共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也很早被翻译过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主要是通过苏联而被介绍到国内的。①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千真万确的。 茅盾较早且比较系统地用反映论来讨论文学，他的《论无产阶级艺术》发表于1925年。茅盾还写下了《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政治社会》《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这些文章里，茅盾捍卫他的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反映论的文学观。特别是在《文学与人生》里，茅盾明确提出了“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的观点。反映论有哲学认识论上的支持，也有科学主义的助力，被认为是保证文学客观真实性的不二法门。一时间，文学研究会的很多成员如郑振铎、耿济之、李之常、朱自清、叶圣陶等都接受了反映论。他们从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出发，讨论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 稍后的情况有些复杂。反映论被认定为现实主义的一部分而被党派政治所发挥，成为无产阶级关于文艺领导权话语的组成部分。冯雪峰在1932年写作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一文，要求新的小说家应该“从观念论走到唯物辩证法，从阶级观点的朦胧走到阶级斗争的正确理解”，这里，苏联“拉普”文学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成为冯雪峰展开批评的指导思想。冯雪峰在瞿秋白领导下为“左联”起草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特别强调作家要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者”。这些话语与苏联理论界的主张有某种暗合之处，实际是受到了苏联理论的影响。周扬与苏汶在《现代》杂志围绕文学真实性的论争，其焦点不是文学反映什么，而是如何反映的问题。如何反映，也就是强调作家的主体性身份，即阶级身份和党派的身份。所谓现实主义的倾向性，也就是阶级的倾向性、党派的倾向性。捍卫现实主义文学，也就是捍卫无产阶级对于文学的领导权。 1954年2月，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来华讲学，权威地确立了反映论在文艺理论界的指导地位。之前理论界曾有对文艺学教学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从西方引进的和各种自编文艺学教材不再使用。苏联专家在北大的讲学，填补了这一时期高校文学理论教学的空白。根据毕达可夫讲稿整理出版的《文艺学引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此，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合法化，反映论是这个文学理论体系的基石，中国文学理论从反映论开始了自己的讲述。中苏关系解体以后，虽然也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讲述的实践，例如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3年)等，但文学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却得到了保留。 20世纪80年代审美文论诞生之初，反映论的文学解释模式无疑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成为理解文学的“无意识”。所谓“无意识”也就是自觉不自觉、有意识无意识地使用“反映论”，而对反映论的前提性批判却从未发生过。例如在文学史方面，无论是北京大学1955级学生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1959年修订再版)，还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余冠英等主持编纂的《中国文学史》(1962年)，抑或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年)等，均对文学的解释持一种反映论的立场，并对文学史的写作从现实主义角度予以强调。1949年之前的各种文学史，并没有“文学反映论”这类字眼，例如林传甲、黄人、谢无量等人的文学史。这种情况说明，反映论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上的指导地位，是194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6]在理论研究方面，李泽厚曾经写过一篇《意境杂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李泽厚用反映论的观点解释意境，认为意境“是典型的反映”，是“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方面和艺术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方面”的有机统一中“所反映出来客观生活的本质真实”[7](P325)。这些观点，竟然出现在对后来美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学家的著述里，实在让人感到难以理解。可见，反映论是多么顽固地盘踞在当时人们的头脑中的。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在谈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时候强调：“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认识和反映的对象，从总的方面说来是共同的，都是客观的现实世界；但在具体内容上仍然有着一定的区别。哲学、科学可以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分门别类，根据从实践中所掌握的具体材料分别地进行研究……文学艺术把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感情、斗争和愿望当作认识和反映、描写和表现的对象。”[8](P39-40)教材虽然意识到了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性问题，但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没有对文学对象做特别的说明，而且依然把文学看作对生活的“认识和反映、描写和表现”等。 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映论，主要是用来解决认识的来源及其生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认识的来源及其生成问题的思考，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9](P499)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指出：反映“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行为”[10](P147)。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11](P151)。这些言论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反映论所坚持的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论。 但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在传播的过程中却存在被曲解的问题。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这样解释反映论：“把意识、思维了解为在我们之外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反映”，“人的感觉和概念就是自然界的现实事物和现实过程的复写”[12](P39-40)。在这里，罗森塔尔·尤金把反映的对象置换成了“在我们之外”的“外部世界”，把反映的结果改写为人们的“认识”，而反映的过程也不再是一个以实践为中介的辩证过程，而仅仅是对于外部世界的“复写”。这是机械唯物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曲解，在理论上是个倒退。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载有这篇文章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存在着对于反映论的严重误解。这里，“社会存在”等同于“物质”，“社会存在”就是“物质存在”；“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能动性”被认为是反映成果对物质或存在的反作用。这些观点实际是从机械唯物论的角度捍卫了反映论，却始终没有上升到从实践的高度理解反映、意识等。② 反映论进入文学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加分析地直接将哲学反映论的一般观点应用于文学的解释，把文学理解为认识活动。然而，文学有认识但根本不是认识，用认识论解释文学往往是不得要领的。二是将带有机械唯物论色彩的反映论应用到文学解释上，导致文学解释过于强调文学对象即生活的先在性，即社会生活是第一性，文学艺术是“第二性”的，文学艺术作为观念形态，是“人脑”对于社会生活反映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艺术是通过形象达到对于生活本质认识的。在极端情况下，“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演化成了文学反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生活”，“反映论”实际上成了“工具论”。反映论被赋予了政治上永远正确的特殊身份。在政治上永远正确的前提下，反映论得以在文学领域恣意驰骋。 20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解释模式的变革，首先是从对反映论的质疑开始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