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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我国在翻译国外文学作品时有哪些译文原则和取向？ 马晓冬：说到中国翻译域外文学作品的原则，晚清的知名翻译家严复特别重要，因为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阐述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在以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译界被探讨最多的概念，虽然大家在实践中和理论层面对这三个概念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其中的某一个或多个原则进行着回应。 如果粗略点说，晚清时期由于国人对域外文学非常陌生，译者本身对域外文学的整体了解也有欠缺，因此翻译作品以意译的风格为主，很难完全反映外国文学作品在文学表达和文学形式上的具体面貌。在翻译中能做到“达”原文之意，又有一定艺术性的作品就是上乘。清末民初最知名的文学翻译家林纾就不懂外语，靠一位合作者口译原文，林纾笔受并润色，最终完成翻译工作。这种翻译方式，虽然可能传递原作的情节、结构设计以及基本的风格特征，但和我们今天翻译文学的忠实标准肯定有相当大的距离。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学翻译进入了一个更繁荣的阶段，作为对晚清翻译风气的一种清算，在翻译原则上也更强调忠实和直译。多数译者对域外文学文化的了解比晚清一代更为深入。而且，较专业的翻译批评出现，也加强了翻译的规范性。比如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在二十年代通过翻译论争对错译、误译进行批评，就是对译者的一个警示。强调忠实和直译，“信”的原则就成为了主导。 不过，以直译为主导的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句法上的西化，甚至如瞿秋白所批评的“未消化地在译文中容纳外国字眼和外国句法”，这也引起了译界对译文艺术质量的反思。规范民族语表达的要求、对译文艺术质量的重视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意识形态的方式被表达出来，1951年12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者会议上，胡乔木的报告提出了“必须提高翻译质量”的要求；而1954年8月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茅盾所做大会报告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报告的重点之一就是提出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突出了文学翻译工作的艺术创造性质。著名翻译家傅雷提出的翻译原则，强调翻译所求在“神似”不在“形似”，其立论之根本就在于将翻译的认识从语言形式的转换过程提升到艺术再创造， 可以说集中代表了这种时代需求。 我国翻译界的一大批经典译作都出现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如李健吾的《包法利夫人》、傅雷译的巴尔扎克、杨必的《名利场》等，除了现代白话文自身逐渐成熟的原因，也与翻译界此时对艺术质量的提倡有关。当然，在每一个时代，具体的译者也往往因其对文学翻译理解的差异，其面对目标读者的差异，有自己独特的翻译原则。 关于我国译介外国文学的取向，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新文化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我们也特别重视弱小民族、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翻译，而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除了那些获得过国际文学大奖的第三世界作家，我们的文学译介中越来越少见到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弱势的地区和国家的作品。从对世界文化多元性的理解来看，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今天，我们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更有力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至少应该通过译介活动对他们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网：新时代，应如何做好中国文学推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马晓冬：无论是中国翻译界对域外文学的引介还是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本质上都是一个我与他者的文化对话与交流问题，既然是对话，就不能自我中心，完全按照我的价值标准进行选择和推广。而是要在对他者有相当了解的基础上，思考到底我的文化能给他带来什么新的东西？我对自身的表达和思考中有哪些具有普遍意义和启发的内容？彻底的同和彻底的异恐怕都很难为他者接受，同中有异才是最好的交流状态。这的确是对“我”的一个挑战，它要求对话的姿态，即必须了解和理解他者，然后才有对介绍什么以及怎么介绍给他者的判断，同时又要具备自己的主体视野和选择，也就是要求我们对他者和自我的深度理解。 考虑到中国文学作品向域外的推介，特别是翻译的问题，我想到庞德的一个说法，他在谈到翻译诗歌时说，翻译要么是译者创作了一首新诗，“要么像照片一样，尽可能地展现雕像的某一面”。翻译文学作品总是会存在“顾此失彼”的情况，我们永远不可能百分百“忠实”地传递我们自己的产品到异乡，或者退一步说，即使真的原汁原味地传递了，也可能让接受者不知所措。因此，推广者和译介者在输出自己的文化时要对自己的使命有强烈的意识并作出选择：在某时某刻，面对一个他者，我究竟希望以这部作品向他传达什么？明确了这一点，才能在翻译时完美集中地传达作品的某些层次和内涵，而这些层次或许最能引起他者的共振和反馈。此外，作为文学翻译，当然还要想办法让译文在输入国具有艺术感染力，而不是仅仅将语言媒介的转换作为核心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