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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对于上海市区而言，地理距离还是有些遥远的。以路程而言，现在只要翻过崇启大桥更接近江苏的南通。但因为曾经是上海知青插队落户的聚集点，崇明又是一个特别“近”的地方，一种类似血缘上的近在咫尺。故事发生在上海，甚至可以说开始于人民广场，最后是在崇明达到高潮。最后的最后又是重返崇明。 此时此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的夏天远未结束，我在等待日出。” “我、俞超、白雪、阿健、小犹太、田小麦”这样的组合不由令人想到了日本动漫《名侦探柯南》中的侦探团体“少年侦探团”。联想的触机倒不是那句著名的“阅读之前，没有真相”，而是基于柯南的停止生长。一个远未结束的夏天，也意味着之后的每一年都在同样的年轮上不断反刍，被期冀的日出是否真的是新的，尚未可知。 整个故事的背景在一九九七年。那一年，香港回归。那一年伟人去世。所以对于中国人而言，两个世纪的更迭也许并不是之后的千禧年，而是在这一年就发生了，断裂了，或者说涅槃重生。 地点、人物、时间，属于小说的“三位一体”嵌合完毕后，就如一件精美的钟表就此叮当作响，我们可以随着故事穿越，我们可以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见到自己。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女人 这个故事云集了三个美丽的女人：聂倩老师的丝袜，白雪的裙子，还有田小麦身上那股处女的清香。 一九九七年的回忆里会有《倩女幽魂》。所以美丽的聂倩老师就像那个美丽的幽灵一样是从我的记忆里飞过的。和她有关系的一切都是美丽的，包括那个晚上的牛排。类似《美丽的西西里传说》里那种憧憬也许是让“我”宁愿搔首弄姿也要坚持记日记的真正原因。但原因不一定都孕育出结果，在这个故事里，所有的一切坚持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似乎会发生些什么的时候戛然而止。所有人都近乎无视，或者说淡忘了这种无疾而终，“我”却类似忘不掉那双玻璃丝袜那样，拒绝把遗忘提上日程表。“我”竭力将脑子里的所有线索都编织成一张网，网的深处自然是夏倩老师。那里不该有国际饭店的耳光，不该有猥琐觊觎的窥视，不该有所有人都开始习惯的消失。聂倩老师在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崇明岛。 小说一般可以肆无忌惮地揭开“多年以后”。多年以后，白雪的女儿几乎就是她当年的翻版。这种魅力以一种时光都叹息的办法来证明当时的她是如何让人心动。用她的话讲，惹急了把家里一大一小都收掉了。可是就是这样魅力无敌的女孩也卷进这个事情了。这个就和崇明有关的一个词息息相关，那就是“返沪知青”。当然，白雪的父母并不是崇明知青，而是在更远的黑龙江插队落户。那是一个为了返沪有人愿意压断一条腿的地方。上海的陋室里根本就没有容得下白雪的地方。她就只能憋着，压抑地生长着。所以，去崇明岛看海变成了生命中难得的舒展。 田小麦和白雪都是处女，但田小麦和白雪的气味不一样。在这个计划里本来没有她的位置。甚至“我”为了把她甩在码头上奉献了小说第一场惊心动魄的小高潮。她固执地要参与到这个有些惊悚的远足里。与其说是因为被父亲的过度保护弄得烦躁不安。不如说正因为不知道会从何而来的危险已经把这个女孩逼到了临界点。这个近乎固执的男孩，为了自己的老师，千里独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打动一个少女的心。她从某种意义上是聂老师的一个影子，甚至……但是“我”的世界里早已经被自己的疑惑，憧憬或者说亢奋所塞满，“我”正忙着一往无前，再美丽的田小麦，再好闻的香味，都无法阻挡“我”奔赴崇明，试图将一切水落石出。影子终于只能是影子，一如香味在风中消散。 自行车，卡车，出租车，面包车——男人 在少年人的故事里，谁是“凶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成年人。这甚至只是一种生理因素，而不是法理因素。 如果勉强把自行车骑手也算做驾驶员的话，这四种车代表的男人在自己的生活里一直驰骋着。 自行车晃晃悠悠，却在昼与夜之间执拗地穿梭。近乎洞察一切，几乎总想防患于未然。他并非全是那种谋定而后动的人，否则也不会从刑警变成户籍警又变成刑警又……他在很多时点都试图阻止这个故事的继续发展，阻止“我”继续推理，阻止“我”自长江奔赴东海。他就像飘荡在少年和成年之间的火，有时候只是一个烟头，有时候却会像当年的那发炮弹； 集装箱卡车算是车中之霸。是那种就算是存在就可以威慑的轰鸣。但恰恰因为轰鸣喧嚣，其中存在着旁人听不到的惶恐，烦恼甚至逃避。屋外的世界正在天翻地覆，但自己的生活还是在苟延残喘。在故事需要一个穿着金色战衣脚踩七色云彩的英雄来逆转乾坤的时候，气吞万里如虎的卡车出现了。就像习惯了他的缺席或者衰老一样，卡车到底还是卡车。 上海话里把叫出租车称之为“拉差头”。有种拉壮丁，差遣人跑东跑西的感觉。在同样描写知青题材的小说《孽债》里曾经这么描述“差头”：上海有种车只要你坐上去，他会带你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哪怕你不认识路。“我”和夏老师就是上了这样一部出租车，在“我”以为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又下了车，然后就纵横上下地再去找这部车。兜兜转转，出租车的故事就像茶渣那样幽幽泛起。 相对于主要运客的出租车，面包车因为客货两运，触角就多很多，路程也要远很多。当这种车在大街小巷穿梭的时候，我们不会注意。因为生活中太多这样的穿梭，多到于我们会视而不见。所有故事，也就依靠这个视而不见。 第三种人——少年人 这个故事除了男人，女人，还有几个少年人。这其中虽然也包括田小麦和白雪，但更多的莽撞，自以为是，热血以及不在乎会发生什么更多地附着在“我、俞超、阿健、小犹太”身上。 俞超最帅，阿健最猛，小犹太最鬼鬼祟祟。“我”总是在忧心忡忡。 但他们都是少年人：“当你认为你对这个世界多么重要的时候,可能这个世界才刚开始准备原谅你的幼稚”。 他们当然都自以为对这个世界是如此重要，俞超时不时要“惋惜”去了美国之后看不见眼前的景色；阿健则穿着“崇明公安”的背心觉得世间万物没有一块板砖解决不了，否则就是两块；小犹太连表白都会有些“缩卵”却屡屡暴走； 而“我”呢？中考稀烂的我从未如此前途未卜，所以除了对老师的眷恋，何尝没有对生活的一种反叛，虽然可惜已经不能算是无因的反叛。跋山涉水，赌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是因为过去现在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无所知。 女人、男人、少年在一九九七年的上海和崇明交织着自己的命运，或者说一种变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故事才是最为重要的，至少是最为命悬一线的。有些是荒唐，有些却绽放出自己都未知的光芒。 甚至上海同样如此，甚至一九九七同样如此。 套用那个时代的一本书所说： 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基督山伯爵》 我们不一定会等待夏日的尽头，但无论是书中的他们，还是作为读者的我们，遑论正处于什么时代，日出，一定是崭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