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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史及文学史料研究 文学史研究与文学作品细读，两者关系密切，其背后又隐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细读文学作品，往往通过个案，关注艺术的特色，而文学史研究则带有鲜明的理论探索的色彩，探索规律性的东西。 (一)纵向历时性研究 文学史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泛，既包含作家作品研究，也涵盖文学思潮史研究。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近代文学研究室、现代文学研究室、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以及古典文献研究室主要承担广义文学史研究的重任。 1953年建所伊始就设立中国古典文学组和中国文学史组，理论与文献并重，中学与西学贯通，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学史著作。20世纪60年代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纂完成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由唐弢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汇集了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精英，集中呈现了建国以后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长期以来作为教材，蜚声海内外。 世纪之交，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先生组织编写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包括谭家健等主编《先秦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徐公持《魏晋文学史》，邓绍基《元代文学史》成为这一学科的权威著作。此外，杨镰《元诗史》、金宁芬《明代戏曲史》，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显示出文学所对文学史研究的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文学编年史等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刘跃进编著《秦汉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刘跃进合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卓如、鲁湘元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刘福春编著《中国新诗编年史》，张大明编著《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14)等，一时出现出版扎堆现象。 中国近现代文学学科，已有较长的发展历程。文学所不仅有专门的研究室，还主管着全国性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研究，在“鲁、郭、茅、巴、老、曹”等经典作家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始终活跃在第一线。 早在1978年，文学研究所组建近代文学研究室(初名近代组)。这是全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学术机构。1982年，近代室首先发起举办第一届中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此后每两年一届，现已坚持了20多年。由近代室筹备，1988年成立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还成立了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等二级分会。这些机构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成立于1954年，以20世纪初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史的研究作为首要任务，兼及当代文学的研究，形成了富有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和学术传统。《文学评论》常常组织专题讨论，刊发对现代著名作家作品的研究论文。特别是鲁迅研究，常论常新。陈涌《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全面论述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孙玉石《〈野草〉与中国现代散文诗》则把鲁迅的《野草》视为中国现代散文诗走向成熟的第一个里程碑。此后，王富仁、杨义、汪晖等人又分析了鲁迅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复杂性格。还有学者常常运用新方法、新理论去解释鲁迅作品。譬如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等，都是当时传诵一时的名作。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成为时髦的提法。从理论上说，这种提法是“为了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目的在于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其实质是不满足于过去的叙述，对《诗》《骚》的传统，对李、杜的地位，对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提出系统质疑。在此背景下，美国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剑桥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便成为学术界少有的畅销书。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有一股思潮在涌动，即海外一部分汉学家在掌控着中国文学的评价标准。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要想“走向世界”，就有必要向欧美学习，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给予重新叙述和评价，才能获得所谓世界学术主流的认可。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何撰写文学史，不能东倒西歪，还是要回归中国的传统，回归主流意识形态。2016年，《中国文学批评》杂志对此一现象展开讨论，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学所的科研人员坚持自己的研究立场，一批青年学者自发地组成“北京·中国当代史读书会”，阅读原始文献，倡导重回经典，开展以重新阐释左翼和革命作家为宗旨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学术活动，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审视历史，发表了很多有深度的研究文章，即将结集为《革命·历史·文学》《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赵树理为中心》《20世纪中国革命视野下的台湾文学》三部著作。 (二)横向共时性研究 近百年来，各种形式的中国文学史已经出版了上千部，多属于建立在西方文学观念基础上的知识性积累，且局限于汉民族文学发展状况。20世纪90年代文学所就主持编纂《中华文学通史》[16]的编写工作，包括中华多民族文学、民间文学，还涉及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汉语文化圈以及海外华文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三通”，即纵向的古今文学贯通，横向的多民族、民间文学贯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贯通[17]。2015年，《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又联合举办了“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引起了学界和在京媒体的共鸣与关注。