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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人类”审美的本质及其对文学“人学”性征的挑战 作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新兴的批评范畴，“后人类”这一“后学”话语全然颠覆了社会主体一直以来对“后学”理论所惯有的“他者”情怀，这一“后学”范畴对人类主体所具有的反身指认性征使得一切相关的理论考察都附带了一定的急迫性与焦虑感。经久以来，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凭依独有的理性思维与情感表达而成为区异于其他物种的世界主导者。在中西方思想史上，拥有理性意识的人类在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一直是作为主体出现的，人类的认知也总是以人类固有的内在尺度为前提。康德就认为：“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人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自由人。人也是自然的立法者。”⑨作为万物的目的性存在，人类本体的纯洁性数百年来一度是西方思想界不可逾越的法典，人，这个“由上帝之手制造，任何人造出的机器都无法与其相比，其内部的运动也比任何机器都要神奇”⑩几乎成为传统人文主义主体论者的共识，从而也奠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原旨。 或许是出于对“人类中心论”的坚守，或许其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尚未普泛，“后人类”作为当下社会的批评话语一度为一些学者所否认或回避，其理论内涵以及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也存在着诸多争议。无论是将“后人类”视为后结构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性产物抑或将其当作某种新型“人文主义”的重启与再生，无论是引证福柯的“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11］来表达对“后人类”到来的悲观还是直接宣告后人类“并不是真的意味着人类的终结。它标示出一种特定的关于人的观念的终结，这个观念最多是被人类中的一小部分人——即那些有财富、权力以及闲暇的人，他们能够以此将自己定义为可以通过个人力量与选择实践自身意志的自主的存在物所持有”。［12］“后人类”作为当下社会生活中一种既定的文化形态已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批评场域中必须直面的现实命题。 不可否认，“后人类”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盲目尊崇人类理性与主体的一种反拨，但更为核心与直接的原因则是科学技术的内在驱动。自有人类以来，依托外物媒介来延展人类本有的身体功能便成为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在征服自然、营造日常生产生活的进程中拓展技术工具的职能与范围成为人类构建自身主体性与中心地位的有效途径。当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技术工具与人类主体的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作为一种主体存在对技术工具无疑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借助现代科技的强力支撑，技术媒介在现代社会更多体现出功能主体的属性，进而与人类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交互关系。正是由于技术媒介的强势演变使得技术与人类的关系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技术能否颠覆人的主导性地位而建构自身的主导权？现代科技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也不断佐证着这一可能，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数字媒介、赛博格等一系列现代技术手段进驻日常生产、生活乃至文学艺术创作，技术媒介的衍进正逐步蚕食着人类的主导权，数码转型与生物学革命作为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已然将人类社会整体性地置入文明的临界点，诚如汉斯·莫拉维克所描绘的那样：“人类要么乖乖地进入那个美好的夜晚，加入恐龙的队伍，成为曾经统治地球但是现在已经被淘汰的物种；要么自己变成机器再多坚持一阵子。”［13］ 诚然，“后人类”并非是敌意性的“反人类”或者是完全抛弃人的根本存在的“非人类”，其实质是技术媒介在社会发展与文化生活领域对人类主导意识的某种僭越与篡夺，传统意义上人类对技术媒介所拥有的工具理性逆向转化为技术力量对人的反身规制。其实早在20世纪中叶，海德格尔就表达了对技术发展的担心。他认为，技术可以将客体纳入自身的框架，将其变成为人类所使用的资源，同样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殃及现代主体的自由意志，人类也同样可能被技术纳入自己的座架，为技术所驭使与操控。［14］相对物质生产而言，人类在精神生活领域中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似乎强得多，换句话说，技术媒介对精神生产领域“人”的主体性的僭越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后人类”质疑人的主体统一性，进而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无论是机器人有岭雷太创作的科幻小说《机器人写小说的那一天》入围日本第三届“星期一文学奖”、美国联合通讯社使用机器人记者连续工作六个月而受众毫无发觉、抑或以机器人初音未来为主角的日本3D全息投影虚拟演唱会的成功举办、无不验证着技术媒介作为主导性存在介入艺术审美的现实。由此，一方面是文学艺术生产对“人”的主体性的秉持，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技术媒介介入艺术生产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由之形成的悖论遂成为当下文学批评面对可能的“后人类”语境亟待需要回应的问题。 单就文学活动而言，文学或许是人类精神生产中最能彰显“人”的主体性的审美样式。百余年前高尔基就倡导将文学命名为“人学”，钱谷融先生更是主张将文学视为“人学”是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经久以来，文学生产的主体是人，文学的接受主体也是人，文学的题材更是离不开处在各种各样社会关系中的人。无论是文艺复兴对人的“原欲”的倡导、启蒙运动在“人”的理解上对“人智”的诉求抑或新文学运动所吁求的“为人生而艺术”，中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始终回荡着人对自我灵魂的叩问，始终贯穿着深沉而坚实的生命意识与人性意蕴，而“人”的母题则成为中西方文学挥之不去的书写主旨。抛开文学内在的“人”的属性与表征，单就文学的物化过程同样也离不开“人”的主体意识的操控，从作者的艺术构思到文本生成，从读者的文本接纳到审美批评，环绕文学活动的自始至终是“人”的一种实体性与观念化的双重存在。正是因为文学与人的紧密关联，当直面致力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类”思潮，不仅文学的主题转向更多的“非人”话题，甚至连其创作主体都由“非人”的人工智能承载时，“向生而死”抑或“向死而生”自然成为“后人类”语境下文学的艰难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