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阿乙在成为作家之前叫艾国柱，“出生在乡村，至少四年级时才去往小镇，又在初二抵达县城，在省会读了三年警校，又到一个山区做乡村警察。”他说自己“命不好”，直到26岁，还没有离开过江西省，只是“依靠兴趣写作，并且对成为作家不敢抱奢望”。 这段经历可能影响了阿乙的写作风格，他笔下几乎看不到一个“好人”，许多故事透着荒谬、残忍的质地，像一个长年在洞穴深处挖掘的人，习惯独自面对黑暗，很难再相信一个文学上光明的故事。在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中，这种风格被绵延、质密的句子加深，偶尔出现的猛烈阳光，也是为了让阴影显现。 1 “我是文学的仆人，而非相反” 文学奖：你第一次意识到想成为作家是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时候有了自己能够成为作家的自觉和底气？ 阿乙：32岁时，有一批朋友像秦轩、胡思客开始表扬我。2010年34岁时，门对我打得特别开，编辑王二若雅坚持向她的公司提出，要出版我的小说集《鸟，看见我了》。正是这本书给我带来一批决定性的读者。2010—2012是我最受欢迎的三年。很多人看见我走向舞台。在32岁之前，我依靠兴趣写作，并且对成为作家不敢抱奢望。没有人承认，一切都会消失。 文学奖：你在《诗人北岛》的文章里写道：“太多曾经心怀理想的作家，如今脸上长满政客、混混和小生意人的欲望，或者至少长着听之任之的懈怠。”多年过去，你会担心自己成为一个“懂得妥协的明智者”吗？ 阿乙：现在想这句话说差池了。一个人如果弃文学而去，就不能认为他心怀理想了。叫我离开写作，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我人生最大的兴趣就是阅读和写作。我看到很多作者和我一样，一旦沉浸于写作，就开始对外界失去欲望。我很欣赏他们。我不担心自己会出卖文学事业。我是文学的仆人，而非相反。我能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就说明神明在眷顾我。 文学奖：你理想中的小说家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能否谈谈你所体会到的“当代文学圈”的写作生态？ 阿乙：有耐心，知道人生很长，又对猝然加之的灾祸感到坦然。我一直盼望这样的状态。可惜我总是那么急躁。总是想在当下写出令人过目难忘的小说。从容的人让我羡慕。我正在走向通往从容的道路上，可以说是稳步前进。我喜欢和追求进步的作者一起来往。我不是很熟悉现在写作圈的状态。粗略感觉，目前写作圈共同启发和互相竞争的氛围不如上世界80、90年代。“60后”一代是充分竞争的一代。他们很多人都达到自己能力的顶峰。 文学奖：在《今天》杂志四十周年专辑中你写道：“我总是这样劝慰自己，‘你参加这些活动，出席这些场子，并不伤害别人’。”你觉得这些事这会对你的创作造成伤害吗？或者说，你觉得这些年对你写作能量消耗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阿乙：这些事对我会有消耗。在黄灿然译的卡瓦菲斯《尽你所能》一诗里，有这样的忠告：“如果你不能把生活安排得像你希望的/起码也该尽你所能/不要跟这世界接触太多/不要参加太多的活动和谈话/以免降低它。”这首诗让我倍感压力。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浮躁。但我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对写作之外的事我投入的精力往往很少。 这些年对我写作能量消耗最大的事情恰恰是写作。一种毫无纪律、毫无自控性可言的写作毁了我。一个人不能24小时砍树，那会砍死自己的。但是有不少年轻写作者和我一样，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几乎是透支到极限的写作。然后事倍功半。海明威懂得在每天合适的时间撤出。我非常恨自己缺乏这种军人式的自律性。职业写作应该和职业体育一样，应该在饮食和训练的纪律上有所遵守。 文学奖：许多大作家与批评家水火不容（比如海明威），你对于文学批评是怎么看的，有从批评中学到什么吗？互联网时代，批评可能变得更加轻易和容易传播，你会不会为此受到影响，以及如何去对待？ 阿乙：我受到互联网批评的侵袭。我是个敏感的人。所以后来为了避免受到伤害，而选择蒙上眼睛不看这些言论。我发现，一个摧毁性的评论所带来的坏心情，99个表扬都补救不了。我很尊重以文学研究为业的学者。在我心目中，文学批评是超越小说的艺术。因为存在难度。很多人写小说，但只有1%的人能写专业的文学评论。我喜欢和那些批评家打交道。他们是我的视野，是我的遥远的经验疆域。说起这些青年批评家，像胡少卿、木叶、但汉松、徐兆正、黄德海、BTR—，虽然有的年龄比我小，我以认识他们为荣幸。而年长者如张新颖可谓多方面的典范。 2 “乡村在消失，舞台在倾圮” 文学奖：《早上九点叫醒我》中套着一个连环杀人的小故事，它单独抽出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中篇，能说说为什么会放入这样一个故事吗？会不会担心读者接受不了？ 阿乙：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写法。有些人表达了对这种写作（即一个长篇里嵌一个几乎陌生、对立的中篇）的吃惊。我在这么写之前也进行了长考。最后棋路就这么走了。我想在我走这一步之后，会有人也会这样走。实践者不能保守，而应该在保守的基础上往外尝试一点点。 文学奖：无论是短篇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还是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都包含着一个共同主题：乡村，为什么会选择乡村作为你写作的落脚点？对于当代纯文学，易受关注的也好像是农村题材，为什么会这样？