杨义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 杨义的《文学地理学会通》立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手持的利器，就是大文学史观，注重文学史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相互交融、立体共生的关系，关注“边缘活力”问题，关注文学地理学、文学民族学、文学文化学和文学图志学乃至文学考古学。刘跃进的《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收集了大量秦汉时期的文人史料，依照地理分布情况进行整理，以说明不同地域与文人的气质风尚的关系。这种探讨，在文学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意义。赵京华率领创新团队，从事《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丛书的校勘与研究工作。这是一项旧书翻刻与整理的工作，目前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两辑近20册。丛书的整理出版，是对20世纪众多人文地理著作的一次重新发现和解读，是拼贴完成20世纪文学研究全息全景地图的一次尝试。 开展对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研究，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是文学研究所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1989年创建的港台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在台湾小说史、新诗史、文学理论发展史、两岸文学关系史和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础。近年，他们以“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为中心，梳理明末与清代台湾传统文学、日据时代文学文献，陆续推出《台湾文学大系》《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台湾地区文学透视》《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等集体成果。个人著述众多，为开拓中国大陆起步较晚的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三)综合文献研究 文学研究所的文学史研究，建立在文学史料的系统整理基础之上。古代文学史料的整理，最重要的业绩是大型《古本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戏曲作品总集，收集了留存于世的绝大部分戏曲孤本与珍本。文学所几代学人为此付出了坚实的努力，先后出版了一、二、三、四、五、九等六辑，收录800余种稀见戏曲珍本。2016年，文学研究所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携手推出《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第七、八两集的工作业已进入实施阶段，计划在2019年出齐。此外，刘世德、陈庆浩、石昌渝主编的《古本小说丛刊》是当代最重要的古典小说丛书。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充分吸收历代研究成果，是一部集大成式的中国古典小说书目。2017年，刘跃进著《文选旧注辑存》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书力图囊括至今尚存的《文选》所有旧注。这些旧注包括李善引前人注、李善注、五臣注、《文选集注》所引各家注、旧钞佚注(如俄藏敦煌《文选》二四二残本、天津艺术馆藏旧钞本及日本永青文库藏旧钞本中所存佚注)以及史书古注等。此外，该书搜罗《文选》众多版本，并在众多参校本中广泛收集到一些较为稀见的日藏古钞本。这些古钞本，清代学者未曾寓目，当代学者也罕觏其面。将这些稀见版本收入《辑存》，无疑使“选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到进一步开拓。《辑存》因汇辑众多版本，正文、注文方面就出现了极为繁多的异文。有些异文两义皆可通、有些属于通假字或异体字、有些为讹脱衍误，无论什么样的情况，这些异文的存在，为我们探究文本意义、版本流传、六书演变、古籍校勘提供了直观的实例，有着多方面的参考价值。文学研究的角度纷繁各异，方法也层出不穷。无论什么方法，最终都绕不过作品，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作品上。作品研究，或强调理论的阐释，或注重文献的整理，但都要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细读的前提则要有一部较为可靠的文本。然而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讹误脱衍，因此文本细读首先需要校订异同、寔正文字。关于如何细读文本，《辑存》通过两万余条具体的实例，向读者说明：要从“有字处”开始细读。通观全书，似乎只是罗列正文和注文的文字异同，但这正是关键的第一步。细读文本，首先是一字一句的校读，其次才能积句成章、积章成篇，达到通解全文的程度。 自上世纪英美新批评派提出“文本细读”的理论后，一时蔚为风气。现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受该理论启发，也纷纷倡导“细读文本”。其实，二者之间还是有所差异的，前者强调的是以语义分析作为诗歌批评最基本的方法，后者则意在摒弃空洞的文学外部研究，要求回归文本并立足文本。古代文学研究与英美新批评派的诗歌研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鸿沟，不能不加辨析就轻易地将其理论“拿来”使用。具体到古代文学，如何细读，便是一个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可喜的是，《辑存》为我们开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为经典阅读树立一个可资效仿的范例。 近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有“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等，整合近现代诸多稀见而又确有史料价值的文献，包括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序跋汇编等，多层面、多角度地呈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文学所主持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第一套大规模的，较为完整、系统的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全国60多所高等院校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近400名专业人员参加了编写工作。2007年，文学研究所启动《中国文学史料全编》工程，“现代卷”即以这套丛书为基础，统一装帧，分为甲乙丙三编，集中出版。 对于史料的系统整理，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老一辈学者中，余冠英、曹道衡的汉魏六朝文学、乐府文学研究，钱钟书的唐宋文学研究，孙楷第的小说、戏曲目录史料的研究，俞平伯、吴世昌的《红楼梦》研究与词学研究等，都成为相关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在他们的引领下，文学所的古代文学在相关研究领域依然保持旺盛的学术创造力。 近、现代文学研究，随着史料的整理，别开生面。唐弢先生的鲁迅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樊骏先生对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都有目共睹。此外，对鸳鸯蝴蝶派、新月派、新感觉派的研究，我们在分析清末民初文坛、评价左翼作家创作时就有了更多的参照。文学所的科研人员对于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对于左翼作家作品的研究，对于清末民初文坛的研究，对于新诗资料的整理研究，对于文学人类学以及东亚思想史的研究，对于海外汉学的关注研究，都以资料研究为基础，立论坚实，多可信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