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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制阐释”执著知性方法的失误 在选择了适合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方法后，还需要注意方法本身的内在结构与层次。如果说前者是制约方法选择外部条件，那么，后者则是方法的“内部规律”，是对方法内在本质的深层次挖掘，是对方法“自足性”的研究。 1.方法具有层次性 方法是人类知识获得的工具和桥梁，而遵循思维规律，人的认识是分层次的，认识的层次性决定于方法的层次性存在。历史上，不少学者曾对人类思维方法进行过研究，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有的立足自身体验，从朴素唯物主义出发，按照事物的结构层次模糊划分，提出了形象感受与内容领悟两个层次。有的进行“言—象—意”式的层进式解读，相应地认为人的认知方法也是语言体认——形象感受——意义涵咏三个层次，如中国古代。还有的从各自哲学体系出发，逻辑地进行推演，得出五花八门的理解，如西方符号学的结构层次分析、现象学的悬置——本质直观——现象描述等，此不赘述。但总体而言，以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两层次划分最为流行、最有影响。事实上，这种认识看似辩证，实则笼统，它没有合理解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如何关联、如何转化。 就历史发展而言，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古典本体论——近代认识论——现代语言论的跨越式发展，其中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对于人之心理结构和思维规律的剖析最为严谨、精密和深刻。这一时期的代表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人都将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并对各自内涵和其间关系做了精辟分析。康德哲学的核心是研究人类知识形式，也可以说是形式逻辑的集大成者。康德关注的不是知识的内容，而是知识的逻辑形式，他称其为“先验形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明确提出感性、知性、理性是知识获得的三种“先验形式”。他认为感性是指“心之感受性，即心在被激动时容受表象之能力”③，它主要包括人的时空感觉，简称“表象之能力”；知性是“心由自身产生表象之能力”④，主要涉及质量、必然与偶然等十二对先验范畴，简称“知识之能力”；理性乃“整理直观之质料而使之隶属于思维之最高统一”⑤的能力，主要涉及人的先验综合能力，简称为“原理的能力”。康德认为人类理性知识的获得是由认识主体的“先验”能力决定的，正确知识的获取要经过由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渐次深入过程。在康德看来，先验存在的认知心理结构制约着认识水平与层次，而后者的核心就是方法的不同，不同的认知方法对应着不同的知识形式。剔除其先验唯心主义谬误，我们由此可知，方法包含三个层次：感性认识方法、知性认识方法和理性认识方法。黑格尔也有大致相同的认识，感性是对个别性的感知，知性是普遍性的抽象，理性认识则是个性与共性、具体与抽象矛盾对立中的多样统一。在经过了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后，辩证理性知识自然获得。因此，将认识方法划分感性认识、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三个层次更为合理。在感性认识阶段，认识仅限于感觉、知觉、表象三个环节，相当于一般经验感悟方法。知性认识阶段，对事物各个局部特征进行抽象，是理论思维的初级形式，相当于单纯的分析或分解的方法。理性认识阶段，揭示事物内部联系和运动性质，是一种整体思维方法，相当于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它是理论思维的高级形式。 2.文学研究方法层次及功能 一般认识方法的层次划分也适用于文艺研究方法，文艺研究与文学批评方法也是由感性经验方法、知性分解方法和理性辩证方法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构成。并且，作为相对独立的每个层次方法在批评实践中发挥着不同功能，甚至在某一历史时期成为主流方法。 第一，感性方法与感悟。通俗地讲，感性认识就是人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进行感知，在头脑中形成感性印象的认识方式，也就是通过感觉、知觉形成表象的过程。感性认识虽然较为浅显，但它却是知性、理性认识形成的基础。感性认识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直觉性，它是对认识对象所进行的整体性感知，虽有时失于笼统，但由于包含亲身体验、灌注主体心性，因此更为形象、直观且富有灵性。感性认识的局限性也比较突出，那就是逻辑不够严密，系统性不强，较为直白、浅显，停留在研究对象的表层，不够深入。诚如黑格尔所言：“这种确定性所提供的也可以说是最抽象的、最贫乏的真理”，因为“它对于它所知道的仅仅说出了这么多：它存在着”。⑥至于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不在其认知范围。在文学研究和批评过程中，感性认识表现为对研究对象的印象感悟，其立足点在于对象的个别状况，形成对对象个别特征的强烈主观印象，并进行描述。因此，感性方法注定不能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第二，知性方法与分析。“知性”又译作“悟性”(蓝公武译)，其原意为智力、理解力、分析辨别事物的能力、抽象思维的能力，是人类思维活动具有自觉性、主动性的突出表现。