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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整合价值的行动与事件分析 成长小说之所以是关于成长，就在于小说主人公“通过种种的迷误而走上正途，认识并且实现人生和自我的价值”。(11)在《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主人公维廉·麦斯特就经历了参加赛罗剧团的迷误时期。当维廉在前往罗塔里欧庄园的路上，遇到当年船上的牧师，被追问当年在剧团之时，维廉感慨道：“每逢我回想我和他们一起所度过的岁月，便觉得是望见一片无垠的空虚；从中我毫无所得。”牧师则劝告维廉说：“你错了；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会留下痕迹，一切都不知不觉地有助于我们的修养……”。(12)人生的迷误并不在于事件经历本身，而在于经历事件中自己的愿望和志向修养成就的意义。认识就是实现人生和自我价值的前提。因此《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当中，无论是行动还是事件，都是以维廉个人成长的整合意义作为叙事动力。《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并不侧重表现行动本身的传奇性，虽然其中不乏抢劫、拐骗、决斗、乔装，以及血族通奸等猎奇情节，但是并不占主导地位，事件重要性的判断标准，取决于维廉·麦斯特的个人解读中。 正如质性研究更关注与事件和行动背后的主体诠释一样，维廉·麦斯特的主体诠释也超越了个人经验的范畴，作为经典的虚构文学作品，其表现内容的典型性，具备了质性研究广泛采用的民族志研究、行动研究、访谈等等研究方法的特征。维廉·麦斯特作为叙述者，多次详尽描写当时德国社会戏剧生活的种种，呈现出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所提出的民族志研究“深描”(thick description)相类似的内容承载和表述方法。这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格尔兹认为，人类学写作本身就是阐释，此外还有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阐释(根据定义，只有“本土人”才能做第一层次的阐释：这是他的文化)。(13)也就是说，人类学写作的阐释基础，是基于叙述者讲述其作为行动者所经验的内容本身。维廉·麦斯特正是通过从细节上再造儿时傀儡戏演出的场景，借以向自己的母亲和情人解释成年后自己醉心于观看戏剧表演的原因，并拉近彼此的情感联系。青年维廉对儿时的回忆，就如质性研究中作为叙述者的青年维廉，通过厚描手法沉浸在研究对象少年维廉的文化中那样，经由回忆，观察和理解少年维廉的戏剧行为。此外，在《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维廉在参加赛罗剧团时期，却置身于类似质性研究的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社区成员中。作为合作者，他积极参与德国民族戏剧建设和莎士比亚戏剧本土化演出的过程之中，致力于德国戏剧的审美教育的实践。 其次，叙述内容本身的虚构性质并不影响主体阐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格尔兹坚持“人类学著述是小说；说它们是小说，意思是说它们是‘虚构的事情’‘制造出来的东西’——即‘小说’的原意——并非说它们是假的、不真实的或仅仅是个想象的思想实验”。(14)因此，青年维廉回忆所包含的各种戏剧知识，能够成为了解德国戏剧发展的重要资料，就是因为它是基于对现实生活沉浸式理解和观察的虚构产物。作为作者的歌德和作为叙述者的维廉·麦斯特，在创作作品和叙述个人经历的时候，未必有着明确地记录德国戏剧发展过程的自觉意识，但是文本本身却包含了基于主体阐释基础之上，对所处社区或文化所包含的共同信仰、习俗、人为现象和民间知识的有意展现。 质性研究直接吸收了从民族志研究发展而来的“深描”手法。同时，叙事学家也认同，将拓展“深描”概念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的研究视为阐明文化实践与叙述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探索，以及叙述的人文科学转向的表现。(15) 第三，超越民族志“深描”手法，《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还包含质性研究其他的研究方法。在事件和行为的呈现中，最重要的方式还是对话。在质性研究中，以访谈形式进行的对话是十分关键的，而对话可以看做是质性研究中访谈的文学呈现方式。在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对话多是以深入访谈的形式进行的，然而这一访谈也如质性研究中那样，主要是以深入访谈而展开，它并非是一种双向交流：受访者是访谈的主体，采访者的作用只是敦促受访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的诠释主体是维廉·麦斯特，不论对话以何种形式出现，维廉都是访谈的主导者和内容的主要呈现者。以小说第一部为例，第二章维廉与母亲的谈话，维廉所说的幼时对傀儡戏的迷恋正是现在的维廉戏剧狂热的开端。第四、五、六、七章维廉向玛利亚娜反复介绍自己幼时参与傀儡戏表演的细节，第十四章维廉和梅里纳讨论爱情与戏剧职业，都是作为叙述者的维廉讲述作为聚焦者的维廉所感知到的一切。 较为特殊的事例发生在第十六章，维廉写信向玛丽亚纳求婚和第十七章维廉偶遇外乡人讨论各自有关命运的看法。首先，信件是在有明确叙述对象的情况下，一种叙述内容受限的叙述者独白式表达。但从本质上看，与前述对话形式中叙述者叙述内容与聚焦者感知内容的重合并无二致。维廉偶遇外乡人则是用类似的形式特征，呈现出不一样的表达内容。在之前维廉与他人的对话中，只有在不转换叙述者的情况下，才在文本中省略叙述者叙述行为的标识。也就是维廉在不停地说，才不需要出现“维廉说”一类的标志词。但是在维廉偶遇外乡人的谈话中，却出现不同的境况，这就是根据内容判断说话人已经发生变化，但在文本的形式层面并没有叙述者转换的标志。因此，抛开叙述者和受述者在文本的现实存在，这一段偶遇外乡人的谈话，也可看做是维廉成长过程中的自我对话、自我剖析的变形呈现。 从同样的角度看，小说第一部除了对话以外，独白、信件等等，都具有通过深入访谈实现主体诠释的研究价值，其功能指向保持了维廉·麦斯特个人成长整合价值的一贯性。同时，作为叙事虚构作品，小说的叙事特征呼应了质性研究诸多研究方法，为质性研究开拓新的文本资料来源提供了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