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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向“后人类”时代的文学及其审美向度的理性反思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尽管“后人类”介入日常社会生活的诸多表现形态还仅是一种尝试，其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尚未出现，但在人文主义构筑的人类中心意识及其理性自信的框架下，“后人类”却以一种后人文主义的行为实践瓦解着人文主义数百年来建构的思想堡垒，重新调节着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引发的思想与行为偏差。作为后人文主义的一种具象化呈现，人工智能介入文学生产也仅是当下技术媒介参与文学活动的异化形态，置若罔闻抑或杞人忧天均非明智之举，鉴于技术局限以及文学本体的多重性征，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人类进行自主性的文学生产绝非未来一段时间就能实现，但不可忽视的是，面对“后人类”思潮的咄咄逼人，文学审美向度的自我调节显得更为必要，某种意义而言，夯实文学内在的优势性征，方是应对“后人类”挑战的有效策略。 一段时间以来，在文学研究领域始终存在着一种崇奉理性主义的倾向，或许是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人文学科产生了强烈的诱导，文学等人文学科中逐渐滋生了一种走向“科学化”的冲动，无论是雅各布森号召以“文学学”来统揽文学研究的倡导、抑或罗兰·巴特强调把科学性视为文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无论是文学研究中对形式、结构的过度关注抑或将经济学、统计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文学研究，这种从文学中剔除“人”的主观意识、进而在文学研究中推行科学化模式的思维一直强势存在。不仅如此，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研究中溢动着一种从主题、内容、思想研究向语言、形式、结构研究的回归，对形式的推崇极大增强了理性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比重，“这种对形式的张扬无疑强化了理性思维在文学研究中的深度介入，消解了文学文本中的感性因子，推动了文学研究过程中理性对感性的张力，为文学研究的科学化与技术化走向提供了诸多契机，提供了文学成为自然科学一般存在的合法身份，而这也正是诸多结构主义者所追求的‘文学科学化’的目标”。［18］对理性的过度崇奉以及对形式的过度关注无疑是以牺牲文学本有的感性为代价的，文学是人学，是人类主体反观社会、抒发内心的重要形式，思维观念、审美情感始终是文学须臾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抛弃了思想与情感的文学绝非真正的文学，回避人类思想与情感观照的文学研究只能算是语言形式与理性思维彼此杂糅的文字游戏。 在“后人类”文化思潮逐渐侵入文学生产并形成一定危机意识时，用以捍卫文学的本有边界进而标示人类文学生产主导性的绝非是文学的形式、结构，更非是当下某些文学研究中引入的自然科学方法，甚至可以说，文学研究的任何一种科学化都难抵由智能机器替代人类直接从事文学生产所具有的科学性，过度追逐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过度放逐理论在文学场域的蔓延，标举理性在文学活动中的指导性意义，由人工智能创作的文学形态只会加速弥合与人类文学的差距。而真正能够标示文学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独特属性，高扬人类在文学活动中的主导性存在，更多离不开文学构思过程中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在场，正如吴子林先生所言：“文章的背后，是悠远寥廓、不可目视的人格、风骨和境界”，［19］正是这种“人格、风骨和境界”的文本折射方才是抗衡人工智能篡夺文学生产主导性的良药。 作为一种正在生成的技术变革以及隐约可现的文化思潮，“后人类”导演的社会变局尚不可见，其对文学艺术生产场域的介入也仅是技术媒介在人类组织下的一场演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后人类”作为技术孕化的产物，它的出现无疑挑战了经久以来人类所规训的自然进化观，令人类真正遭遇了一个足以挑战其主导性的他者，“它迫使‘人类’从先在的、具有元话语性的位置，变成了可以讨论、追问的事物”，［20］它从技术与身体的层面叩击着笛卡尔以来人文主义的根基，质疑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观念。尽管它尚未形成更多的生活实践，但作为一种可能的存在，它引发的对人的观念和本质向度的反思自然唤起更为深刻的警醒，促使人们不断调适着自身在现实世界包括文学生产中更为合理的价值存在。[HJ30x]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