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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阐释”的方法论危机——兼论20世纪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倾向(3)

http://www.newdu.com 2018-11-01 《江汉论坛》 董希文 参加讨论

    三、“强制阐释”否定方法之间的互补
    对于同一研究对象可以从不同视角介入,得出虽然相异但却符合研究对象实际的认识,这是文学研究中经常遇到的现象。导致该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方法之间具有互补性。
    所谓互补,就是指源于同一事物的两个或多个方面相互依赖,共同维护事物整体性存在。作为思维方法,其源自于对事物多样性的认识,任何事物,特别是复杂事物和现象不可能只具有单一本质规定,它是多方面关系和属性的综合。因此,研究该类客体,就必须多角度、多层次展开。在此情况下,各种研究视角都具有有效性,它们之间就是互补关系。作为哲学方法,互补性源于中国古代道家的“太极”理想,“道”是万物本源,“道”的生生不息及无穷演变构成了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各种事物之间互相依存,互补共生。道家理想的极致是“太极图”所传达的理念,在共存的圆形世界中,阴与阳、太阴与太阳、少阴与少阳的和谐存在共同推进了宇宙万物的发展。这一思维模式及哲学智慧影响深远,在东方世界生活的方方面面留下了它的烙印。
    自古以来,西方哲学惯于直线思维,二元对立模式盛行不衰,互补思维较少运用。直至近代,互补思维才被关注。在科学研究领域明确提出“互补性”的是近代丹麦物理学家波普尔。波普尔研究量子物理,提出了著名的“波粒二重性”理论。他在研究中发现,在微观世界中,光既显示其波动性,又显示其粒子性,光的波、粒两种形态却不能在同一实验中进行,而是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相互补充。这一发现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打破了传统物理——刚体物理对事物非此即彼的认识,也使人类认识外物的思维方式有了转变,即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可以发现客体不同特点,对其做出亦此亦彼,但都贴近事物本质的阐释。这一发现不仅对自然科学,而且对人文科学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多元化阐释方法就受到了这一观念的启发。
    文学研究中的“互补”大致有纵向互补与横向互补两种形式。纵向互补则表现为研究方法层次间的关系,即包括从一般哲学方法到特殊文学方法再到具体使用方法(操作模式)间的互补关系,逐步实现了研究的具体化:也包括从感性到知性进而上升为理性的层次间的互动。横向互补则表现为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互相补充,如对鲁迅《阿Q正传》进行阐释,既可以采用社会学方法,剖析阿Q革命的现实意义;也可以运用心理学方法探讨阿Q对革命、恋爱的变态认识;还可以运用现代语言学批评,解析作品的叙事技巧。这些方法之间就是互补性关系,虽然它们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都是发现作品本质的一条有效途径。事实上,不但对文学作品可以进行上述研究,而且研究文艺理论本身问题也必须遵循互补性原则,如新时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识就是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方法论热潮,对马克思核心文艺思想的研究先后出现过哲学认识论范式、审美意识形态论范式、艺术生产论范式、文艺文化学范式等多种样态。各种方法尽管不同,但互为补充,从不同角度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精髓,并进行集中放大处理,加深了国人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理解,推动了国内马列文论研究。
    一般而言,“强制阐释”会固执地坚持一种方法、一个视角看待问题,对于其它可能有效的方法决然不提、视而不见。如形式主义文论家只看到文本语言与形式结构,存在主义批评家只注意到作品中的自由与荒诞,而原型批评理论家只想到了文本意象与神话的关联及置换技巧。显然,这一研究倾向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大量存在。这些学派各自孤立、绝对地强调自身理论和阐释的唯一正确性,抨击其它研究与批评为非法错误。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中认定凡高的《鞋》中刻画的就是农妇的鞋,因为唯有是农妇的鞋,才能用以宣扬其具有神秘性的存在主义主张。弗洛伊德断定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与恋母情结有关,只有如此才能印证其精神分析理论。各种形式主义批评认为文学研究只能讨论文本字、词、句子及其各种叙事技巧乃至挖掘潜隐的二元对立结构,与此无关的历史内容、意识形态分析绝对错误,其目的在于维护文学研究的“科学神话”。
    综上所述,在各种研究中,方法的运用并不是手到拈来、随意选取,而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必须遵循诸多制衡原则。对应性是依据主、客体需要选择方法的根本依据:中介性则是避免具体操作过程中任性偏执和机械搬用的制衡原则:层次性是方法本身的展开,在区分方法层次的同时,还应辩证处理各层次间的相互关系,突出理性方法的主导功能;而互补性则具有协调各种方法的独特功能,以便使各种方法围绕核心问题发挥更大效能,对文学现象和文艺理论本身做出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因此,任何领域运用方法研究具体问题,上述“四项”原则都必须自觉遵守。而“强制阐释”理论则在选择方法时过于突出主观目的、相对忽视研究对象的制约作用;在运用方法研究文学对象时,过于倚重知性方法,相对忽视更为辩证的理性综合研究,并且在处理各方法之间关系时,过于夸大自身方法的唯一性和权威性,忽视,甚至否定其它方法的合理性。就此而言,“强制阐释”理论存在方法论上的危机。20世纪西方文论具有“强制阐释”倾向,尤其值得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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