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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学科研究：从民间文学到比较文学 文学研究所的民间文学研究领域聚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者，在神话、史诗、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歌谣、谚语、小戏以及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民间”的涵义发生重大变化。为适应国内外学术发展的新形势，这个研究团队在强化已有优势基础上对研究重点和研究领域多作调整，发挥集合优势，在原有《中华民间文学史》基础上修订而成《中国民间文学史》[5]，涉及多种民间文学研究分支学科，获得海内外同行的重视及好评，已被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其次，强化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关注中外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前沿问题，注重对学科理念作深度反思，对关键词作系统梳理。同时，审时度势，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⑧。 从现在的趋势看，民间文学、民俗文学、民族文学乃至比较文学，殊途同归，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突破。譬如民族文学问题，现在越来越引人注意。过去，国内很多民族院校文学系通常开设有汉民族文学经典阅读课，对《诗经》《楚辞》等文学名著以及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著名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有详尽的介绍。相比之下，内地一些综合性大学中文系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学经典，似乎鲜有介绍。中文系，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简称。中华各民族文学经典，当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被纳入中文学科建设的规划中。201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又联合举办了“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热烈讨论，建言献策，凝聚共识，一致认为有必要努力探讨、总结“中华文学”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色、演变规律及其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的时代作用。这次会议引起了学界和在京媒体的共鸣与关注。《文史知识》编辑部又组织专栏，约请一些中青年学者撰写文章，展示新一代学者的宏观思考。 再譬如比较文学问题，郑振铎先生借鉴《金枝》的巫术理论来解析汤祷传说，重释经典文献的文化意义，开启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名著，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杰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法热”“文化热”风起云涌，研究者渴望“走向世界”。在这样背景下，文学研究所在1985年以《文学研究动态》编辑部为基础，组建了文艺新学科研究室。1990年，该研究室更名为比较文学研究室。2002年，文学研究所又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将文学人类学、比较神话学作为主攻方向。 这两个方向，又与现在比较时髦的“钞本理论”有内在的关联。 近年，随着记忆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将历史的发展，分为口述文化、记忆文化和文化认同与政治想象这三个阶段。这种理论主张，与当前所谓“后真相”(post-truth)思潮相关。尼采说，世界上没有真相，只有对真相的解释。这就涉及历史的角色塑造问题、历史想象与文学想象的同异问题。依据这种理论，钞本时代的经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断叠加的情况。流传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献可以有单一的资料来源，也可以具有多重早期资料来源，出现异文，很不稳定。 以屈原和《楚辞》为例，早在上世纪初叶，就有部分学者怀疑屈原的存在。他们的主要根据，一是先秦史料未见屈原名字，二是《资治通鉴》未写屈原事迹。廖平《楚辞讲义》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又说：“《楚辞》为词章之祖，后人恶秦，因托之屈子。”胡适《读楚辞》也说：“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冈村繁《楚辞和屈原》认为很多作品“是屈原死后，对其记忆犹新的时候的人的作品。”[6]朱东润先生虽然没有否定屈原的存在，但他在“楚辞探故”的系列文章中认为《离骚》是刘安所作，《九歌》是汉武帝时的作品，《九章》中的作品多数也成于武帝时代，《天问》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这实际上也否定了作为文学家的屈原的存在。对此，郭沫若撰文逐一批驳⑨。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界又重提这一话题，国内出版了《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7]、《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8]、《现代楚辞批评史》[9]等，可以说是对屈原否定论的总清算、集大成。从中国人的情感来说，屈原的存在，不能否定。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情感不能代替学术。早期文献传播途径不同，同一故事便有不同记载。有关《西京杂记》的作者有多种说法。倪豪士根据毛延寿丑化王昭君这个细节，推断这部书出现在齐梁中后期。类似情形，《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女传》《新序》《说苑》等，故事来源各不相同，故事情节细节都有出入，就有一个互文性问题。即便是同一本书，前后记载也可能矛盾。比如《商君书》《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很难说一定是个人所著。《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刊发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楚辞〉的时间观念》，他在文章中指出，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时间观念往往是循环式时间观念，直至永远。这个时期的人们基本上感觉满足，较少忧虑。进入文明较高阶段之后，尤其是中央集团统治后，新的直线式时间观念产生。这时的人们开始充满忧虑，时间的背后是悲剧性的本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按照这样的观念看《离骚》，就有三个时间观念：第一部分是主人翁第一次出发以前的部分。从时间观念来说，这个部分是在直线性质的时间里万事不如意，所以他放弃直线性质的时间，向天界作第一次的出发。第二部分记述天界游行的前半段，包括他跟女神们的接触，描写的是主人翁在圆形时间里的彷徨。第三部分是第二次出发以后记述新的天上游行，从空间观念来说，是以迈向更宽广的地域为目标进行的彷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新的时间。这个时间超越直线性质的时间和循环的时间，是充满喜悦的绝对性质的时间。所以会有这三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从逻辑上来推断，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叙述者造成的。这可能就是一些学者读《离骚》时，可以读出不同作者的原因所在吧？这种文本细读，是很有意义的尝试。这个结论可能不是否定屈原，而是指出一种现象，即早期文献以某人命名，这个人不一定就是唯一的作者。 又譬如，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常常自相矛盾，有些场面的描述更像小说。甚至可以这样说，早期的历史文献，很多像小说。这也容易理解。中国古代早期文献，始于口头传播，经过漫长的流传，最后被写定。在流传过程中，口传文献信息不断累积，不断演变，最终形成文本文献。因此，今天所看到的众多版本，很难说哪些是定本，哪些内容是后人叠加进来的。不同文本的不同性质本身已经成为文学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照此推论，先唐文本文献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19世纪末，疑古思潮甚嚣尘上，与此前的疑古之风遥相呼应。俄国汉学家王西里(V.P.Vasiliev，1818-1900)《中国文学史纲要》认为，除《诗经》《春秋》外，现存先秦典籍多数是汉代产物，甚至更晚⑩。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12种辨伪的方法，也将很多先秦以来流传的典籍列入伪托之作。类似这样的观点，左右学术界将近一个世纪。 问题是，最近40多年，出土文献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中国早期文本文献的传承相当复杂，梁启超提出的辨伪方法，大多数站不住脚。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所有出土文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学术史的面貌。即便是甲骨文，也只是证明司马迁所见史料比较确切。这充分说明，中国早期文献确有其稳定性品质。 过去我们常常依违两端，要么疑古，要么佞古，即便是中立的“释古”，或曰“走出疑古时代”，其本质还是相信或者不相信现存史料。所谓钞本理论一个基本的态度是，承认古史材料矛盾的存在，具体材料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近年，有一种从“国学热”到“古典学”的倾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纷纷开展钞本理论研究，有的还成立古典学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引导学者引入欧美研究古希腊文化、圣经文献的学术方法，虽然还是初步的尝试，值得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