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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五四语言转型中，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而处在聚光灯之外的中国小说语言从传统白话到现代白话的变革则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五四以后，小说一跃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文体，这个变化可能对文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个时期，中国小说中白话文的改造主要有两个向度：语言的口语化和欧化。1918年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给改造旧白话开出的药方就是“乞灵说话”和“直用西洋文的款式”。五四以后，中国作家也的确按照傅斯年给出的建议对传统白话加以改造，从而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白话的现代白话。但是在今天看来，现代作家改造传统白话的方式所针对的主要也是汉语的诗性传统，改造的结果是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传统白话的诗性内涵。 在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作家对传统白话的改造当然有充分的合理性。传统白话受到史传文学和说唱文学，特别是受到文言的影响，过于简略、概括，按照瞿世英的说法，它“能记载而不能描写，能叙述而不能刻画”，茅盾曾轻蔑地把它称为“记账体”。传统白话这种表意策略上的缺陷，让它更适宜讲故事，而难以精细地刻画人物，表述复杂的人生体验。因而要实现中国小说的改造，首先就要实现语言的改造，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现代白话就没有现代小说。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过多地使用口语与欧化语也不是没有缺点。大量使用口语，可使小说语言灵动、活泼，但使用不当会导致直白、散漫；语言的欧化，可以使语言细腻、严谨，但汉语被套上语法与逻辑的重枷以后，也会显得烦琐与乏味。 在中国语言变革久已成为历史的今天，中国作家的任务恐怕不是继续扩充语言中的口语和欧化成分，而是纠正五四时期的矫枉过正之弊，通过汲取传统汉语中的诗性成分，改变现代白话的枯燥、直白，丰富语言的表现手法，拉开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的距离，继而打造一种既精密、复杂，具有逻辑性，同时又含蓄、蕴藉的文学语言。 在古代汉语的两种书面语中，中国作家再造诗性传统，应当关注的首先当然是文言，从五四到新时期，其实很多作家也一直都在以文言作为汲取诗性的主要源泉。在新时期，汪曾祺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探索与实验。汪曾祺小说中其实文言的词汇、句法并不多，但他借鉴了文言的许多表意策略，例如炼字、注重语言的“笔墨情趣”，注重文气、意境等。汪曾祺说：“小说作家在写每一句话时，都要像第一次学会说这句话……语言写到‘生’时，才会有味，语言要流畅，但不能‘熟’。”“小说家在写一个字的时候，总得有许多‘言外之意’。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在新时期作家中，除了汪曾祺，像贾平凹、阿城、何立伟、格非、蒋韵、阿袁等都探讨了从文言中借鉴吸收诗性成分的可能。 在文言之外，中国作家借鉴、吸收诗性成分的另一个源头是传统白话。传统白话的缺点是弱于做精细的描写，但是它灵动、简练，长于讲故事。古代小说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场面描写，但是它在省略了细节以后，能把故事讲得生动与简略。传统白话也不是不能描写，古代作家为了描绘人物与场景创造了一种颇为特殊的白描手法。白描介于叙述与描写之间，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粗略的描写。与现代描写的区别是，它很少纯客观地描写对象，而是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不求形似，而求神似，主要不是写实，而是写意。中国古代小说曾大量使用白描手法，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现代作家当然未必整体借鉴、使用传统白话，但是适当学习，可以增加叙事的灵动、活泼，也可以依托传统白话创造特殊的叙事风格。 (责任编辑：admin) |