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方向明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首先，在文学理论热点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研究仍居指导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文学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强，跨学科研究逐渐兴起。其次，在当代文学思潮方面：学界围绕当代文学创作展开了许多相关理论问题的研讨，有针对性的文学批评工作日益活跃，学界开始总结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经验，新兴媒介所引发的许多新文学的现象受到关注。再次，在文学史及文学史料研究方面：纵向的历时性研究持续升温并引发“细读文本、重回经典”的学术思潮，横向的共时性研究成果丰硕，学界开始关注多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综合文献研究以系统整理史料工作为主，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最后，在文学普及工作方面，选编历代文学经典作品是现阶段正在进行的主要工作。回顾过去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前提下，学术工作者达成如下共识：第一，坚持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与时代性；第二，坚持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第三，坚持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民族性。 关 键 词：文学理论热点/当代文学思潮/文学史/文学史料研究/文学普及 作者简介：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迎来三个60年，一是2013年的建所60周年，二是2014年《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三是今年《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再往前推若干年，时值世纪之交。由于这些特定历史节点的缘故，我曾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史作过比较系统的梳理①，也组织过若干纪念活动，并编纂纪念文集②。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这些文章联系起来看，确实可以看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些重要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五点： 第一，新世纪前后，学术界对于刚刚过去的百年历程充满好奇，渴望探索。无论是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还是对文学研究业绩的梳理，都成为一时的研究热点。 第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昭示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推动学术质变的关键因素是观念的更新。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向何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问题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 第三，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中，学科意识的强化与学科的确立无疑是最重要的业绩之一，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同步接轨的最初目标。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因此，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固有学科的清理整合。 第四，在清理整合学科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对于过去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有所反思，强调综合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回归传统、回归文学经典、强化个案研究的倾向。 第五，新世纪的研究呈现出转型迹象，也提出了转型时期若干重要的问题，包括最基础的问题，譬如什么是文学？文学的职能是什么？以什么样的尺度评判文学？以什么样的方法研究文学？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习以为常的问题也应重新给予审视。譬如，文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研究与传统的关系，文学研究与市场的关系，文学观念与文学史料的关系，坚守文学与拓展领域的关系，文学研究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这就涉及文学研究的思想原则、学术方法和研究态度等方面，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当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而今，又是十年过去。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迎来建院40周年大庆，要求我们对过去40年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略作回顾。实际上，文学研究所的历史早于院部，成立于1953年，最初隶属于北京大学，1955年归属中国科学院，1977年才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设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澳文学、数字信息等研究室；主办《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文学年鉴》等三份刊物；代管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等七个全国性学术社团；另设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和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等四个非实体研究中心。可以说，文学研究所学科齐全，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所有学科。 在此，我想以文学研究所科研工作为中心，结合本所主管的三份学术刊物、七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四个非实体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尝试从一个侧面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凡是其他文章中已经论述过的内容，这里暂且略而不论。 一、文学理论热点 理论研究从来都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风向标。文学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文艺理论、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研究室承担着当代诸多文学理论问题研究的重任。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所的科研重点。文学理论组首任组长蔡仪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研究的思想方法问题。这与此前主要以进化论为圭臬的思潮形成鲜明对照。五六十年代，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是建国后第一批规范的高校文科教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专著，产生广泛的影响。世纪之交，钱中文、王春元、杜书瀛等撰写《文学原理·发展论》《文学原理·作品论》《文学原理·创作论》，侯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美学思想史》，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王善忠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许明主编《华夏审美风尚史》等，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传统，围绕着人性、人道主义、文学主体性、人文精神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 2009年文学研究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与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力合作，开展了许多活动。2010年以来，该中心主要成员参加了“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研究工作，是我院参加该工程人数最多的单位之一。同时，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人才队伍建设，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了一批新锐的专业理论人才。 2014年，我院实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为会长，牵头成立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同年9月，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正式成立。