“知性”思维是人类认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缺少抽象思辨，感性感觉无法上升为理性知识。由此可见，在认识过程中知性思维必不可少。知性认识突出了人类认识活动的主体性，显示出认识主体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剖析认知对象能力。但由于这是一种单方面思维，在很多情况下忽视了认知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及其与其他相关事物的多方面联系，所做出的判断有时失于片面与机械。与辩证法相比较，知性认识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辩证法突出联系，知性方法则孤立看待问题：辩证法突出具体的统一、有差别的同一，而知性方法则停留在抽象的同一上；辩证法突出具体的普遍性，讲多样统一，而知性方法则仅注意抽象的普遍性。辩证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得出专属该问题的结论。在这里，普遍性原理仅仅是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取代行动本身。知性方法则夸大原理的普遍性，让问题适应原理，以一种削足适履的逻辑看待其间关系，经常做出错误解释。总体而言，知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鲜活的现实，从事着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演绎。例如，关于中国革命出路问题，毛泽东灵活运用辩证法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想，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而王明全盘照搬苏联革命模式的做法注定不会成功，因为那是机械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正反事例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性思维分析问题较为僵化与顽固。 第三，理性方法与理解。不同于一般感性思维满足于体悟研究客体表面形象，也不同于知性思维流连于主体剖解能力的炫耀，理性思维是对前两者的超越，其逻辑行程是从感性的具体认知到知性的抽象分解再到理性的具体认知，最终实现对前两者的整合与超越，达到具体个别性与一般共性的交融统一。理性思维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能促进思想的增值，促使思想火花产生，最大限度上得出既立足主客双方又超越它们的新知。辩证法是理性思维的最高形态。黑格尔说：“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⑦所谓辩证法，就是采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研究问题，并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普遍原理与具体个案有机结合起来。在探究具体问题时，注意突出主要矛盾，在研究主要矛盾时，又要侧重矛盾的主要方面。理性认识及其思维方法总体特征就是把握事物的整体性，在矛盾对立统一中合理解决问题，得出理论依据坚实、现象印证充分的阐释。这就要求做到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统一，特别是从抽象返回到具体，即从感性的具体到知性的抽象再到理性的具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将其描述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种方法与文学研究对象本性极为符合，面对任何文学现象，研究者首先感觉到的当然是一个混沌的表象，然后要分析，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切割后加以审察，以前的失误往往在于就此止步，未能做出最后的整合与综合。即使归纳几句，大都执滞于现象，未能把握客体的诸多规定性，因而显得贫乏和肤浅。 3.“强制阐释”理论思维的偏执与混乱 依此来看，“强制阐释”就是一种知性分析，它并没有遵照由感性——知性——理性的思维程序展开，更没有提升到“理性”的高度综合剖析研究对象，而是仅仅依靠强大的知性分析削足适履般地肢解作品。为了论者的某种主观目的，“强制阐释”研究停驻知性层次，满足于作品与文艺现象对于论者“意图”的印证，不再将真知灼见作为文学批评的最高目标，缺少科学探求精神。因此，这一研究很难得出公正、科学的论断。事实上，思维上的“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决定了其只能如此。 依此检视20世纪西方文论，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强制阐释”倾向的症结所在：没有很好做到感性、知性和理性方法的有机统一，因而必然不能获得包涵感性、知性和理性认识相统一的科学见解。第一，一定程度上的文本细读和现象剖析，在没有细致感悟研究对象的前提下，直奔“主题”，“意图先行”弊端明显。第二，突出“知性”方法和主观理解，夸大主体能动性，用“知性”方法肢解作品，使文学作品与文艺现象成为理论预设的佐证材料。张江先生将其概括为“片面的知性执著”。⑧第三，不能坚持辩证思维，综合分析研究对象，结论有所偏颇，无法获得科学的理性认识。这在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生态批评等理论中都有突出体现。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盛行与不正确地运用方法密切相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