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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由与秩序：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两种力量 从《史记》到《汉书》，中国史学在表面的继承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书》的王朝史学取代了《史记》的人本史学(29)，并统领了以后的两千年。 《史记》以辉煌的成果总结了以往近千年的史学(30)，它更多的是承担一种文明载体的功能。针对秦火以来思想文化界的混乱状况，以及“图籍散乱”的事实，司马迁重新做了一番系统化的工作，他撰写《史记》的目的就是要整齐百家杂语，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司马迁将上千年散漫的古史系统分为五帝、三王、五霸、战国、秦汉等几个阶段，并整合中原及周边地区所有的民族，使之形成一个明晰的时间序列，留下了相对完整的有条理的早期中国历史，而且富有传疑精神，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史记》创制的史书体例，还为以后中国历史(史书)的扩容留下了空间——新的王朝自然成为新的“本纪”，新的编年资料可以用“表”来呈现，四周民族的变化情况可入“列传”，新的社会现象和时代典制可用“书志”来表达，这是一个富有包容性和对话性的传统。可以说，即使司马迁之前的所有文献全部丢失，只要有一部《史记》，中国人就不会失去自己的记忆，中华文明的血脉就不会被割断。 《汉书》则开启了一个新传统，成为以后两千年王朝史学的典范。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得好：“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31)从《史记》到《汉书》的转变，主要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转变，而不仅是简单的历史编撰范式的变化。 班氏父子曾对司马迁及其《史记》予以批评，有的是针对具体内容，如《史记》的“疏略”“抵牾”之处。裴骃《史记集解序》载，班固有言曰：“……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附录一，第10册，第4007页)“疏略”如司马贞《补史记序》云：“又列传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韩非。管、晏乃齐之贤卿，即如其例，则吴之延陵、郑之子产、晋之叔向、卫之史鱼，盛德不阙，何为盖阙?”(32)“抵牾”如《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载子路事与《仲尼弟子列传》之不同，这样才有了“整齐”的必要。有的则是对司马迁的思想批判，如班固言《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裴骃《史记集解序》，“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附录一，第10册，第4007页)，这不仅是班固一人的意见，也代表了他后面一大群儒家知识分子的倾向。其实太史公未可非也，就政治社会功能而言，“黄老”与“六经”在不同时期作用不同，难以一概论其高下；游侠挑战权威，甚或以私义行公权，而处士逃避社会责任，甚至屈从于现有秩序，二者立身行事不同，难分优劣；至于“货殖”，则涉及不同的财富观，在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的观念影响下，士人羞于言利，像颜渊“箪食瓢饮”才是他们所推崇的。班固虽然批评司马迁，但他自己的《汉书》写作也有可议之处，南朝宋范晔指出，“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后汉书》卷四○下《班彪列传》末范晔论，第5册，第1386页)，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对班彪、班固父子反唇相讥：“班彪岂不知新末起兵，假托刘氏者，但为愚人习识姓号，乃以姻娅之故，强谓汉承尧后，必当复兴，岂非偏私佞媚之尤?而固且敢曲诋司马氏。乌乎!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何其班氏之袒汉，愈于孝子慈孙之昵其父祖也?”(33)这些都算是替太史公鸣不平吧。 《史记》之后诸家“续《太史公书》”的写作，正处于儒学逐步张扬、控制整个社会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时期。续《太史公书》的写作者和撰述者，不仅仰于皇权的鼻息，更匍匐于圣人的思想言论之下，其思想之境界自然无法与司马迁相提并论。正统论者对于思想异端往往有批评意见，而不知自身处境之可讥，这种盲目忠诚，同样是一种“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如扬雄批评“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第11册，第3580页)。之后的班彪、班固虽然在细枝末节上对续《太史公书》诸家多所批评，认为他们琐屑而不成系统，而实际上他们同出一源，只不过班氏父子的文笔更典雅，思虑更周密。随着班彪《史记后传》的撰写和《汉书》文本的整齐化，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司马迁的对立面，思想也由《史记》突出的个性与自由的特征发展到《汉书》对权威与秩序的追求。但不管是哪种取向，哪种力量，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中都凝聚了史家的精魂：司马迁是诸子百家孕育的精魂，班固是六经独尊之后的思想结晶。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未来，在后世读者中焕发出思想的光芒。司马迁说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又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9册，第2733、2735页)，这是太史公对精神不朽的追求。班固在《<典引>序》里讲到“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文选》卷四八，第695页下)，这种追求比之太史公逊色不少，但也表明了班固的态度——写作《汉书》他是认真的、郑重的。 司马迁与班固在史学上都追求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著作中也都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建构，但二人又有许多差异：如《史记》贵求索，《汉书》重因循；《史记》文笔疏放，《汉书》法度严整等等。其根本不同在于：司马迁听从内心，追求创造、个性与自由；班固重视传统，强调服从、权威与秩序。班固的时代，封闭、僵化的儒学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汉书》强调伦理道德，强调社会责任，就把自己给束缚住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续《太史公书》”诸家以及班彪、班固父子，都在太史公所讥讽的“拘学”者之列。论思想、论情怀、论境界，他们与太史公相差不啻千里。汉明帝诏问班固《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迁赞下宁有非耶”，班固“具对素闻知状”(《文选》卷四八班固《<典引>序》，第695页上)，可见对司马迁成见已深。 《史记》与《汉书》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史学精神，一个强调个性，注重想象；一个强调权威，注重法度；一个勇于向人的内心世界探寻，一个努力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一个尽力反对世俗和拘学者的一切偏见，一个站在学者的立场去评判历史和社会。前者带来灵性和活力，后者带来限制和规矩(34)。《史记》与《汉书》的这两种精神特质，形成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两种力量——个性与自由，权威与秩序。后代史家的撰述大多是在这两种力量或思想之中取得一种平衡——更强调主观还是更强调客观，更强调自我价值还是更强调社会责任。在理想的状态下，人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责任交替出现，一个讲求个性和自由，一个强调秩序和权威，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文化既需要创造、感性，也需要秩序、理性，二者都有超越对方之处，都有更卓越、更优秀之处。 但在真实的历史时代，影响历史编撰与写作的这两种力量，自然是强调道德感、铸就社会稳定基础的一方处于优先地位。两千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最终是后者稳稳占据了支配地位。《汉书》的传统至《资治通鉴》而达到极致，而《史记》的传统则再无特出的苗裔了。尽管有刘知幾、顾炎武、章学诚，但历史传统的力量实在太大，难以扭转。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史学风尚丕变，兴起反思、怀疑的潮流。一方面有梁启超对“新史学”的鼓吹，另一方面许多历史著作开始面向现实，面向自我，面向内心，出现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钱穆的《国史大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这些个性化的历史著作，改变了旧史学的面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