除日常研究外，每年为《中国文学年鉴》撰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综述”，为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撰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前沿报告”。同时，还承担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秘书处工作，组织召开会议，出版文集。自2016年始，论坛集刊定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辑刊，每年两期。《文学评论》还专门设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专栏”，定期刊发本所及国内外学者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集中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如何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深刻阐述了有关文艺工作的理论、方针、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是今后文艺理论学科研究的纲领性文件。同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人民日报社联合主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积极健康文艺批评”研讨会，同时，举办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责任、有义务针对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客观分析，科学回答，及时明确地发出正确的声音，切实发挥释疑解惑、正本清源的作用，努力让文学创作真正回到人民中来，从对市场的依附中解脱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继72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代学者中，有12人从“鲁艺”走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亲自聆听了《讲话》，并坚持把《讲话》精神贯穿到文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中。在文学所人心目中，5月23日，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每到这一天，何其芳同志总要在党报上发表阐释文章。2013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以及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2017年纪念讲话发表75周年，在这两个重要的日子，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统一思想认识，取得若干重要的共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生根的必然结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指明方向。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总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建构的当代价值，系统总结共产党领导下的“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以及“双创”原则，深入探讨文学艺术理论与创作中的“中国经验”，两个“讲话”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加强海外文学名著与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其芳所长就组织编写《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三套丛书，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学理论著作，为我国文艺理论界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这些著作现已汇编为《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9种30册，交由知识产权出版社重印。在此基础上，文学所又组织编选《西方美学的现代历程》《西方文论经典》等论著，围绕“世界文学”概念、文艺批评的“民族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当代艺术的处境等问题，梳理资料，提供进一步研讨的线索。 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也是近年研究的热点。卢卡契的《审美特性》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学说，认为审美表现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文学所专门组织研讨会。伊格尔顿《理论之后》注意到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两种语境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1]就流亡与救赎主题、艺术想象与历史想象异同问题、悲剧的意识形态色彩问题展开讨论，极富启发性。譬如关于流浪与流亡的区别，伊格尔顿指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漂泊无定，到处流浪。他被边缘化，也可能自认倒霉，心安理得，并没有改变现状的勇气。这是一种流浪者的心态，比较容易理解。还有一种情形就比较复杂。他可能在官场体制中，但他依然感觉到自己是异乡人，很难融入固化的体制中。身处魏阙，心在江湖。他渴望改变体制，却又无能为力。这种心态，可能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流亡状态。关于悲剧，通常的理解，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不能实现之间的冲突。伊格尔顿又强调指出，“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悲剧也许是最具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个非常排外的领域。因此，我们唯物主义者必须用我们粗鄙的手取得它，而不是以布莱希特的方式摈弃它。确切地讲，悲剧的观念必须被重新职能化，以供另一种政治和美学所用。” (三)加强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 《文学评论》复刊第一期刊发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大讨论。王朝闻同志发表《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讨论艺术规律问题，认为形象思维、典型化原则、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些有关文艺创作的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这些创作方法中的各个方面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同时，对文艺创作特殊规律的探讨，对违背文艺创作规律的种种谬论的批判，必须和文艺创作为什么人服务的动机，和产生什么社会效果结合起来。陈涌《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李衍柱《美的规律与典型化原则》也就这些问题作了深入探索。陈涌认为，文艺反映的生活是包括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多方面的生活，因此，美学分析必须和社会历史分析，艺术特殊规律和社会历史普遍规律结合起来。李衍柱提出，典型化是一个以少总多、以形写神，通过个别表现一般的过程，是通过偶然揭示必然、通过有限显示无限的过程，是“无目的而又有目的的，不自觉而又自觉，不依存而又依存”的矛盾运动过程，是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艺术实践过程。这些论点，今天看来也许并不新鲜，但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确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打破了上帝创世的神话，打破了理性万能的说法。当人们有意识地发现丑、表现丑、把丑当作美的时候，荒诞代替了崇高，非理性也就成为一时的审美思潮。当代文学创作中很多人热衷于表现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也与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不无关系。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蒋孔阳《说丑》一文指出，作为美的对立面，丑，自有其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追求。美与丑，滑稽与崇高，这些曾经的老话题，在审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依然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与此相关联，是如何认识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理论③。解构主义强调歧异的存在是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差异的运动中，由于变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为互补而非绝对对抗，由于歧异是一种积极的运转的能，使万物不断更新，它不应受一个中心意旨的压制。