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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奖的意义 任何一种奖项，尤其是人文奖项，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主观性，因此，翻译奖的特殊性似乎也无需过于夸大。我们更多需要探问的也许是：一个国家级翻译奖的意义，究竟应该体现在哪里？ 我们看到，鲁迅文学奖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翻译能够出现在这一奖项中，本身就证明了中国文学界对外国文学的重视；同时，毋庸讳言，相比于其他奖项，它依然比较边缘，其影响力相对于其他奖项无疑要弱许多。因此，问题或许应该这样提：一个相对边缘的国家级文学翻译奖项，其意义究竟应当体现在何处？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涉及诸多方面，也非本文的主旨。仅就鲁奖翻译奖而言，它至少触及到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首先就是翻译本身的经典性。前面提到了作品的经典性。那么，译作本身在什么方面可以起到一种榜样的作用，推动人们对翻译的思考？此次获奖的作品中，《贺拉斯诗全集》和《疯狂的罗兰》极具代表性。它们甚至代表了两种方向。《贺拉斯诗全集》在翻译上做到了精益求精，尤其采用了分为两册的手法。一册将全文完整呈示，另一册更厚重，对每一行诗句做详尽的注释和解读，并告知另一种甚至另几种译本的潜在可能性。这是在实践角度我们能够想到的对外国古典作品的最好呈现方式，值得借鉴。《疯狂的罗兰》的译者则是在形式对等的道路上进行了可喜的探索，令人想起闻一多的“戴着脚镣跳舞”。这种尝试，尤其适合一些古代经典作品的翻译，至于功过，则有待时间的考验。 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那就是外国作品与中国作品的交融性。众所周知，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很大影响。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的概念就从西方传入；现代小说与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也有根本的差异。有了现代小说的翻译，才有鲁迅、郭沫若，才有《家》《春》《秋》，才有《子夜》，等等。而傅雷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翻译家，就是因为无论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是《名人传》，都与《傅雷家书》一样，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哺育了许许多多艺术家、文学家。我长达10年的傅雷翻译出版奖的组织经验告诉我，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都是外国翻译小说的受益者。于是，问题来了：如今进入鲁奖翻译奖评选乃至获奖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作家？据我所知，它们当中，除却极少数经典，很少会得到中国作家的青睐甚至阅读。如果阅读外国文学成了外语专家、外国文学专家的事，那么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依然受到很大限制，依然作为类似博物馆藏品的东西，被摆放在橱窗里。那么，一部外国译著的真正价值又在何处？ 此次评奖中，有几部作品以独特的形式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引起了诸多评委的注意，虽最终未得奖，还是很受欣赏，得票不少。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所有的名字》由徐则臣写了序言，对《所有的名字》做了精到的解读。这种作家与作家的对话，为两国文学的融合或者互动提供了佳例；赫拉巴尔的《严密监视的列车》同时收入了三篇风格迥然的作品，展示了这位捷克大作家的多方面才华。波兰作家兹比格涅夫·赫贝特的《带马嚼子的静物画》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文学形式：一位波兰作家跑到荷兰，以亲身经历的方式将荷兰绘画娓娓道来，优美的散文形式中穿插了许多坚实的艺术史材料，伴以作者的直觉和思考，引人入胜，相信可以为中国作家带来启发。 最后，我不得不提到，在传来巴西国家博物馆被一场大火无情烧毁，200年的记忆惨遭摧毁的噩耗之际，怎么能够不想到加莱亚诺的《火的记忆I：创世纪》？作者的雄心是在作品中将整个南美的记忆通过文学的手法再现出来。大火可以毁掉记忆，而在作家的笔下，整整一座大陆以及周边岛屿的文明记忆，都可以浴火重生。也许，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翻译家往往被比拟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意喻为本国文明带来光明。翻译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能留下一种“盗火者的记忆”。鲁奖翻译奖能够奖励这样的创作和翻译行为，已颇可自豪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