写完这本长篇后，你提到农村已写完，要去开拓别的根据地，你有设想这个新的根据地是什么吗？ 阿乙：因为我出生在乡村，至少四年级时才去往小镇，又在初二抵达县城，在省会读了三年警校，又到一个山区做乡村警察。直到26岁，我还没有离开江西省。因为我要写认识的人的话，就会从乡村或者县城开始。我的命不好。乡村并非显学。乡村在消失，舞台在倾圮。所以，在写完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之后，我陷入了很长的茫然。不知道要落脚在何方。我现在在采撷那些神秘的故事。读了一些史诗和上古的书。这种茫然还在持续。 文学奖：你未来几年有什么写作计划吗？是否也面临这种茫然？ 阿乙：我写了很多卡夫卡作品那种规模的碎片。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重新起飞的地点。 文学奖：你笔下几乎没有“好人”，故事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黑暗和荒谬，你有没有想过写一个光明的故事或“好人”？ 阿乙：好人不好写。好人也不好演。写好好人，需要很大的信心和决心。所以我对任晓雯《好人宋没用》保持敬意。阴暗和荒谬在写作上是一种便利。我尝试过写光明的事情，但是很难取信于自己。我相信照耀在我身上的阳光，却难以信服文学上光明的故事。这是个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我现在并不否定光明，而只是觉得，写它的难度很大。在没有找到一个必胜的方式之前，我不会动笔。 文学奖：你的写作语言一直在发生变化，从短句到长篇中凝练、绵密的长句子，能说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吗？你的语言与内容之间有一种“间离”感，这是有意为之吗，想请你谈谈这么做的意图。 阿乙：我自己一直有变化的欲望。我害怕不能进步。叫我重复一种写法、只写一类故事，会让我烦躁。不再坚持写短句，是因为我感觉到短句固然带去速度，也使作者和故事变得面目难分。长句可以使作者想要创造的世界更详细地展现出来，比如鸣虫，比如土地的颜色，细致会带去另外一种阅读的愉悦。我对长句的好感来自于普鲁斯特、福克纳。他们作品带给我最为震撼的体验。这种体验是海明威、加缪、卡佛所不能提供的。这种超级大师使我想到人类存在真是大有意义。 我的语言总是修改太多，所以最后达到技术目的，却变得不那么自然。写作只是一件事的1/3，另2/3是修改。出版后的故事我还会修改。即将重版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几乎重写了一遍。 文学奖：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你的写作兴趣和主题发生了哪些转移？有没有一直以来的某种母题呢？ 阿乙：母题在变。阅读使我变得贪婪。我有点累了，如下的回答可能会很简省。我对荒谬的题材保持终生的热爱，另外对一种博尔赫斯式的智慧、对蒲松龄叙事的趣味保持兴趣。我既是存在主义小说的迷恋者，也是史诗的崇拜者。我热爱的太多，以致于自己的写作很难定型。不过，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发现了我的风格。我相信我有自己显著的风格，能使人快速将我与人区分开来。 3 “应该学习哲学，应该思想，应该有所言论” 文学奖：你的写作习惯是什么样？ 阿乙：我开始写作非常娇气，要有好听的音乐，要打几个小时游戏再开始，要安静，要在深夜。等等。有一天我在思南书局听到黄德海这样回答年轻作者的疑问——“写作要不择时不择地”——年轻作者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写作好。我深受教益。我现在上手就写。我感觉到自己被解放了。还有巴别尔的方式，就是写好以后，有机会就去修改。这样也能使写作变得愉悦起来。 文学奖：你对文字的虔诚，在当代文学创作者中已经很少见，这种虔诚是如何形成的？ 阿乙：我能写作，已经得到自己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用“瘾”来替代“虔诚”会让我自在一点。我对写作有瘾。我很多试图尝试、创造的事情都通过写作完成。 文学奖：你的写作养分主要是从哪里来？有没有文学上的弑父情节？ 阿乙：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警惕自己不要迷恋博尔赫斯。然后这样的警惕没有多少效果。我热爱的作家太多。我读过的作家也很多。他们的养分不知不觉来到我身上。这没有什么好自豪的。不读书的作家我认为根本不存在。存在了也只是一两个人瑞。 文学奖：作为一个成熟的写作者，觉得有什么写作上的技术问题仍困扰着你吗？ 阿乙：我很难抬起头写。也就是说我虽然会打很细密的提纲，但仍然缺乏大局观。我的细节没有问题，但是我缺乏宏大操作的能力。所以我写长篇很少。我渴望在这方面得到改变。 文学奖：许多作家害怕谈论正在写的作品，你会害怕吗？ 阿乙：我不会。 文学奖：除了写作之外，你有没有受到过其他艺术形式的诱惑？ 阿乙：做其他事情要有幼功、训练以及快速接受的能力。我比较缺乏。我很喜欢有几项才能的人。 文学奖：写作至今，有没有一个你一直想要书写却仍未写出的故事？ 阿乙：我一直想写张文祥刺马的故事。但是道德感太强。我写就是因为对中国人的冷漠和坏存在失望。我想写张文祥、项羽这样一些让人温暖的中国人物。但是这些年都没写，那就说明，我只是有说教的欲望，而没有写作的冲动。我再等等看。 文学奖：你觉得作家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应该有怎样程度的关心？ 阿乙：这是个可以谈一夜的话题。我觉得这是我汗颜的地方。在过去，我并没有很好地尊重那些为良知而写作的作家。今天，在这些作家越来越缺少时，我感到难受。我们应该保持介入社会现实的热心。应该学习哲学，应该思想，应该有所言论。但这些都少了。作家活着应该承担责任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