这种理论有其合理性的内涵，可以藉此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并引发女权主义思潮，有助于后殖民主义对文化侵略的批判，也有助于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对无序、无整体宇宙观的形成和表达[2]。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等新的研究方法纷至沓来，众声喧哗，一时间被推为显学。早在1962年，钱钟书就发表《论通感》，较早运用心理学方法，比较亚里士多德《心灵论》与中国的《乐论》，比较唐宋诗词与西方古典诗歌中的通感现象。他指出，在日常生活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身等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摹成好像有声音，表示他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通感”或“感觉移借”。20世纪80年代，文艺心理学成为热门，各种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的著作蜂拥而至④。在众多著作中，吕俊华的《自尊论》《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艺术与癫狂：艺术变态心理学研究》等，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解读文学，很有影响。80年代，林兴宅在《文学评论》发表《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研究中的运用》，论述了我国文艺研究、文艺批评方法论变革的三个层次，提出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在于有机整体观念。强调整体性观念，这在今天看来可能已是常识，而在当时，他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讨论文学问题，让人感觉耳目一新。 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备受瞩目。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就被介绍到中国，重点分析视觉艺术心理学问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以拼音文字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对于“图像”非常重视，甚至成为视觉文化的核心概念。相比较而言，以形声文字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听觉形象更加关注。看字听声，“闻声知情”，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明清小说中存在着的“草蛇灰线”的艺术手法，强调艺术结构要有“连”有“断”。这与西方艺术更专注于一以贯之的“连”有所不同[3]。将这种理论应用于文学史研究，就有可能别开生面⑤。 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也是持续不断的讨论话题。黄浩的《文学失语症》认为新小说患上了“运动性失语”，“即语言传达的功能性障碍疾病。通俗一点讲，就是：新小说说话困难”。由此延伸，古代文论也面临着现代转化的难题。曹顺庆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探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可能性以及若干途径。季羡林在《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强调我们应当秉承“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态度，“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为此，《文学评论》编辑部在1997年第1期特意设专栏，精心择选出四篇论文与一篇报道，由此引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大讨论。 世纪之交，面对中国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及其发展状况，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格外关注。1999年底，《文学前沿》主办“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研讨会，就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以及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讨论。此后连续几年召开“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变革时代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全球性对话”等研讨会，试图对丰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出文化解答。文学研究所也适时承担院重大课题“新世纪全球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项目，用于面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系统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问题⑥，同时，又组织专家，按照类别编选“新世纪文论读本”，选录近十年来重要的理论文章⑦，为学术界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由此不难看出，文学所的研究人员既要坚持“文以载道”的悠久传统，又不能放弃研究者应有的立场和情怀。钱中文就坚持认为，过度强调文化研究的价值其实是泛化了“文学性”，取缔了文学自主研究和独立的学科价值，一味地关注文学外部研究，最终将导致文学的消亡和死亡。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P82)。文学观念的变迁和文学研究的推进，始终是在社会语境的制约中产生和发展。文学研究工作者应当看到历史语境的变迁和重大转折，找到能有效作用于社会语境的研究旨趣和范式，这样才能对文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这场论争的意义已超出“文化研究”本身，由此向传统文艺学、当代文学批评等领域延伸，影响不可小觑。 其实，这又涉及学科边界问题。一方面，我们画地为牢，各说各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还相互怀有偏见。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对历史常有偏见，觉得他们见物不见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对文学界也有成见，认为文学研究是见人不见物；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认为文学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甚至是对哲学的间接折射，不能直接揭示宇宙与社会的本质与真理。文学、历史学界，也有人认为哲学研究没有学问，因为他们物、人皆不见，只讨论形而上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又渴望彼此了解，也都知道，历史可以为文学提供直接素材，文学也可以是历史与哲学的反映。譬如，对于先秦两汉历史文化的研究，文史哲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大体是相同的，只是观察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谈到屈原，我们不仅想到屈原的思想和形象，还有他的时代，他的生存环境，还有楚地风物等等，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哲学、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内部藩篱，进行跨学科研究，就很有必要。问题是，这些话题说了很多遍，学术界也多有尝试，但成功者有限。有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从古代文学研究到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最后还会研究到史学、哲学甚至政治、经济学，每一部成果都可能引起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但时过境迁，多数所谓成果如天边游云一样散去，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起他们的作品。有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爱用训诂学上“一声之转”的方法，由甲到乙，由乙到丙，由丙到丁，转来转去，似乎古代任何作家的任何作品，都有可能产生关系。学术研究允许根据一些材料发挥适当的想象，就像跳远，脚踏实地，跳出一步，对古人抱以了解之同情。但仅此而已，不能再据以进行三级跳。学术研究不是学术创作。多学科跨界研究在方法论上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忽视了学术有边界、学术有内涵的基本道理，忽视了外延不能无限扩展的规矩。无节制的跨学科研究可能会获得暂时声誉，却由于缺乏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往往后继乏力，其成果也很难长久保存下去。这样的成果，可以浪得虚名一时，却让作者付出一生的代价，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提倡文史哲不分，并非要求文学研究者去从事历史学、哲学工作者的研究任务，而是要指出学术研究需要注意学科边界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