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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经典传播的文化增殖与意义追索 外国文学经典在生成过程中与生成后，必然产生对内与对外传播，文化辐射就此形成。这种文化传播与文化辐射通过经典作家的意义输出与读者受众的符号互动，繁衍出新的文化意义与符号价值，实现了一种“文化增殖”(cultural proliferation)。任何一种文化传播都会产生文化增殖和价值观念的衍生，作为精神象征的文学经典在推广过程中也因传者、受者及大众传媒各自的需求和理解而产生新的意义；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重新界定文化和认识文化，不仅估计和确定某种文化的价值，而且还会增殖和繁衍出新的文化意义。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信息量越繁杂时，文化增殖的现象就越普遍。传播者不仅是客观地把这种文化介绍给别人，通常还会加上自己对它的理解，为了引起人们和社会的注意，传播者甚至有时极尽夸张之能事；接受者则会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和经验对其进行“选择性理解”；传播媒介本身也会产生文化增殖现象，它可以对传出的信息加以整理加工，从而产生新的意义。文化增殖是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断扩大和增殖的现象，良性的文化增殖是人类社会文化形成、演进的形态之一。当然，文化增殖在放大文学经典艺术价值和精神意义的同时，也有使其被异化的可能，譬如外国文学经典的被误读、被遮蔽和被歪曲等。 在文化传播领域中，文化生产领域中所提供的价值是初始性的，在之后的传播中，初始性的价值不可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它的内容可能被增加，也可能被减少。文化在质和量上的一种放大，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和创新，是一种文化的原有价值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生成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的现象。文化增殖是文化的放大和同质量积累，它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出新的价值和意义，或者是文化的进一步拓殖。另一方面表现为质量的放大，即原有文化的质的升华，它从本质上将仍然是原有文化的放大。文化在传播中能否增值，取决于传体文化本身的价值和影响程度。文化增值取决于传播的方式、频次、途径、范围，取决于文化受体的承受力、宽容度、政治环境、宗教信仰、文明程度等状况。落后的、消极的文化也能传播，也会有市场，也会增殖，但只是量的增加，并会逐渐被文明所代替。 对于原文化来说，文化增殖的积极方面是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得到更深的拓展和挖掘，增强了文化的整合性：消极方面是文化增殖会有虚假的现象，或背离原文化的现象。大量的虚假文化的增殖会破坏原文化，侵蚀文化母体甚至导致原文化的毁灭。翻译是跨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具有文化传承和延伸的特点，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在交流互动中能够得到提升，最终形成文化的增殖；在文学经典的译介中，保持原语的异域性能够给目标语读者新的文化体验，丰富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文化增殖受受体环境的影响很大，受体环境轻松则有利于文化传播、有利于文化的开发和拓展、有利于原文化价值与意义的拓殖；封闭落后的文化环境生命力不强，不容易吸收营养，也无法抵制不良文化的侵入。受众的文化欣赏口味和审美水平也很重要，长期浸润于文学经典自然能够自觉抵制“三俗”文化。 当代传播中的文化增殖，一般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维度方面，文化增殖主要表现为由于大量先进的现代电子传播媒介的使用，使传播的时间大为缩短，效率大大增加，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在空间维度方面，文化增殖主要表现为某种文化经传播溢出了原文化发源地，甚至溢出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衍生出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不是任何时空中的任何文化都必然是增殖的，只有那些开放和创新的文化才会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在“扬弃”异质文化的同时重构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这完全取决于文化传播的力度和文化传播的方式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自觉的文化超越性和主体的文化理想构成了外国文学经典传播活动中文化增殖生成的内在机理。 两个世纪前托克维尔著名的发问：为什么当文明扩展时，杰出的个体反而减少了；为什么当知识变得每个人都能获得时，天才反而再难见到；为什么当不存在较低等级时，较高等级也不复存在了。原因固然与物质、技术有关，但更在于人避却思考、耽溺安乐的自甘平庸与自我放失，在不能擅自利用物质技术造成的心智的慵懒与怠惰。在这种慵懒与怠惰中，那种对深邃思想的卓越追索，对人类整体性精神出路的关切渐渐消退和淡忘，甚至被嘲笑和放逐。说到底，现代文化的悲剧症结是一种思考的悲剧。本来知识是供人思想、讨论、考虑的，以纳入生活的经验当中。而今，思考到处都在堕落，即使在人文文化中磨坊也是在空转。已经不能从科学文化中撷取材料来进行思考了；沟通已经变得非常少见，即使在哲学和科学之间的沟通也已经很少。由于获取专门的科学知识很困难，所以人文文化已经起不到对世上人的知识进行反省的作用。而在科学文化中，知识在无名的数据库中积累，计算机的使用越来越多，也有可能剥夺人对知识的掌握，使人担心会在知识的积累中出现新的愚昧。因此，重视大数据分析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观念和思想的执著追求，人文文化的特长在于反省，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必须搭建起人文与科技沟通的桥梁，诠释经典与“活用”经典并举。 毋庸讳言，以媒体技术本体化与视觉文化审美化为表征的新意识形态的弥散，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化的发展。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由话语文化形式向形象文化形式的转变，在摧毁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的同时，也消解了艺术传统的对意义的深度追求。将高科技定义为文化的物质性存在基础，并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来分析，无疑具有一定道理；但是应该看到，“媒体形式”毕竟只是文化艺术存在的物理基础，并不构成它的根本性质，将物性材料和媒介手段等同于文化艺术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唯科技主义”的立场出发粗暴地抹煞了“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本质。物质性存在的强势与观念性存在的低限之间的博弈，是数字艺术以及电子视觉文化无法回避的现实，数字艺术的发展亟待解决唯技术主义的迷瘴与意义场的虚设等现实难题。“数字化生存”的技术和“艺术化生存”的人文相互协调，才能实现数字艺术的平衡发展。(22)因此，对于外国文学经典的视觉化生存与数字化发展决不能忽视，也不能过度拔高；在当代研究中，应该将时新的媒介高科技运用与传统的人文意义追索结合，构建立体型、纵深性的人文谱系，以适应时代新变化、接续人文老根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